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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1978-2007：中国经济为何能够持续快速增长？
1978-2007年这30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0%。有这样一个拇指法则，如果一个经济体年均增速为X%，那么该经济体经济总量翻一番就需要70/X年。换言之，在这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每7年就可以翻一番，增长速度相当惊人。本章将从上篇引言中提到的生产函数入手，来解释为何中国经济能够在这30年间持续快速增长。下面将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维度来展开分析。
一、劳动力数量：两个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1978-2007年期间持续快速增长，在劳动力数量方面，主要源自两个人口红利。我们将它们分别称为人口红利I与II。
人口红利I，是指在1978-2007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在不断上升的。如图1.1所示，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6]由1990年的66.7%持续上升至2010年的74.5%。在1990年，每四个中国人中有三个是工作年龄人口。而到了2010年，每五个中国人中有四个是工作年龄人口。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劳动者比例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自然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速。
资料来源：CEIC。
图1.1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图1.1中工作年龄人口占比这根曲线，在1990-1999年仅缓慢上升，在2000年却发生了跳跃式上升（约2.5个百分点），随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在2000年以后加快上升的另一面，是未成年人占比在同一时期的快速下降。如图1.2所示，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与未成年人占比基本上呈现对称性反向变化。导致未成年人占比持续下降的原因，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如表1.1所示，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全面实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2000年未成年人占比的跳跃式下降（约2.5个百分点），很可能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年变得更加严格了。
资料来源：CEIC。
图1.2 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表1.1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六个关键时点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计划生育”条目。
人口红利II，是指在1978-2007年，中国出现了大量年轻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由于农村人均收入显著低于城市人均收入，因此大量低收入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就持续压低了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使得城市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
我们可以用两个间接证据来分析人口红利II。如图1.3所示，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上升至2007年的877元，年均增速仅为6.9%。如图1.4所示，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占城市人均收入的比重，由1983年的54.9%下降至2007年的31.8%，而后者也是1978年至2019年期间的最低值。上述两方面数据均显示，农村人均收入无论是与通货膨胀相比还是与城市人均收入相比，增长均比较缓慢。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则是城市农民工市场上持续供过于求，进而压低了农民工收入水平。不过，人口红利II要发挥作用，有个前提条件不可或缺，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的人均收入显著低于城市。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一点似乎天经地义。然而，如果对比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起飞时期，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远没有中国的那么大。
资料来源：CEIC与笔者的计算。
注：笔者将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1978年为基期的CPI定基指数，得到基于1978年物价的农村真实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1.3 中国农村的人均真实可支配收入变化
资料来源：CEIC与笔者的计算。
图1.4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的比较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很大，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仿效苏联，实施了一整套快速工业化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各种内忧外患，急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全面借鉴了苏联政府的工业化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将全国的资源尽可能集中到城市，以促进快速的工业化。[7]换言之，这是一套城市从农村萃取资源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两大基石。基石之一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制定的。为了推动资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国家计委人为地抬高工业品价格，同时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然后让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相互交换。农村的各类资源，自然就会通过这个价格剪刀差，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8]
基石之二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9]如果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那么一旦农民发现上述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就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一名市民。如果农民都这样做，城市从农村持续萃取资源的方式就难以为继。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严格的以城乡分割为特征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这就把农村劳动力锁定在农村，源源不断地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萃取财富。
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两大基石，中国政府实现了城市从农村持续萃取资源，进而集中全国之力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快速发展壮大自然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制度长期实施的后果，自然是农村人均收入显著低于城市。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政府慢慢放松城乡劳动力流动藩篱的过程。随着城乡流动的限制逐渐被放开，人均收入偏低的农村劳动力自然会大规模流入城市去改善收入水平，由此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就构成了人口红利II。[10]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I是数量方面的红利，意味着总人口中工作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人口红利II是价格方面的红利，意味着大规模低收入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压低了城市的工资水平，进而使得城市能够得以发展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红利I和II的结合，就构成了劳动力数量这一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人力资本：高回报激发高投资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快，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但问题在于，如何衡量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呢？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的质量，在传统文献中，大致可以用人均受教育程度与人均寿命来进行衡量。而人力资本投资，则可以用一个国家教育支出与医疗支出各自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比较新颖的衡量标准。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将家庭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的比例。这是一个更加微观的衡量标准。为什么只看中低收入家庭，而不看所有家庭呢？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高收入家庭，均有很强的动力将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国别差异更加显著。
尽管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然而从笔者的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子女教育支出占这些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也应该不低。为什么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呢？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是因为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很高。
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中国农村家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一个最有天赋的孩子上学。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学费不高，而且有一定的补贴，因此这个孩子上学之时，就是家庭减负之日。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如公务员、国企员工或外企员工），他（她）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孩子进城工作之后，他（她）还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与身份的跃迁。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个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整体投资回报率很高。
从更深层次来看，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较高，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强。因此，草根阶层出身的孩子可以在自己家庭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甚至有可能帮助整个家庭实现阶层跃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就是这样一个帮助草根阶层实现阶层跃迁的最重要机制。当时有两句俗语可以用来很好地刻画上述阶层跃迁的故事，一句是“知识改变命运”，另一句则是“鲤鱼跳农门”。
我们可以用“代际受教育相关性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性。这个指标是指父母一代人与子女一代人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代际受教育相关性越高，说明该国阶层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表1.2比较了全球若干国家的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阶层流动性最低，表中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最高的7个国家都来自拉美。相比之下，丹麦、英国、北爱尔兰、芬兰、挪威等西北欧国家的阶层流动性相对较高。有趣的是，中国农村的阶层流动性在表1.2中高居第二。表1.2的调查时段是1994年至2004年。这说明在该时期内，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是较高的，这造就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高回报率。
表1.2 各国代际受教育相关性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Hertz等（2007）。
注：调查期间为1994年至2004年，除了秘鲁（1985）、马来西亚（1988）与巴基斯坦（1991）。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阶层流动性很高呢？追根溯源，这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十年动乱高度相关。在“文革”中，很多精英阶层的人士被打倒，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以致“文革”结束后，中国精英阶层一度出现了断层。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倡导下，中国政府采用了通过高考来选拔培养人才的机制。当时的高考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言还是较为公平的。年轻人不论出身，只要能够考出高分，就能获得上大学的权利。在那段时期里，大学生供不应求，只要能考上大学，通常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进而实现阶层跃迁。换言之，“文革”虽然是场大灾难，但提高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综上所述，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很高呢？“文革”的爆发造成精英阶层人数锐减，形成断层，为了重建精英阶层，改革开放之后高考成为选拔培养人才的重要机制。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给草根阶层出身的年轻人提供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11]这就提高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从而使得他们愿意将家庭收入的较大部分投入子女教育。由此，人力资本得以快速积累，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三、实物资本：旺盛需求与低融资成本造就高投资
资料来源：CEIC。
图1.5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变化
实物资本即固定资产。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很快，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也一直很高。如图1.5所示，1996年1月至2007年12月，中国月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的均值高达21.8%，是同期内GDP增速的一倍以上。如图1.6所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与GDP的比率）由1983年的32.4%上升至2004年的42.7%。可以说，改革开放后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驱动的。正如林毅夫等（1994）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具有很高的资本积累率。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技术进步，都需要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积累提供支撑。
资料来源：Wind。
图1.6 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
为什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很高呢？既然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在市场化经营，因此投资增速高的主要原因自然是投资回报率高。为什么1978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需求都很旺盛。从内需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一穷二白，几乎所有商品都很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家生产各类商品的收益率均很高。只要企业家进行投资，投资形成了产能，产能转化为产品，就不愁找不到销路。从外需来看，随着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还能通过出口源源不断地销售到全球市场。此外，在1978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内，世界经济虽然局部危机不断，但没有爆发过全球性金融危机，整体经济增长态势相当不错。我们可以用中国经济增速来表示内需增长，用全球经济增速来表示外需增长。1978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0.0%。根据Wind的数据，在1980年至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达到3.6%。而在2002年至2007年（即中国入世后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年均增速高达4.8%。在内外需均很旺盛的时期，中国企业家基本上不知道产能过剩为何物，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很高。
第二个原因是，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成本普遍较低。虽然中国的投资率很高，但幸运的是，中国的储蓄率更高（见图1.7）。因此，中国不必像拉美国家或者南欧国家那样，要靠国外融资来支持国内投资，因为中国的高储蓄足以为本国投资提供资金融通。那么问题就转变为，为何中国储蓄率在1978年至2007年总体上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Wind与笔者的计算。
注：资本形成率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储蓄率为1减去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
图1.7 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
中国高储蓄的原因大致包括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中国居民由于预期未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会面临大额支出，因此倾向于削减当期消费）、中国居民面临流动性约束（中国居民在借钱消费上面临障碍，因此难以扩大当期消费）、儒家文化提倡未雨绸缪、中国家庭在过去的低收入时期形成了低消费习惯等，这些理由都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张明，2009）。[12]
然而，决定中国国民储蓄率变动的最重要的理论，是生命周期理论。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是指一个人只是在工作期间才有能力储蓄，而在人生的两头（婴儿时期与老年时期）都是在消耗储蓄（婴儿时期是消耗上一代人的储蓄）。这就意味着，如果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那么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就通常会上升，反之亦然。
推动中国储蓄率在1978年至2007年持续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是人口红利I。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由1990年的66.7%持续上升至2010年的74.5%，这自然会推动中国储蓄率的上升。高储蓄可以为国内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压低了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提高了中国企业家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13]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旺盛的内外需增长，另一方面是高储蓄压低了融资成本，这两者共同提高了中国企业家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从而造就了持续快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四、技术：后发优势驱动快速进步
在改革开放之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是很快的。技术进步有外源驱动与内生驱动两种模式。在更大程度上，这一时期内的技术进步更多是外源驱动的。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技术都显著落后于全球先进水平，因此可以引入外部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提高，推动国内技术进步。这种后发优势是中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原因。林毅夫等（1994）指出，相对于技术开发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要低得多。购买专利的成本只是原有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然而，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之一是中国技术水平距离全球先进技术的差距要足够大。技术落差越大，中国就可以越充分地发挥后发优势。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不用一步到位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只要引入比国内技术水平先进一些的技术就可以了，这会降低引入技术的成本与难度，并逐步塑造中国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学习能力。
前提条件之二是中国经济的体量要足够小。毋庸讳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在引进外国技术时，采取了很多不规范的做法，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充分支付市场对价。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盗版软件。在那段时期，外国企业与外国政府不是不知道中国国内这些不规范的做法。他们之所以没有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体量很小、中国企业竞争力不强，还没有被外国企业与政府视为重要竞争对手。
综上所述，较大的技术落差，加上较小的经济体量，共同塑造了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后发优势，推动了中国在1978-2007年的快速技术进步。[14]
五、制度：10年一次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
国内制度越是能对劳动者与企业家提供正向激励，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反之亦然。例如，林毅夫等（1994）指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以下三方面痼疾：其一，计划配置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其二，缺乏竞争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其三，劳动激励不足，企业经理人员、工人、农民都没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消极工作与搭便车成为普遍现象。又如，黄益平等（2012）指出，中国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之所以尚未取得显著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政策措施没有真正涉及政府官员与经济部门的激励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部制度改革的历史。不过，笔者在这里所谈的制度改革，并不是指制度的小修小补，而是重大经济制度改革。
虽然中国经济在1978-2007年这30年间取得了年均10%的增长，但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还是很大的（见图1.8）。幸运的是，每次当经济增速下滑至较低水平时，中国政府都会进行一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而在改革之后，经济增速便触底反弹、重新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
图1.8 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
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发生的时间如图1.8中的椭圆所示：第一次改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核心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与城市企业承包制改革；第二次改革发生在1992-1993年，核心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第三次制度改革发生在1998-2001年，核心是江泽民、朱镕基这届政府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及中国在2001年年底成功加入WTO。[15]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如表1.3所示，在1995年，中国国有企业面临严重问题，例如利润总额仅略高于亏损总额，产值利润率低下等。但在经历了1998年国企改革之后，虽然中国社会一度面临数千万人下岗带来的挑战，但在国有工业企业数量锐减的前提下，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快速增长，产值利润率显著上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显著下降。这意味着，1998年前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表1.3 1998年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前后发生的重大变化
资料来源：王小鲁（2019）。
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取得成功的过程，也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如表1.4所示，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非国有经济部门对GDP增长加速的贡献不断上升，在21世纪初对增长加速的贡献超过了90%。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快速增长，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表1.4 不同阶段三大要素对增长加速的贡献因素
资料来源：王小鲁（2019），笔者对原始表格进行了汇总整理。
上述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频率基本是每10年发生一次。这些改革从根本上而言，都提升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微观主体（劳动者和企业家）的工作积极性，形成了正向激励机制，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强劲增长。正如林毅夫等（1994）所指出的，中国通过深化制度改革，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向生产可能性曲线靠近，从而成功地把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他们还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归纳为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与非激进改革四大特征。韦森（2017）也认为，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正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小结
本章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与制度这五个层面，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见本书彩插上的思维导图）
从劳动力数量来看，经济高增长源自两个层面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I是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这是一个数量方面的红利。人口红利II是指大量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压低了城市的工资水平，使得城市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价格方面的红利。
从人力资本来看，“文革”造成中国精英阶层出现断层，中国政府选择通过高考这一比较公平的制度设计来选拔培养人才，这提高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进而提高了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最终促进人力资本快速积累。
从实物资本来看，一方面，较快的国内外经济增长提供了旺盛的内外部需求；另一方面，人口红利I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为投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而压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旺盛的内外需求与较低的融资成本，共同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
从技术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技术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落差，再加上中国经济的体量较小，使得中国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
从制度来看，在1978-2007年这30年间，每当中国经济增速滑落至较低水平时，中国政府都会进行一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10年一次的重大制度改革，增强了微观主体的正向激励，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强劲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