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现代人如何保持联系

组织我们的社交世界

2013年7月16日，一位精神异常的纽约女子从曼哈顿的一家寄养所绑架了她7个月大的儿子。经验表明，这种情况，每过一个小时，找到孩子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警方非常担心男婴的安全。由于没有线索，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家紧急警报这一庞大的社交网络，他们向这个城市数以百万计的手机发送了短信。在凌晨4点之前，无数纽约人被这条短信惊动：

图4–1 安珀警报短信

警报中给出了绑架婴儿的汽车的牌照，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这辆车，随后报警，婴儿也很快被救回。这条信息冲破了人们的注意力过滤器。

3周后，两位儿童在圣迭戈附近被绑架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发出了一个区域性的、后来发展到全州性的失踪人口警报。这条警报通过远程桌面呈现协议发送给了加利福尼亚上百万的手机用户，并在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大型电子屏上滚动播放。这些电子屏之前通常是用来发布交通状况的。跟上例一样，被绑架儿童也成功获救。

图4–2 失踪人口警报

这一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科技的进步。我们人类天生就懂得保护幼小，甚至是与我们无关的幼小。每当我们读到恐怖袭击或战争暴行的消息时，最痛苦、最本能的反应是看到孩子受到伤害时。这种反应是人类共有的，是天生的。

安珀警报是众包的一个典型例子——扩散到群众当中去——这种技术被成千上万的人用于帮助解决那些用其他方式看起来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众包现在已经被广泛运用，包括用于计算野生生物和鸟类的数量，这也给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辑提供了例子与参考，帮助他们解释那些含混不清的文字。美国军方和执法部门也对此产生了兴趣，让大量普通百姓加入信息收集工作可以潜在地增加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众包是我们组织社交世界的一个范例——我们的社会网络——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利用各种资源、专业知识，以及许多个体的物理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大脑外部扩展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人类为了某种共同利益，将行为、感知与大量大脑认知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2009年12月，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隶属于美国国防部）拿出4万美元，悬赏找到他们放置在美国大陆上的10个气球。DARPA创建了网络（更精确地说，他们设计并创建了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现在的万维网正是仿照此形成的），目前的问题是美国如何解决国家安全和国防等大规模问题，以及测试美国在遭遇紧急情况时的调动能力。将“气球”替换成“脏弹”（一种放射性武器）或者其他爆炸物，这些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就清晰可见了。

在预先指定的某天，DARPA在美国国土范围内的不同地方藏下10个大型红色气象气球。气球直径为8英尺（1英尺等于2.54厘米）。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正确识别10个气球精确位置的人将获得4万美元奖励。比赛刚一公布，就有专家指出，采用传统的情报收集技术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揣测，人们都好奇这个问题究竟将如何得到解决。连着几个星期，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实验室的餐厅里都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这一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获奖团队将利用卫星图像，但这只会让问题变得更棘手。他们如何将美国分成若干可观察的区域，然后使用高倍成像技术发现气球，与此同时还要快速浏览数量庞大的照片？卫星图像的分析工作是否需要一屋子的人才能完成，或者获胜团队是否完善了计算机视觉算法从而将红色气球与其他气球以及红色物体区分开？（如何有效地解决沃尔多在哪儿这一问题？直到2011年，计算机程序终于破解了这一难题。）

人们的进一步猜测围绕着侦察机、望远镜、声呐、雷达、频谱图、化学传感器、激光器等仪器的使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汤姆·汤布雷洛，提出了一种更狡猾的做法：“我会想出一个办法，在他们藏起气球之前，就在气球身上植入GPS跟踪设备。这样一来，找到气球就会变得很简单了。”

53个队伍、4300名志愿者参与了此次比赛。获胜队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队伍，他们仅用了9个小时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切是怎样做到的呢？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使用高科技成像或侦查技术，而是——正如你所想的那样——组成了一个大型临时合作侦查社会网络，众包。麻省理工学院团队为找到每个气球，只花费了4000美元。如果你恰巧在附近看见了一个气球，那么只需要将正确的地理位置告诉他们，你就可以获得2000美元；如果你所招募的朋友发现了气球，你的朋友将获得2000美元，而你也会因为鼓励你的朋友加入寻找的队伍而获得1000美元；如果你朋友的朋友找到了气球，你会因为三级推荐而获得500美元，以此类推。一个人找到气球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你所认识的每个人都雇用他们所认识的人，他们认识的人又继续雇用他们所认识的每个人，你就可以创建一个眼网，理论上这个眼网可以覆盖整个美国。社交网络工程师、国防部工作人员都很好奇，如果真的遇到全国性的紧急情况，例如搜寻一枚错误的核武器，究竟需要多少人才能覆盖全美。DARPA气球事件告诉我们，答案仅仅是4665人、9小时。

很多人——公众——都可以帮助解决大问题，不仅仅是诸如政府部门之类的传统机构，维基百科就是众包的一个范例。维基百科鼓励任何能够提供信息的人都参与进来，通过这种方式，维基百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参考书。Kickstarter（一个专为具有创意方案的企业筹资的众筹网站平台）把维基百科对百科全书的贡献方式，运用于风险投资：超过450万人募集了7.5亿多美元用于投资电影人、音乐家、画家、设计师和其他艺术家的大约5万个创意项目。Kiva（一家公益型的网络借款平台）应用了银行的理念，利用众筹小额贷款，帮助发展中的小企业实现经济独立。前9年，Kiva募集到了来自100万出借人的外包投资，向70个国家、近百万人发放了贷款，总额约为5亿美元。

参与众包的人通常都是业余爱好者和热心人士，当然情况不可能完全是这样。众包最常见的形式是Yelp（美国最大的商户点评网站）、Zagat（美国一家对旅游相关服务企业的评估网站）等网站上的客户点评，以及诸如亚马逊网站之类的产品打分。过去，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存在一批专业点评人，他们会在诸如《客户报告》之类的报纸和杂志上分享自己对产品和服务的看法。现在，随着猫途鹰（TripAdvisor）、Yelp、Angie’s List等点评网站的诞生，普通大众也可以写下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了。但是，这也有两面性。一方面也是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可以从上百人的经历中知道某家旅馆是否干净、安静，某家餐馆是否油腻且分量少。但另一方面，这一旧的系统也存在不足。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点评人都是专业的——他们以此为生——他们有丰富的经历可以分享。如果你正在阅读某家餐馆的点评，你会希望点评来自某个曾经光顾过多家餐馆的人，而不是某个只光顾过几家餐馆、参照很少的人。汽车和音响设备点评人通常会从专业角度点评产品的各项性能、测试结果，以及其他我们很少关注的问题，他们甚至会关注湿滑路面防抱死制动系统的功能。

众包已经成为点评的一种民主化的理论，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就轻信这些点评。你能够相信大众吗？是的，但也不是。其他人都喜欢的东西你不一定就会喜欢。想想某个你所喜欢的音乐艺术家或者书籍，也许他（它）们一点也不流行；或者想想某个你很不喜欢但却很流行的书籍或电影。但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说，大众的结果更接近事实。拿一个大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上百颗果冻豆，然后让人猜里面有多少颗豆子。虽然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错误的，但他们答案的平均数却与正确答案惊人的接近。

亚马逊、网飞、潘多拉和其他内容提供商已经开始在数学算法中运用群众的智慧，他们称其为协同过滤。这是一种追踪相关相连行为的技术，用于给客户提供建议。如果你在某个网站上看到这样一行字：“购买过此商品的用户还喜欢”，那么你就获得了第一手的协同过滤。这种算法也存在一定问题，它们无法将那些可能干扰准确性的一系列细微差别和情况考虑进去。如果你刚刚为波沙阿姨买了一本园林书籍，那么你会收到一系列有关园林书籍的链接——这都是给你的建议——因为这种算法不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园林，你买的这本书只是一份礼物而已。如果你曾经给孩子下载过电影，那么当你想要找寻一部好的成人电影时，你会发现网站给你推荐的都是儿童电影。

导航系统也利用了众包。当你手机上的Waze软件（利用导航系统来获取路面交通信息的免费手机应用）或者谷歌地图基于目前的交通状况，告诉你去机场的最佳路线时，它们是怎样知道当时的交通情况的？它们会追踪你的手机，以及上千位其他手机软件用户，通过手机的移动确定交通状况。如果遇到交通堵塞，你的手机就会在连续的几分钟内发出相同的GPS定位；如果交通状况良好，你的手机就会跟汽车一样快速移动，这些软件正是基于此给出参考路线。所有的众包，整个系统的质量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用户的数量。从这个方面看，它们与电话、传真机、邮件类似：如果只有一两个人使用，它们还不够好——他们的实用性随着用户的增多而增加。

艺术家兼工程师萨尔瓦托雷·亚科尼斯也利用了众包。他将自己的脑癌治疗方案的所有医疗记录都放在网上，之后收到了50多万条回复。医生们就这些医疗意见做出讨论，形成统一的意见。“解决方案来自世界各地，结合了百年人类历史和传统方案”，亚科尼斯说道。通过浏览建议，他在选择常规手术的同时还会结合一些替代疗法。他的癌症病情目前也已经有所缓解。

众包最常见的运用其实是reCAPTCHAs网络识别工具。reCAPTCHAs是网站经常给出的一些扭曲的单词，目的在于防止电脑或者机器人程序获得进入安全网站的途径。这些问题对机器人而言通常会很难，但对我们人类而言却很简单（CAPTCHA是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图灵测试的首字母缩写。reCAPTCHAs还有循环利用的意思——因为它循环利用了人类的处理能力）。reCAPTCHAs充当了自动程序的哨兵，可以防止它们入侵网站，窃取邮件地址和密码，发现网站弱点（例如，计算机程序可能会购买大量音乐会门票，然后再以高价卖出）。那么这些扭曲的单词源自哪里呢？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来源于谷歌正在进行数字化的旧书页面或者文本。谷歌电脑无法破译这些文字。对个体而言，单个reCAPTCHAs只需花费10秒时间，但是如果每天破译2亿个的话，就得工作超过50万个小时。为什么不让这些时间创造更大的价值呢？

将书面材料自动扫描成可搜索文本的技术目前还不成熟。许多人类可以辨别的单词，计算机都可能会误读。以下是一个源自谷歌扫描的例子：

图4–3 扫描文本单词匹配

当文本被扫描之后，两种不同的OCR（光学字符识别）程序就会将网页上的斑点与已知的单词进行匹配。如果程序不赞同这个匹配，那么这个单词会被认为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reCAPTCHAs就成为一个需要用户解决的挑战。但系统如何知道你已经正确地猜出来了一个单词？其实它并不知道！但reCAPTCHAs会将未知的单词与已知的单词进行配对；如果它认为你已经解决了这个单词，那么你是一个人，你对未知单词的猜测就是合理的。当几个人对未知单词都得出统一的答案时，这个单词就会被认为已经解决，关于该单词的信息就会被扫描进去。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通常用于处理电脑不擅长的任务。但在人类看来，这些任务可能会很愚蠢、很无聊。《科学》杂志上出版的最近一项认知心理试验，正是利用了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寻找试验对象。志愿者（每人获得3美元）需要阅读一篇故事，然后参加一个测量同情值的测试。同情需要在相同的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切换，这就需要用到大脑的神游模式（负任务网络），以及前额叶皮层、扣带、扣带到颞顶的连接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在思考其他人时，通常不会调动大脑的同情区域。这项研究发现，阅读文学小说（而不是通俗小说或纪实作品）能够更好地检测出人类的情绪，他们提出的理论是，文学小说能够调动读者解码人物的思想和动机，但流行小说和纪实作品通常没有那么复杂，无法达到这个效果。这个试验需要数百名参与者。如果采用试验室物理参与者，试验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当然，欺骗也是大脑的特质之一，任何运用众包的人都需要学会权衡。当我们阅读某家餐馆的在线点评时，你无法知道这些点评是来自那些真正光顾过这家餐馆的人，而不是老板的妹夫。对于维基百科而言，真正的权衡是贡献并浏览过这些文章的人的数量。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在一大群人中，骗子、撒谎的人，以及其他极端反社会分子，只能算作少数。不幸的是，这个假设并不总能成立，但大多数时候，它是成立的、有用的，并且值得信赖的，也是付费专家节省成本的选择。

专家们认为，“群众永远是对的”，但这个结论并不总是正确。有些人会很固执、很教条，与此同时，还容易被误导。专家监督可以有效改善众包项目的准确性和成功率，如维基百科。纽约散文家亚当·戈普尼克解释说：

如果大家都轻易赞成，那就很好；但是如果大家对价值或事实，例如资本主义的起源，存在很大分歧，实际上也很好，你可以两者都采纳；但是如果一边是对的，一边是错的，但是你却不知道孰对孰错，那就麻烦了。在维基百科中，莎士比亚作者身份页面和都灵裹尸布页面都有一些相互冲突的场景以及一些不可靠的信息。创造论者与进化论者一样充斥着网络空间，并尽可能将他们的思维延伸到网络空间。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那些愚蠢的顽固力量。

现代社会网络，沉闷的老古董与奇妙的新机遇并存。

现代社会关系是不是太复杂而变得不好组织了？

文化、社交世界的变化以及与他人的沟通方式，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挑战。想象一下如果活在13世纪，你也许会有四五个兄弟姐妹，还有四五个不到两岁就死去的兄弟姐妹。你住在一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里，地板很脏，屋子的中间有一个取暖的火炉。你跟你的父母、孩子、姑姑、舅舅、侄儿、侄女都挤在这一个房间里。你的日常活动都与其他20位家庭成员紧密相连。你认识好几百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你都了解。你会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陌生人，因为你很难遇到他们。你一生遇到的人加起来还没有现在曼哈顿大街高峰期走一圈遇到的人多。

1850年，欧洲居住在一起的家庭人口平均数从20人跌至10人；1960年，每个家庭平均只有5人居住在一起。今天，一半的美国人都单独居住。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小孩，那些有孩子的人也不像以前有那么多小孩。万年光阴，人类生活始终围绕着家庭演变。在工业化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我们的社交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建立许多重叠的社交世界——通过工作、爱好和社区。我们会与孩子们的家长成为朋友，会与狗狗的主人成为朋友。我们会与大学、中学结交的朋友建立并维持着社交网络，但却越来越疏于与家庭维持社交网络。我们会结识更多的陌生人，会以新的不同方式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隐私的概念，与200年前大有不同。19世纪之前，在路边客栈与他人共享房间与床铺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客栈的日记里会记录下某位客人抱怨另一位晚到的客人半夜三更爬上他们的床铺。正如比尔·布赖森在他《家中》一书描述的那样，“那时候，很多仆人都睡在主人床脚的位置，无论他的主人会在床上干什么”。

人类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互惠互利、利他、商业、身体吸引以及传宗接代等有关的行为习惯之上。我们已经从离我们最近的生物学亲属——猴子和类人猿身上学到了很多心理现实。社会亲密也会出现不愉快的副作用——竞争、嫉妒、猜疑、感情伤害和社会地位竞争。猩猩和猴子生活在比我们现在更小的社会世界，通常一个生活单元的个体数量还不到50。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导致他们竞争分裂。相比之下，数以万计的人类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城镇和城市，并且还共同生活了好几千年。

怀俄明州的农场主或佛蒙特州的农村作家可能一个星期也遇不到一个人，但沃尔玛的迎宾员可能每天会与1700人进行眼神接触。我们看到的人构成我们的社交世界，我们会含蓄地对他们进行分类，将他们划分为各种各样的组别：家人、朋友、同事、服务提供者（银行柜员、杂货店店员、干洗店店员、汽车修理工、园丁）和专业顾问（医生、律师、会计师）。这些类别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你的家人可能包括你的核心家庭、你希望看到的亲戚以及不希望看到的亲戚。有些同事你可能愿意下班后与他们一起喝啤酒，但有些不会。这都取决于具体情况：你喜欢在工作时应酬的人不一定是那些你会与他们周末一起去海边的人。

一些环境因素——你的工作住所、个性，都会增加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怀俄明州的农场主也许会将比较稳定的少数人算进他的社交世界；艺人、《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以及一些公众人物也许每周都会遇见上千人，出于某些个人原因或工作原因，他们也许会希望与其中一小部分人继续接触。

那么，你究竟该如何记住这些你希望联系的人呢？著名律师罗伯特·夏皮罗给了我们一个实用的系统。“每当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都会做笔记——无论是在他们的名片上还是在一张纸上。我会记录下是怎么遇见他们的、他们的专业领域，如果是别人引荐的，我还会记录下推荐人。这有助于记住我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会记下还有谁一起吃饭。我把这一切都给我的秘书，她会将这些打印出来，存入到我的联系人列表。”

“当然，对于那些我经常见面的人，这个系统会更加复杂。当我最终了解他们时，我还会在联系人列表上增加他们配偶的名字、他们孩子的兴趣、我们一起做事时的地点与时间，也许还有他们的生日。”

辉瑞制药区域医疗产品专家戴维·戈尔德，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假设我在2008年遇见了威尔先生，我会在手机备注程序上写下我们谈话的内容，然后发送给我自己。然后，当我在2013年再次见到他时，我可以说‘我记得我们曾经谈过纳曲酮之类的话题。’”这不仅为我们的沟通提供了背景，也提供了连续性。这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大脑厘清了头绪，也深化了两次会面与交流。

纽约大西洋唱片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卡尔曼——他的职业生涯依赖于能够保持数量庞大的联系人：经纪人、经理、制片人、员工、业务同事、电台经理、零售商，以及许多他标签上的音乐家，从艾瑞莎·富兰克林到芙洛·里达，从齐柏林飞船乐队到杰森·姆拉茨、布鲁诺·马尔斯、米西·埃莉奥特。卡尔曼拥有一个多达14000人的电子联系人列表。这些文件可能还包括他们上一次谈话的时间，以及他们是怎样与数据库中的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带给这种规模的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在于，你可以根据几个不同的参数进行搜索。一年之后，卡尔曼也许只能记住刚刚见过的人的一两件事情，但他可以搜索联系人列表，找到正确的词条。他也许只记得一年前他们在圣莫尼卡吃过午餐，或者他通过昆西·琼斯认识了一个人。他可以搜索联系人见面的最后时间，确定有哪些人他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看到的那样，当界限灵活模糊的时候，分类是最有用的。社会分类因此获益良多。朋友这个概念取决于你离家多远，你的社交生活有多繁忙，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如果你在布拉格旅行时碰到一位高中时期的朋友，你会很高兴地与他一起吃晚餐。但是回到家，你认识许多你愿意与其共度时光的人，你也许再也不会跟他一块出去。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动机和需要来组织朋友关系。这些可能出于历史原因（我们与学生时期的老朋友一直保持联系，我们喜欢维持早期时代的感觉）、互相倾慕、共同的目标、物理吸引、互补的特征、追求更高社会地位……理想状态下，朋友是那些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卸下防卫，做真正的自己的人（可以说，亲密的朋友是可以让我们进入神游模式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自由调节注意力模式，而不会感觉尴尬）。

显然，友情也会通过共同的爱好与憎恶对象而发展起来——我们很容易跟那些喜欢与自己做相同事情的人成为朋友。但这也是相对的。如果你是一位绗缝爱好者，镇上只有一个人跟你有相同的爱好，这个相同的爱好会让你们走到一起。但在绗缝大会上，你也许会发现某人的品位更适合你，因此你们有更深厚的基础，这也会无形中让你们联系得更紧密。这就是为什么在布拉格时一个来自家乡的人会成为你所欢迎的伴侣（终于有人会说英语了，可以跟我谈论超级碗比赛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你回到家时，你对这位朋友的兴趣会减弱，因为这时还有更多与你拥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由于我们祖先所在的社交群体变更很慢，他们一生遇见的都是几乎相同的人，他们几乎可以记住每一个需要记住的细节。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记住所认识的人以及新认识的人。认知神经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外化信息，清理大脑。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夏皮罗和克雷格·卡尔曼会在通信录中记录背景信息，例如他们在哪儿认识新朋友、具体谈论了什么、是谁介绍他们认识的。此外，文件中的小标签和小备注可以帮助我们组织词条——工作上的朋友、学校认识的朋友、儿童时代的朋友、闺蜜、熟人、好朋友——当然你也可以为一个条目添加多个标签。在电子数据库中，你不需要对条目进行分类，你只需要搜索感兴趣的关键词。

我意识到这也许看起来像是一种繁忙的工作——你花时间组织社交世界的数据，而不是真正花时间与他们待在一起。记住生日、记住某人最喜欢喝的酒，并不会与生活相矛盾，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紧密安排每一次相遇。这只是在组织你所拥有的信息，让这些自发的交往变得更具情感意义。

你不需要像大西洋唱片公司首席执行官那样在联系人列表中记录如此多的联系人，不需要被工作、家庭、时间、压力所压榨，让你无法拥有你想要的社交生活。第3章提到的《财富》100强老总的秘书琳达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与大量朋友和社交联系人保持联系——使用备忘录。一个备忘录就是一个提醒，一个能够唤起你记忆的东西。它在论文与电子日历中运用最为广泛。你可以设置一个频率——例如两个月——你希望联系朋友的频率。如果自从上次给他们发一条消息、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或者在脸书上给他们留言之后，你一直没有联系他们，这个提醒就会发挥作用。如此反复几次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你会开始希望按照这种方式保持联系；他们甚至会开始反复联系你。

记忆外部拓展并不仅仅包括人造器具，例如日历、备忘录、手机、钥匙扣、索引卡——它还包括人。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知晓你几乎不会用到的那些晦涩难懂的信息；你的配偶可以记住你最喜欢的波兰饭店名称。这种将人类囊括进记忆外部拓展的方式，学术上称其为交互记忆，包括社交网络中存在的人类所了解的你所需要的知识——例如，如果你没有杰弗里的电话，你可以找他的妻子帕姆、孩子赖德或者亚伦。如果不知道今年加拿大感恩节是在哪一天（你正好不在电脑旁），你可以问你的加拿大朋友伦尼。

关系亲密的夫妻会相互分担他们需要记住的东西，他们有一种默契，甚至不需要给对方分配任务。例如，大多数夫妻都有自己擅长而另一方不擅长的区域，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当这对夫妻遇到新信息时，擅长的一方会承担起记忆的责任，而另一方也会让自己的另一半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样可以免于他们自己记忆）。当出现夫妻双方都不擅长的新信息时，他们就会商量谁来承担责任。这种交互记忆策略确保了至少夫妻双方有一个人已经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一些维持了很长这种关系的夫妻，如果一方死去，另一方就会对以后的生活感到无所适从。可以说数据存储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我们人际关系的小圈子。

与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我们能否成功组织社交世界取决于是否了解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一种遗传，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融入某个地方，成为其中的一员。究竟属于哪一个群体，也许对有些人来说很重要，对某些人来说却不那么重要，只要我们是群体的一员、还未完全独立出来。尽管个体之间存在区别，但如果长期独自生活，会造成大脑神经化学的改变，最终导致幻觉、抑郁、自杀念头、暴力行为，甚至是精神病。社交隔离也是心脏骤停和死亡的风险因素，其危害甚至比吸烟还大。

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宁愿选择独自生活，但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问那些上下班的人，他们究竟愿意与旁边的人聊天还是独自一个人坐着。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宁愿自己一个人坐着——但必须与邻座的人聊天，想想就让人觉得厌恶（我承认我肯定也会这么想）。然后，研究人员将这些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独自坐着享受他们的孤独，另一部分人与邻座的人聊天。实验证明；与邻座聊天的人在上下班过程中会更愉快。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人的个性差异——无论测试者是开朗还是腼腆、外向还是内向，这个测试结果都经得起检验。

物种存在的早期，为了保护自己的群体不受猛兽和敌对部落的入侵、分享有限的资源、养育后代，以及治愈伤病，人们必须群体居住。社交网络能够满足人们深层次的生物需要并激活大脑前额叶皮层，以帮助我们定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监督我们的社会地位。这也激活了大脑边缘系统的情感中心，包括杏仁核，帮助我们调节情绪。这种归属感让我们感到舒适。

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交网站。2006—2008年，MySpace是世界上访问人数最多的社交网站，也是美国访问人数最多的网站，甚至超过了谷歌。现在，它就像是一座鬼城，空旷的街道上飘荡着一阵阵阴风。因为脸书快速增长并使之成为最主要的社交网站，目前它每月拥有超过12亿活跃用户，超过世界人口的1/7。脸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它满足了我们的新奇感，满足了与他人联系的渴望。它使我们能够只花一点儿时间，就与大量的人保持联系（对于那些真的只是想一个人待着的人，他们也可以与其保持联系，而无须真正看到他们）。

我们一生都在试着记住别人，在无数小纸条上记录别人的电话与地址，现在你可以通过搜索他们的名字进行查询，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或者让他们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一点也不麻烦。记住，之前生活在小群体中时，我们一生所认识的人就是那些从小就认识的人。但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大的变动性：我们会上大学或工作；当组建新的家庭时，我们会离开之前的家庭。我们的大脑带着一种遗留的原始渴望，渴望知道生命里的人会在哪儿结束关系，会在哪儿重新联系上，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解脱感。社交网站让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另外，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会跟某些人失去联系。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我们不会与那些不喜欢的人，以及那些随着时间流逝与自己相关度降低的人保持联系。现在，他们可以找到我们，他们也会希望找到我们。但是对数以百万的人而言，利大于弊。我们可以得到新的消息，就像街头公告员或发廊八卦带来的消息一样，这些消息持续进入我们的平板电脑与手机。我们可以定制这些消息，联系那些想联系的事情，以及我们最在乎的人，这是我们的社交自动收报机。它并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代替，而是一种补充，一种与那些遥远且繁忙的人保持联系的简单方式。

但这当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幻觉。社交网络供应商提供了宽度，但没有提供深度。我们渴望的是面对面的接触，虽然网络沟通可能剥夺了部分我们在这方面的渴望。最后，网络沟通成为一种补充，而不是面对面沟通的一种替代。电子沟通的代价也许是进一步限制了我们与他人沟通的生物能力。另一种被替换的跷跷板就是我们的注意力。

除了成为社会一员这一最基本的渴望外，大多数人还有更多的需求——有可以一块儿做事的朋友，有可以一块儿度过休闲、工作时间的朋友，有了解我们会遇到的困难并提供帮助的朋友，有可以给我们提供实际帮助、赞扬、鼓励、自信、忠诚的朋友。

除了陪伴，夫妻之间还需要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让另一半可以分享我们的个人习惯与想法——快乐、痛苦，以及害怕受伤的感觉。亲密感也包括形成某种默契——笑话中隐含的意义，只有你的另一半才懂得的一瞥——类似于某种心灵感应。亲密感让我们自由选择愿意保持亲密关系的人群（不需要展现虚假的自己），也让别人拥有这样做的权利。亲密感让我们可以自由谈论那些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对情感问题采取很鲜明的立场，而不需要担心会被嘲笑或拒绝。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看法——其他文化也许会认为亲密感并不是必需的，甚至不会这样定义亲密感。

男人和女人对亲密感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一点也不奇怪：女性比男性更注重承诺与沟通的连续性，男性比女性更看重性亲密与身体亲密。当然，亲密感、爱、热情并不总是会同时出现——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维度。我们希望友情与亲密感包含着互相信任，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正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那样，当涉及自身利益时，我们会天生本能地撒谎（这是无数沮丧与痛心的根源，更不用说是情景喜剧的情节了）。

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现代亲密感更多样、更多元、更复杂。纵观历史与不同的文化，人类很少像现在这样重视亲密感。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最初的99%——除了生育与生存，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干。婚姻与配偶键（生物学家们使用的词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繁殖，形成社会联盟。历史上的许多婚姻都是为了在邻近部落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防止因为资源有限引起的紧张和对立。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亲密定义的改变所导致的。我们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情感支持、陪伴我们、与我们亲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他们随时会具备各种功能——护士、咨询师、秘书、会计、父母、保护者、指南针、啦啦队长、按摩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保持魅力，维持他们的性吸引力，希望他们能够与自己的性胃口和喜好协调一致。我们希望伴侣帮助自己充分挖掘生活的潜力。我们的伴侣也正这样做着。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要求伴侣，原因在于我们有与至少一个人保持深层联系的生物需要。一旦这种需要缺失，它就会成为头等大事；一旦获得了这种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收获。处于这种关系的人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能够快速从疾病中恢复，也能够更长寿。事实上，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是衡量我们幸福指数与情绪健康指数最强有力的指标之一。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关系，又怎样维持这种关系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的人格特征。

尽管人与人之间有上千种不同，但与人保持良好关系最重要的人格品质是“乐群”。在科学文献中，乐群的基本特征是合作、友好、体贴、乐于助人——这种特质在人的一生中都比较稳定，并且在童年早期已经开始显现。乐群的人都能够控制不良情绪，如愤怒和沮丧。这种控制发生在额叶区，支配冲动控制，并帮助我们调节负面情绪。这个区域也控制着我们的执行注意模式。当额叶区受到伤害——例如损伤、中风、阿尔茨海默症或肿瘤——人类往往会最先丧失乐群这种特质，与此同时，冲动控制和情绪稳定也会受到损伤。这方面的情绪调节部分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获得冲动控制与愤怒管理正强化的儿童长大后通常会变成乐群的人。正如你想象的那样，一个乐群的人在维持良好社会关系中会占据巨大优势。

青春期的行为都具有不可预知性，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很大，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都受到朋友的引导。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自己得出结论。事实证明，在青春期有一个好朋友，是成为一个自律的成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更容易被人欺负和被边缘化的人，带着这种经历生活很容易成为孤僻的人。尽管乐群对我们后期生活帮助很大，但拥有一个乐群的朋友也能够防止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是乐群的人。拥有一个乐群的朋友会让男女孩都受益匪浅，但女孩将受益更多。

在诸多特质中，亲密关系，包括婚姻，受一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为强分类组合的特质影响。举例来说，婚姻组合会倾向于相似的年纪、教育背景和吸引力。我们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的呢？

媒人或“婚姻中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圣经》记载了2000多年前的商业化媒人，以及18世纪第一个类似于现代报纸的公开发行物，上面登载着人们（主要是男性）寻找配偶的个人广告。历史上，当人们与潜在伴侣分开时——例如，美国西进运动的早期定居者，内战士兵——都会刊登广告寻找伴侣，或者回应潜在伴侣登出的广告，他们会在报纸上写上关于自己的各种品质。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线约会被引入，以替代交友广告，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替代媒人。网站还会使用科学的算法用以增加配对指数。

2004—2014年，约会的最大变化在于美国有1/3的人开始网恋，10年前，这个比例还很小。这些约会中有一半是从约会网站开始的，剩下的通过社交媒体、聊天室、即时信息以及其他类似的媒体。1995年，还很少有婚姻是从网上开始的，当时的报纸会将这种行为称为某种古怪前卫甚至畸形的东西。

这种行为改变并不是源于互联网或是约会观念的改变，而是由于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改变。网上交友曾经被视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个人广告怪异世界的一种可怕延伸——绝望的人、没有约会对象的人的最后挣扎。随着网上交流新一代的出现，网上交流变得为世人所知，变得受人尊敬，变得成为一种传统，这种蔑视才最终得以消除。此外，传真机和电子邮件这些系统，只能当大量的人使用时才可能正常运转。这一切开始于1999年到2000年间。到2014年，网上约会开始20年后，年轻的用户更容易接纳这种方式，因为在他们还是小孩时，就是互联网的活跃用户了，他们使用互联网接受教育、购物、娱乐、游戏、社交、找工作、看新闻和八卦，看视频，听音乐。

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互联网已经让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更社会化，帮我们创建并维持了大量人际关系。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尤其是那些过度使用互联网、性格内向的人，互联网已经让他们变得与社会接触更少、更孤僻、更容易抑郁。研究显示，大学生的同情指数正在急剧下降。大学生显然更容易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更容易试着理解别人的感受。这一切并不是由于他们读的文学小说的数量少了，而是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独处，但自己还幻想着已经融入社会。

网上交友与传统交友有四大差别——渠道、沟通、配对、非同步。与互联网产生之前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潜在伴侣。我们以前接触的人局限于认识的人——同事、教友、同学、邻居。现在，许多交友网站拥有上百万用户，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实际上，使用互联网的大约20亿人口都可能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访问上百万份资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网上或面对面约会；互联网只是让我们知道了还有哪些人可以选择，尽管你可能对那些可以选择的人并不感兴趣。

网上交友的沟通工具让我们了解了某个人、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之前可以交换很多信息，还能够避免交流不顺畅产生的尴尬。数学算法配对可以让我们选择潜在的伴侣，淘汰掉那些我们看不顺眼或者不感兴趣的人。

非同步让双方都可以在给予反应之前单独思考，可以表现最好的自己，而不会出现面对面沟通时的压力与焦虑。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几个小时之后你发现自己还有话没说，但网上交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现代互联网交友的四大特征并不总是那么让人满意。首先，资料中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总是与面对面交流中吸引人的地方一致。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伊莱·弗林科尔指出的那样，这种流线型的访问数以千计的潜在伴侣“会产生基于评价的思维模式，导致网上交友者主观分析潜在伴侣，甚至可能会破坏他们投入其中一段约会的意愿”。

认知与信息过载还可能会导致人们做出懒惰的、不明智的决定。我们从行为经济学家那里得知——涉及汽车、家电、房屋，甚至潜在伴侣的决定——当顾客评价一大堆选择时，他们通常无法同时对2~3个以上的备选项保持兴趣。这与大脑的存储限制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2章探讨过，这也与注意力网络限制有关。当我们考虑约会对象时，大脑会在中央执行网络中（记住所有这些小细节）与神游模式中（我们开始想象与约会对象在一起时的情形）来回徘徊：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躺在我的臂弯时，他们会是什么感觉？他们能跟我的朋友相处愉快吗？我们孩子的鼻子会长得像他（她）吗？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央执行网络与神游模式之间的快速转换会消耗掉神经资源，让我们无法做出决定。当认知资源有限时，我们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信息上，也很难过滤掉无关信息。也许，网上交友是一种偏离轨道的社会组织方式，不但没让决策变得更简单，反而变得更难了。

信守承诺、一夫一妻的关系，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需要忠诚，需要“放弃禁果”。这是每位交友者的职责。然而，随着网上交友的出现，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拥有成千上万次机会，诱惑常常会战胜人类的意志。一些人（通常是男人），还没来得及放下约会对象的资料，就与其他人开始了一段感情。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随着1/3的人选择与网络认识的人结婚，关于网络的研究也逐渐形成。研究显示，我们都很怀疑：网上交友者会有所隐瞒；81%的人会对他们的身高、体重、年龄造假。男性通常会对身高造假，女性通常会对体重造假，而他们都会对年龄造假。一项调查显示，交友者会将年龄少报10岁，体重少报35磅（1磅等于0.4536千克），身高多报2英寸。这些在真人约会时很容易被发现，这让虚报变得更加奇怪。显然，在网络世界中，相较于年龄、身高、体重，政治倾向更敏感，更不容易被发现。网络交友者更愿意承认自己胖，而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共和党人。

在这些例子中，说谎者实际上很清楚自己在说谎。他们说谎的动机是什么？由于网络交友者有大量的选择，交友者的个人资料源自真实与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之间的紧张状态。这些资料通常会描述交友者过去的状态（例如，有工作）或理想状态（例如，瘦10磅，年轻6岁）。

那么，社交世界是否会变得扭曲呢？目前的网络交友世界显示，未来至少会呈现以下趋势：截至目前，网上交友促成的婚姻离婚率要比传统夫妻低22%。这听起来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但实际效果却很小：网上交友让结婚率从7.7%下降到6%。如果所有夫妻都是通过线上认识而非线下的话，110对夫妻中只有一对夫妻可以避免离婚。此外，通过网络认识的夫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容易找到工作。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都可能预示着婚姻的长短。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也许并不是由于互联网本身，而是互联网交友者与传统夫妻相比，整体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更好的工作。

正如你所预见的那样，通过邮件认识的夫妻会比通过社交网络和现实世界认识的夫妻年龄更大（年轻人现在已经不怎么使用邮件了）。美国国防部高级探究计划局、维基百科和Kickstarter之类的利用众包的网上交友网站也已经随之出现。ChainDate、ReportYourEx、Lulu之类的软件已经开始对约会对象运用类似Zagat一样的点评系统。

一旦进入某种关系，或浪漫的或柏拉图的，我们到底有多了解自己所在乎的人、到底有多擅长了解他们的想法呢？当我们猜测朋友、同事对自己的感觉，甚至他们是否喜欢我们时，正确率常常只有50%。快速约会者很不擅长评估究竟谁愿意与他们约会，谁又不愿意与他们约会（依靠直觉也就仅此而已）。一方面，那些自认为很了解他们另一半的人猜对另一半想法的概率为40%——另一方面，他们自认为这个数值为80%。在另一个试验中，志愿者们被要求观看一段视频，视频中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另一部分人却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志愿者们自认为自己辨别出撒谎者的正确率为70%，但实际上，他们的正确率仅仅不到50%。如果有人说谎，我们很难正确分辨，尽管我们的生活需要谎言。

这在外交政策上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1938年，希特勒保证如果将捷克边境的土地交给他，他就会维持和平，英国人相信了希特勒。因此，他们劝阻捷克人调动军队。但希特勒实际上在撒谎，他已经在调动军队准备入侵。世界上还发生过一次意图相反的误读，当萨达姆声称他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人并不相信他——事实上，萨达姆说的是真话。

在军事和战略环境中，谎言是一种策略，但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人们在日常交流中为什么要撒谎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时，我们害怕赔偿。这不是大脑本性中善良的一面，但这的确是人类的天性，人类为了逃避惩罚而撒谎。此外，这种天性很早就已经形成——6岁的小孩子会说“我没有做”，而实际上他正在做这件事。路易斯安那州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的工人知道其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但他们不敢汇报，因为他们害怕被解雇。

但原谅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当听了别人的解释之后。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常常会原谅那些插队的人，尽管他们的理由很可笑。在等待复印的排队人群中，“不好意思，我可以插下队吗？我需要复印”的效果就跟“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插下队吗？我来不及了”的效果一样。

当密歇根大学医院的医生开始向患者公开自己的失误时，医疗事故诉讼减少了一半。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是要求患者了解医生的想法，患者不得不通过起诉找出问题，而不是只让医生解释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当面对人为因素、医生的无奈与挣扎时，我们更容易选择理解和原谅。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我懂你》一书作者）写道：“如果公开透明可以强化社会关系，能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意义，让别人原谅我们的不足，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经常这样做呢？”

当然，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撒谎，并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补偿，这其中还包括避免伤害他人的感情。有时，一些善意的谎言会成为社会凝聚力，既可以防止臭脾气的爆发，也可以减少对立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当别人说谎时，我们也会惊人地跟着说谎，我们每天都会很合作地与谎言生活在一起。当我们需要某样东西、不想造成冲突时，就会用到这种温和的方式——间接言语行为。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更直接一点？

人类社会互动的很大一部分需要我们征服自身与生俱来的灵长类敌对动物。虽然灵长类动物是最社会化的物种之一，但它们也有少量群体，即拥有超过18位男性成员——人际关系紧张和统治层次结构让他们最终无法忍受——就会开始走向分裂。然而，几千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拥有数以万计的男性成员的城市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中一种能够保持人类邻近居住的办法就是使用非对抗话语或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并不表达人们真正想要的，人们往往通过隐含意义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哲学家保罗·格赖斯称之为会话含义。

假设约翰和玛莎都坐在办公室里，玛莎坐在靠窗户的一边。约翰觉得有点热，他会说，“打开窗户”。这句话就是直接言语，这会让玛莎感觉有点奇怪。如果他们的工作地位相等，玛莎会想，约翰凭什么指挥我、命令我。但如果约翰这样说，“天哪，天气越来越热了”，他实际上是给了玛莎一个合作会话，对他的意图进行了简单但不平常的包装。他以一种不带命令、不带冲突性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通常情况下，玛莎会据此推断他是想让她打开窗户，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天气。这时候，玛莎有以下几种选择：

a.她朝约翰笑了笑，然后打开了窗户，表示她遵从了这个小小的社会游戏，她了解这个哑谜的意图。

b.她说：“哦，真的吗？我感觉有点冷啊。”这表明她也遵从了这个游戏，但是基于事实，她有着不同的意见。玛莎很合作，尽管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这时候，约翰的合作行为要求他要么结束这个话题，要么提高要求。当然，提高要求可能会增加冲突与攻击的等级。

c.玛莎可以说：“是的，真是这样。”根据玛莎的回答，约翰会将她的反应看成调皮的、俏皮的，或者是讽刺的、粗鲁的。在第一种情形中，她或者希望约翰表意更明确，表明他可以不用找借口；或者他们的关系很好，她允许约翰更直接地表达。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玛莎使用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那么表明她同意这个前提——真的很热——但是她不愿意自己开窗。

d.玛莎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把毛衣脱掉呢？”这句话一点也不合作，甚至带有冲突意味，玛莎选择退出这个游戏。

e.玛莎可以说：“我也觉得热，但我脱掉毛衣之后就不热了。我猜供暖系统终于起作用了。”这句话的冲突意味没有那么浓厚。玛莎同意这个前提，但是不同意其中隐含的处理办法。在这里，玛莎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了，她在帮助约翰解决问题，但是却没有按照约翰想要的方式。

f.玛莎可以说：“去你的。”这表明她不想玩这个隐含游戏，此外，她的话语还带有攻击性。这时候，约翰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么他可以忽略她（有效地撤回要求），要么他可以引发冲突，站起来，跺着脚从玛莎的桌旁走过，用力打开窗户（现在这就是战争了）。

言语行为最简单的例子是说话者说出一句话，然后准确直白地表达他想说的意思。然而，间接言语行为却是让我们相处愉快的社会凝聚力。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者不但表达了想表达的含义，也传递出了其他一些东西。这里的隐含意义对听话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可以看作一个行为游戏，是对听话者参与游戏的邀请，希望听话者参与这个口头捉迷藏：你能听懂我所说的话吗？哲学家约翰·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作用机制在于听话者与说话者对共同世界的解读。间接言语行为依赖于言语与社会共同的背景信息。基于共同的信息，说话者与听话者形成了一个协议，确认他们共同的世界观。

塞尔还给出了另外一种说话者A与B的对话形式：

A：我们今晚一块儿去看电影吧。

B：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

说话者A并没有使用会话含义——这里可以被视为字面意思，属于直接请求，因为话语中有了标记语“一块儿”。说话者B的回答显然是间接的。这里传达的不仅是字面信息（我今晚要为考试做准备），还有隐含信息（因此我今晚不能去看电影）。大多数人认为B采用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潜在的冲突，防止了正面冲突。相反，如果B说：

B1：不行。

说话者A就会感觉被拒绝了，没有任何借口和解释。很显然，我们对拒绝的恐惧是很强烈的：事实上，社交拒绝会激活大脑中跟物理疼痛一样的区域，令人惊奇的是——泰诺可以减少人们的社交疼痛。

说话者B给出了理由，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表达了意见，她表达了她真的很想去，只是没办法去。这就跟复印排队人群中插队的人一样，给一个没有意义的借口永远好过不给借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会话含义都是相等的。相反，如果B说：

B2：我今晚得洗头。

或者：

B3：我正在玩一个单人纸牌游戏，我必须玩完它。

可见，说话者B会希望A能够理解这些都是拒绝，尽管她没有给出任何好的借口——这就像是在脸上扇了“会话性”的一巴掌，尽管还延续了这个隐含游戏。与B1相比，B2与B3采用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拒绝方式，因为它不涉及直白的、彻底的冲突。

塞尔进一步分析了间接言语行为，囊括了那些无法被解读，但如果够幸运，意图却百分之百明确的言语。他希望我们这样考虑。假设你是一位“二战”时穿着便服的美国士兵，被意大利人逮捕了。现在，为了让他们放过你，你想出了一个计划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你是德国军官。你可以用意大利语对他们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但他们可能不会相信你。进一步假设，你没有在第一时间说足够多的意大利语。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这样说，“我是一位德国军官。放了我，快点。”假设你的德语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只会一句德语，还是高中时期你从一首德国诗歌上学到的：“你知道那片开满柠檬花的土地吗”（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en?）如果抓住你的人不会说德语，你的这句话就能达到证明你是德国人的效果。也就是说，你的言语行为的字面意思不重要，只要它的会话含义能够表达就行。意大利人会将他所听到的视为德语，你会希望他们会推断你的确是德国人，因此，应当被释放。

此外，沟通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会契约更新。你可能会听你的朋友伯特说厄尼这样或那样，但伯特增加了新的信息，我们现在知道厄尼是个骗子，不值得信任。当某个被社会赋予决定权与判定权的权威小组判定冥王星不再是一颗行星时，我们便会相信冥王星不再是一颗行星。通过社会契约，某些话语能够改变世界状态。一旦医生宣布你的死亡，你的法律状态就会立刻被更改，不管你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你的生活都将被彻底改变。一旦法官宣判你无罪或有罪，对你未来的人生而言，真相就跟判决的效力一样，已经变得不重要。能够改变我们世界状态的言语的数量不多，但它们都是很强大的。我们赋予这些法律或准法律机构权力，以方便我们了解自己的社交世界。

除去正式的法律宣言，格赖斯和塞尔提出了一个前提：所有对话都是合作行为，它们需要字面意思与隐含意思的共同参与。格赖斯将普通的合作性会话的各种原则进行了整合分类，希望借此找到间接言语行为工作的机制。格赖斯将合作原则具体化为4个准则：

1.量的准则：所说的话应包含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

2.质的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方式准则：清楚明白地表达出要说的话（不使用听话者无法理解的词汇）；避免晦涩；简练（避免使用不必要的长篇大论），有条理。

4.关联准则：所说的话与话题要相关联。

以下是3个违反第一条“量的准则”的例子，在这3个例子中，第二个说话者的言语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

A：你今天下午去哪儿？

B：出去。

A：你今天过得怎样？

B：很好。

A：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了什么？

B：什么也没学到。

即使我们不知道格赖斯四准则，我们也会本能地识别出这些都是非合作性回答。每个例子中的第一个说话者都表达了他想了解更多的细节，但第二个说话者决定退出合作协议。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卡普兰教授正在为某申请研究生的学生写介绍信：

“亲爱的先生，××先生能够很好地掌握英语，也能够按时参加我的课程。以上属实。您的卡普兰教授。”

通过违反量的原则——不提供足够的信息——卡普兰教授暗示我们，××学生不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尽管他没有直接这样说。

下面的例子是另一个极端，第二个说话者提供了太多的信息：

A：爸爸，锤子放哪儿了？

B：在地上，车库门2英寸的位置。在水坑里呢，3小时之前你才把它放在了那儿。在那之前我还让你把它放回工具箱的。

在这个例子中，第二个说话者提供了太多的信息，暗示了比言语事实更多的信息，表达出他的恼怒。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当B经过时，A站在一辆明显没有移动的车前面。

A：我的车子没油了。

B：沿着这条街走4公里有一个加油站。

如果事实上沿着这条街走没有加油站，或者B知道加油站正在营业但却没有汽油，那么B都违反了“质的准则”。假设B想偷A的汽车轮胎，A认为B说的是真话，也确实这样朝着这条街走下去，那么A就给了B足够的时间劫持这辆车并卸下一两个轮胎。

A：比尔在哪儿？

B：休的房子外面有一辆黄色的大众汽车。

如果A是想咨询的话，那么B就违反了“关联准则”。现在A有两种选择：

第一，接受B的信息，尽管它违背了关联准则，并以此作为合作的邀请。A会想：比尔的车是黄色大众汽车；比尔认识休；比尔一定在休的家里（出于某种原因，B不想直接说出来；也许这其中有更微妙的事实或者B答应了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第二，从B提出的会话中退出来，重复之前的问题，“是的，但是比尔在哪儿？”

当然，针对“比尔在哪儿”这个问题，B可能会有其他多种反应：

B1：在休的家里。（没有隐含意思）

B2：好吧，我看见休的家门前停放着一辆大众汽车，比尔的车也是大众汽车。（更隐晦的会话含义，留给A很大的猜测空间）

B3：真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直接，有点对抗性）

B4：我不会回答你的。（不那么直接，但仍有点对抗性）

B5：我不知道。（违反质的原则）

B6：［转身离开］（逃离会话）

这样的间接言语反映了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说话方式。我们对这类对话一点也不陌生。格赖斯与塞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组织了这些对话，将它们放在一个系统中让我们分析，明白这些会话是怎样工作的。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潜意识层。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通常无法理解间接言语，因为他们的大脑与正常大脑存在生物性区别，这让他们很难理解讽刺、假意、挖苦，或任何非字面言语。那么，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是否与神经化学相关因素有关呢？

脑下垂体后叶释放出一种激素——催产素，人们习惯将其称为爱的激素，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催产素是让人们陷入爱河的原因。当人们处于极端兴奋时，大脑就会释放催产素，催产素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感觉互相连接在一起。进化论心理学家怀疑，这是造成夫妻拥有性生活后希望跟彼此待在一起、生儿育女的一种大自然的方式。也就是说，对儿童而言，拥有一对关心养育他们的父母是一种进化优势。如果夫妻双方通过释放催产素感觉彼此更亲密，那么他们会更可能分享养育子女的责任，以此繁衍他们的后代。

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除了很难理解非字面言语之外，还无法感觉到常人所能感觉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感，他们无法同情他人。孤独症患者体内的催产素水平低于正常水平，增加催产素可以让他们更社会化，也能提高他们的情感认知（这也能减少他们的重复行为）。

此外，催产素也会出现在信任感中。在一个常规试验中，人们被要求观看政治家们的演说。当他们观看这些演说时，一半受催产素的影响，另一半受安慰剂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但他们被要求评定最信任谁时，或者最会投票给谁时，他们会选择当他们分泌催产素时所看到的候选人。

有证据表明，生病（简单的护理与照顾）期间得到社会支持的患者会恢复得更快更好。当我们生病时，这种简单的社会契约还会释放催产素，减弱压力水平，降低体内削弱免疫系统的激素皮质醇浓度，帮助改善健康状况。

荒谬的是，在缺乏社会支持以及人际关系不良时，催产素的水平也会升高（这期间心脏会变得更加愉悦——或者至少感觉更密切了）。因此，催产素会变成一个灾难性的信号，催促人们寻求社交联系。为了解开这个矛盾——催产素究竟是爱的毒药还是不爱的毒药——最近广泛得到认同的理论认为，催产素可以调节社会信息的突出性，还能根据不同的情况与个人，激发出人们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它真正的角色是组织社交行为。一些可靠的证据初步表明，催产素药物可以帮助增加信任，减少社交焦虑，包括社交恐惧症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一些非药物疗法，如音乐，可通过调节催产素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音乐已被证明能提高催产素的水平，特别是当人们一块儿听音乐或者玩音乐的时候。

大脑中存在着一种相关的化学物质，一种名为精氨酸加压素的蛋白质，它可以调节人类的所属行为、社交行为和求爱行为。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社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意识的控制，那么你就低估了塑造你的思想、情感、行为的神经化学物质的作用。有两种草原田鼠：一种很专一，另一种则很花心。给花心的田鼠注射加压素后，它们就会变得很专一。阻断专一的田鼠体内的加压素后，它们就会变得像约翰·霍姆斯电影中的吉恩·西蒙斯那样花心。

注射加压素也能使那些先天的、攻击性的行为变得更有选择性，从而防止情绪（和身体）爆发。

娱乐性药物，如大麻和LSD（麦角酸洗二乙胺），已被发现可以促进吸食者与非吸食者之间的感情连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那是一种与世界相连的感受。大麻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激活被称为神经专业受体的大麻素受体，试验室中的老鼠注射后也被发现社会活动明显增加（老鼠可以起身离开沙发）。LSD的作用包括刺激多巴胺某些血清素受体，同时从视觉皮层（可以部分调节我们的幻视）减少感觉输入。然而，研究者们还未弄懂LSD究竟是怎样引发人的社会关联感的。

为了更好地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我们会认为自己了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花一点时间想想你所熟悉的某个人——闺蜜、家人、配偶等，然后根据以下3个选择对他们进行评价。

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

a.主观的　客观的　视情况而定

b.精力充沛　闲散的　视情况而定

c.端庄的　随意的　视情况而定

d.安静的　健谈的　视情况而定

e.谨慎的　莽撞的　视情况而定

f.宽容的　严格的　视情况而定

g.热情的　冷静的　视情况而定

h.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视情况而定

现在回过头，按照上面的标准评价一下你自己。

大多数人会根据某种特点（前两列）来评价他们的朋友，但是在评价自己时又会选择“视情况而定”（即第三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定义，我们只看见了他们的公共行为。对于自己的行为，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公共行为以及私人行为、私人情感、私人想法。对我们而言，自己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更多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行为，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却只看到了别人最凸显的一面。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称此为“隐形”的问题，别人的内心想法是我们看不见的。

在第1章中，我们将认知错觉与视觉错觉进行了对比。它们是进入心灵和大脑内部运作的窗口，并透露给我们一些支持认知和感知的子结构。与视觉错觉一样，认知错觉是自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它们的存在，也很难或不可能关闭产生它们的心理机制。认知错觉导致我们错误地观察现实世界，做出错误的医疗决定，错误地解读别人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构成我们社交世界的人的行为。对他人动机的错误解读会让我们产生误会、怀疑、人际冲突，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会引发战争。幸运的是，通过训练，许多认知错觉都可以被克服。

社会心理学最公认的结论是关于我们如何解读他人行为的，这涉及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例子。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倾向性和情境性。倾向论认为所有人都有一定的特质（性格），这些特质在我们一生中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正如你刚才所看到的，我们会倾向于用某种特质来描述所熟悉的人：他们是外向的或内向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活跃的或木讷的。

而情境论认为瞬间情形造就我们的反应，并可以覆盖任何先天的倾向。这两种对立的解读方法被定义为“人与情境”。倾向论解释说，“我天生就这样”；情境论（引用喜剧演员弗利普·威尔逊的话）认为，“魔鬼让我这么做的”。

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被要求进入一间办公室，表达他们对“宗教教育与职业”的看法。当他们填写完一系列的调查问卷后，试验者解释说，问卷往往过于简单，所以在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学生根据一小段文字将被记录一段3~5分钟的谈话。学生们被要求从以下两个故事中选取一个阅读：一段文字是探索现今“侍奉”是否适用于专业神职人员；另一段文字是《新约》上关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故事（撒玛利亚人停下来帮助一个受伤的人，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个牧师和一个利未人从他身旁走过）。

现在，在社会心理学试验中，事情往往不是看起来那样——试验者会竭尽全力隐藏他们真正的意图，以减少被测试者根据试验调整行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试验者会告诉被测试者，他们所在的空间很狭小，因此他们在办公楼的隔壁安装了设备以记录谈话（这是骗局的一部分）。然后试验者给被测试者一幅地图，向他们展示如何到达那里。

试验者告诉其中的13位测试者，由于隔壁办公室的助理希望他们能提前几分钟到达，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快一点，然后对另外13位测试者说：“他们还有几分钟才能准备好，但是你们也得去那儿。”这构成了一个情境因素——一些测试者很着急，但另一些并不着急。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助人，这是一种我们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比较稳定的内在品质。但是，这些测试者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神学院学生——他们无疑比一般人更乐于帮助他人，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成为神职人员，成为帮助他人的专业人士。我们假设，乐于助人和同情的特质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已经被最小化，而且，任何剩余的个体差异都会被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研究的两个条件中，因为试验者给学生们的条件都是随机分配的。试验的设计巧妙地降低了气质因素对情境因素的影响。

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两个建筑物之间，试验者已经安排了一位助手——研究助理员——他瘫坐在门口，看起来似乎需要医疗救助。每当有学生从旁边经过时，这位助理就会咳嗽并呻吟。

如果你相信一个人的品质是其行为最好的指标，那么你会认为所有或大多数神学院的学生都会停下来帮助这位受伤的“病人”。此外，在此基础上，试验人员还增加了试验测试，测试中的一半人刚刚才读了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帮助他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跟测试情境是如此相似。

最终的试验结果是什么？那些行动匆忙的学生倾向于继续前进，忽视受伤的人，他们并没有选择帮助他。这些人数是那些时间充裕却没有实施帮助的人数的6倍。学生们所拥有的时间是一个情境因素，可以预测他们的行为，而所读的故事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影响。

很多人都对这一结果感到吃惊。许多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当人们解读他人的行为时，大多数人都高估了品质的影响，而低估了情境的力量。这种认知错觉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有一个名字：基本归因错误。基本归因错误还存在一个基础错误：我们都忽视了在某些限制人们行为的特殊情况下，人们被迫做出的行为。

对此，李·罗斯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更聪明的演示，他们在斯坦福大学上演了一场模拟游戏节目。罗斯从他的课堂中选择了一些学生进行问答游戏，他随机分配其中一半的人为提问者，另一半为参赛者。提问者需要提出一些困难但又并非无法回答的知识问题——他们可以借鉴自己感兴趣的或擅长的，例如电影、书籍、体育、音乐、文学作品、他们的课程，或是他们所阅读的新闻。罗斯提醒他们，他们都拥有一些班上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识。比如，如果他们收集硬币，那么合理的问题可能是，美国从哪一年开始用钢代替铜铸造硬币。又或许他们正在选修英语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课程，那么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房间》是在哪一年出版的，一个不合理的问题会是“我的二年级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然后，提问者站在教室的前面，开始向参赛者提问，其他同学则观看比赛。正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危险边缘》游戏一样，他们会挖掘一般知识、琐事，以及各种趣闻！比如，他们会问“W.H.奥登的名字首字母代表什么”，“斯里兰卡政府目前是什么格局”，“世界上最长的冰川在哪儿”，“谁是第一个打破一英里4分钟纪录的赛跑选手”，“哪支队伍赢得了1969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

参赛者并没有很好地给出答案。但这里的关键点是对提问者与参赛者的操纵，因为发问者与提问者是随机分配的。比赛结束后，罗斯要求班上的观察员回答下面的问题：“从1分到10分，你们认为提问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你们认为参赛者与普通斯坦福大学学生相比谁更聪明？”

我们人类天生都关注个体差异。在进化过程中，这种关注一直很好地为人类服务着，因为我们会决定与谁交配、与谁一起打猎、与谁结成同盟。某些特质，如有教养的、深情的、情绪稳定的、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聪明的，都是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坐在李·罗斯的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观察这个模拟游戏节目，绝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会是对提问者渊博的知识感到惊异——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他们怎么会懂这么多不同的知识？不仅参赛者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大多数观察者也不知道答案。

这项试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目的是要赋予提问者相较于参赛者或观察员一个自我展示优势的机会。当罗斯统计这些数据时，他发现班上的观察者认为提问者比普通斯坦福的学生更聪明；认为参赛者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观察者将自己所观察到的提问者的表现转化成他们稳定的性格表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知幻觉——他们没有意识到提问者的角色实际上保证了他们会显示出很有知识。同样，参赛者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也决定了他们看起来似乎一无无知。提问者的角色赋予了他们巨大优势，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服务，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问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由于提问者被鼓励问一些困难和模糊的问题，所以参赛者几乎不太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试验者不仅操纵了游戏参与人员的大脑反应——事实上，他们还操纵了我们所有人的心理反应。我们屈服于基本归因错误的认知错觉规律。知道它的存在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它。假设你走在办公室的大厅，遇见了新同事凯文。你向他打招呼，他没有回应。你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并断定他很害羞或者很粗鲁。你也可以将他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也许他陷入了沉思，或者他开会迟到了，又或者是他在生你的气。科学不会告诉我们凯文很少对情境因素做出反应，只是观察者倾向于低估情境因素。丹尼尔·吉尔伯特已经证明，这个基本归因错误是由信息超载导致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负荷越多，就越有可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错误的解读。

另一种将斯坦福实验的结果从所处环境进行考量的方式是：参与者受比赛结果过度影响，做出了一个结果偏见推论。比如如果你听说乔莉通过了一门很难的大学课程，而马丁娜却没能通过，你会得出结论：乔莉更聪明、学习更努力，或者乔莉是一名好学生。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认为。考试结果似乎成为学习能力一项强有力的指标。但是如果你发现乔莉与马丁娜的导师不同时，你又会怎样想？乔莉与马丁娜在考试中都回答对了相同的题目数量，但是乔莉的导师更仁慈，他让班上的每位学生都及格了；而马丁娜的导师却很严格，他让班上的学生几乎都没能通过考试。尽管知道这些，但是结果带给我们的偏见是如此强大，我们会继续认为乔莉更聪明。既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偏见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呢？

这就是机缘巧合。因为大多数时候，结果都是预测值，当我们做出判断时，结果是一个简单的影响因子。我们是如此依赖这种原始的、无意识的暗示，这通常会让我们用更少的努力与认知压力屈服于正确的判断。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有时基于结果的偏见能节约我们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即有时它们会让我们犯错误。

在社交世界的边缘

我们很难忽视那些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信息，这是我们的另一个社交判断认知错觉。假设，你尝试在工作A和工作B之间选择，两家公司都愿意以相同的薪酬雇用你。你开始做各种调查，一位朋友告诉你，A公司的人很难相处，公司的管理层也已经涉及多个性侵害诉讼。你自然会开始想象你在A公司遇见的人，开始想象谁不好相处，诉讼案件牵涉的是谁。几天后，当你和你的朋友再次交谈时，她表示道歉，她把A公司和另外一家名字相似的公司搞混了——你的第一印象的结论彻底被推翻。很多实验证实，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始信息，也会对你的判断造成不可抹灭的影响；我们很难按下大脑中的复位键。律师很懂得这个原理，因此常常会将错误的想法植入陪审团和法官的大脑中。当辩方律师提出反对意见时，法官会告诫，“陪审团将不予理会上次庭审证据”，但是这个告诫太晚了，很难影响已经形成的印象与判决。

心理学家斯图尔特·瓦林斯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体现了它的年代特征——20世纪60年代——按照现在的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所提供的数据是正确的，许多相似的认知研究都曾引用了这些数据。

一群男性大学生被带进试验室，他们被要求判断什么样的女性有吸引力。他们被要求坐在椅子上，手臂连接着电极，胸前放置着麦克风。试验者解释，试验将会为他们展示花花公子杂志插页，每次一张图片。电极和麦克风将用于测量他们对图片的生理性唤起。每个测试者看到的照片是相同的，只是图片的顺序不同而已。扬声器会播放测试者的心跳。测试者一张一张看试验所提供的图片，根据他们所认为的女性图片的吸引力的不同程度，心跳会明显增强或减弱。

但测试者不知道的是，他们手臂上的电极以及胸部的麦克风根本没有连接到扬声器——这完全是试验者的计谋。测试者认为自己所听到的心跳竟是合成脉冲的录音磁带。此外，试验者还已经预先设置了频率的波动。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告诉测试者，他们所听到的心跳的声音实际上是合成脉冲，而不是他们所连接的心跳。试验者还给测试者展示了录音机播放系统，并告诉他们，他们胸部的麦克风和手臂电极实际上没有连接任何东西。

让我们从测试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验。在短时间内，测试者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是，他们的真实身体反应显示出他们对某位女性感兴趣。现在，这种印象的证据已经被完全废弃。从逻辑上讲，如果他们能够进行理性决策，就会在大脑中按下复位按钮，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扬声器里传来的声音。试验的效果紧随其后，试验者让测试者选择照片带回家以作为回报。他们会挑选哪些图片呢？他们几乎都选择了扬声器播放的最高心脏速率的画面。他们所秉持的信念的证据已经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但是这个信念却被保留下来，影响着他们的判断。

瓦林斯认为这其中的生理机制是自我说服。人们会花费大量认知努力产生一种符合他们身体状态的信念。一旦完成这一过程，结果就会相对稳定，不容易改变，但是这其中也会有潜在的判断错误。尼古拉斯·埃普利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信念结构，也无法认识到引起这种信念的心理过程。因此，即使当证据被明确删除时，我们的信念也会保持下来。

信念的保持与流言一样，每天都会出现。当然，流言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根据《旧约》和其他古代资料的记载，它是书面记录的最早的人类弱点。人们说闲话的原因有很多：它可以帮助我们觉得高人一等，否则我们会感觉不安全；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强与其他人的联系，以测试他们是否是我们的盟友——如果蒂法尼愿意与我们八卦布兰妮，我也许可以将蒂法尼看作盟友。说闲话存在的问题是，它可以是假的，尤其是当闲话通过耳朵和几个人的嘴巴，经过每个人的粉饰之后，更可能是假的。由于信念保持的毅力，错误的社会信息加上彻头彻尾的谎言或歪曲的事实，我们的信念可能很难根除，随之事业和社会关系也可能难以修复。

人类除了天生喜欢进行特质归因和八卦外，也常常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这里所说的外来者指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任何人。“与我们不同”可以有多重维度和标准衡量：宗教、肤色、家乡、毕业学校、收入水平、所属的政党、所听的音乐、崇拜的运动队。在全美高中，学生倾向于基于一些显著差异维度（与他们自己不同的）而形成不同的派系。通常学生中最基本的维度是：认为学校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人；由于某种背景、家庭原因、社会经济状况，认为学校是在浪费时间的人。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将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进一步细化成小圈子。

当出现这种社会群体划分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会发生戏剧性的神经与激素变化。在社会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可以有自己的品位和欲望。我们不必像父母一样，或者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会探讨，并随后制定和完善自己关于音乐、服装、电影、书籍和活动的口味。这就是为什么小学生往往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相对较少，而高中有那么多的社会团体和课外俱乐部。

伴随认知错觉，另一个错误的组内组外的社交判断也随之出现。我们倾向于——当然，肯定是错误地——认为我们组内的成员，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组，通常会比其他组外成员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就是说，当被问及组内与组外成员的利益、个性、偏好时，我们往往会高估组外成员的相似之处。

举例来说，如果民主党被要求描述民主党人之间的相似性时，他们可能会说：“民主党人来自各行各业，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如果再被要求形容共和党人时，他们可能会说，“那些共和党人，他们所关心的是降低税收。他们都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倾向于选择自己组内的成员。更精确地说，组内成员会比组外成员更倾向于选择组内的其他成员。

组内组外效应有神经生物学基础。每当我们想到自己，想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时，内侧前额叶皮层大脑区域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这种神经网络与我们第2章所讲的有关——当我们想到自己与他人相关，或者当我们带着观点谈话时，我们大脑的神游模式就会被激活。

对组内组外效应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它仅仅是接触的产物——我们了解很多组内不同的人。相较于组外人，我们更了解组内人。组的定义已经决定了我们更了解组内成员；我们常常与组内成员发生关联，而不是组外成员。因此，常常遇到的朋友，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所不了解的人都不太复杂。当与组内成员接触时，我们能够更好地调动内侧前额叶皮层，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容易察觉他们的细微之处。

但这种假设与组别的定义相矛盾。组别定义的前提有时可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例如，随机定义的两个掷硬币比赛的组。组别归属感的其中一个标准是命运相互依存。根据抛硬币确定的共同命运——一个组会获得小奖励，另一组却什么也得不到——试验中的学生被要求判断每组成员究竟有多相似或有多不同。即使是这种临时的分组，也会有强大的组内组外效应。组内成员认为他们的组员——他们刚刚认识的人——有更多可取的品质，他们愿意与其待在一起。其他研究也显示这种相似的简单操作会让组内成员在评价自己时，认为他们与其他组外成员更不同。看来，将人类分成互相排斥的类群会激起人们这样一种感觉：“我们”比“他们”好，尽管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想想我们的社交世界，这种组内组外的偏见往往是很明显的。我们固执地倾向于小看组外的人，由此减弱了我们形成新的、合作性的、可能更具价值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种族主义是负面的社交评价的形式，源于信念毅力、组别偏见、分类错误以及错误的归纳推理。当听到关于个人的部分特定不良特征或行为时，我们就会得到虚假的结论：这是完全可以预测某人所在种族或民族背景的特征。我们是这样得到结论的：

1.0 媒体报告说，是A先生做的。

1.1 我不喜欢A先生。

1.2 A先生来自某个叫Awfulania的国家。

1.3 因此，每个来自Awfulania的人都会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当然，结论1.0和结论1.1都没什么错误。结论1.2似乎就违反了格赖斯的关联准则，但这个结论本身没有什么逻辑错误。我们需要注意，每个人来自哪儿，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这只是一种事实，与道德无关。我们怎样看待信息有时会涉及道德问题。有人会注意到某个人的宗教或民族，以此形成更友好的关系，更好地了解文化差异；还有人以此概括种族主义。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发生在1.3，将一个单一的特定实例一般化。不幸的是，出于某种历史和认知原因，人类进化到具有这样的倾向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自适应的。吃了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后，我生病了，我会假设（归纳推理），这种特殊的水果可能不能食用。我们做出的对某个类别的人或事物的概括，因为大脑是一个巨大的推理机，它只使用进入我们大脑的数据，努力确保我们能够生存。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米克·罗特巴特在一个班教授种族关系课程，班上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数目大致相同。白人学生往往在开始提问之前，会有一个开场白“不要说黑人感觉……”。米克心里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如果一名黑人学生开始质疑“不要说白人感觉……”时，米克发现自己开始思考：“这是什么意思，‘白人’？有各种各样的白种人：有些保守，有些自由；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对种族问题敏感的，有对种族问题不敏感的。‘白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回应……”

当然，当白人学生说“不要说黑人感觉……”时，黑人学生的脑子里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在组内组外的偏见中，每个组都会认为其他组别的人都是相同的、单一的，而自己的组别则是多样化的、复杂的。你可能会想，增加接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互相更加了解，这种偏见就都会消失。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但组内组外的偏见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进化生物学，很难彻底动摇。在一项试验中，当男性和女性彼此作为一个群体互相评价时，仍然会遭遇这种认知偏差。“这令人印象深刻，”米克·罗特巴特写道，“这里的情况是，这两个组别长时间以来都有接触，也了解对方大量的信息。”一旦已经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我们往往不会重新评估这种刻板印象；相反，我们会将新的、不正确的证据视为“例外”。这是信念持续的一种形式。

我们所面临的严重的饥饿、战争、气候变化问题，未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的参与才能得以解决。单凭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国家联盟，如果他们将对方视为组外人的话，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你也许会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在其他因素中）废弃组别歧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1962年10月，也许是历史上我们最接近毁灭地球的一段时间。当时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正陷入一场核僵局，美国将称其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称之为“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

冲突解决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非正规途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私人沟通。这是冷战的高潮。双方官员都认为对方试图接管世界并且不能被信任。肯尼迪觉得自己和所有美国人为组内人，赫鲁晓夫和苏联为组外人。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偏见已经累积：美国人把自己看作值得信赖的，任何美国的攻击行为（甚至作为国际判断标准）都是有道理的；任何苏联的攻击行为都显示了他们的本色：邪恶，无情，执意破坏和平的无理性生物。

冷战的转折点发生在赫鲁晓夫身上，他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花言巧语，只是仅仅要求肯尼迪从他的角度去思考，能够更具同理心。他恳求肯尼迪几次“试着让你从我们的角度看待问题”。他接着指出，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你真的关心你国家人民的和平与福利，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总统，正如我作为主席一样，关心着我的子民。此外，维护世界和平应该是我们共同关注的。因为，如果在当前条件下爆发战争，这将不仅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极具残酷性和破坏性的战争”。

实际上，赫鲁晓夫将他和肯尼迪划归同一组别：他们都是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者。这样一来，他将肯尼迪从组外成员变为组内成员。这是危机中的转折点，为1962年10月26日的危机寻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军事行动有时会被误导。“二战”期间，纳粹轰炸伦敦，希望英国能够投降，但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决心抵抗。1941年，日本为了阻止美国加入战争而袭击珍珠港，但事与愿违，这却促使美国参战。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提供资金，用于对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其政治改革。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埃及民主起义开始3年之后，代理政府陷入恐怖袭击和镇压的恶性循环，穆斯林兄弟更坚定了双方的决心。

为什么这些干预措施常常不成功？由于组内组外偏见的存在，我们倾向于认为，胁迫敌人比胁迫我们自己更加有效，与自己和解比与敌人和解会更有效。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行为反映了1970年至今美国40年间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当我想到所有花在炸弹和弹药的钱，以及我们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败……与其用武力推进我们的进程，不如在这些国家建造学校和医院，改善这些地区孩子的生活。到现在为止，这些孩子应该已经站上了有影响力的位置，他们会感谢我们，而不是憎恨我们。”

当我们想逃离社交世界时

在一个有组织的文明社会，我们以各种相互依存的方式依赖着彼此。我们认为不会有人随意在自己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扔垃圾；出城时，如果邻居看到任何可疑的活动会通知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紧急医疗帮助，有人会停下来拨打求救电话。城市和城镇的生活行为基本都是合作的行为。各级政府（联邦、州、县、市），通过法律来界定民事行为，但充其量，他们只定义了文明边缘最极端的情况。我们互相依赖，不仅仅是遵守法律，而是要在法律之外帮助他人、互相合作。某些司法管辖区会有法律规定，比如你看到锡德里克4岁的女儿在街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你一定要帮助她或者通知锡德里克；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会被视为异类（阿根廷就是一个法律规定必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国家）。

然而，社会交往是复杂的，一些实验已经证明，我们要么是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要么只是简单地不想参与进来。例如，目睹抢劫、持枪抢劫或其他危险情况。明确的社会规范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帮助受害人。但提供帮助的人也可能面临未知，他们会产生合理的恐惧。我们内心的几股力量抗衡着社会规范和合作倾向，最终让我们无所作为。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所说的那样：“‘我不想卷入’是一个熟悉的解释，后面潜藏着身体伤害、公众尴尬、参与警务的复杂程序，失去工作时间，失去工作的担忧，以及一些其他未知的危险。”

此外，在许多需要我们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唯一的见证人，例如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件。作为一个高级社会化的、与其他成千上万的物种生活在一起的物种，我们需要适应社会。这种渴望会反过来让我们环顾四周寻找线索，看看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合适的。我们看见街上有人似乎被绑架了，然后环顾四周，看到其他几十个人也在观察相同的情况，没有人做任何事情。“也许”我们对自己说，“这也许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人做出反应，也许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抢劫；这只是两个互相认识的人之间的一个即兴摔跤比赛。我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许多人也都在环顾四周，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内心对话，并达成了同样的结论：卷入这个特殊的矛盾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这些不只是教科书中才会存在的事实。2011年，61岁的男子沃尔特·万斯突发心脏病，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商店晕倒，随后死亡，当时数百名购物者从他身边走过，甚至有人从他身上跨过。2013年，一名男性被枪击中，躺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一家便利店门口，当时数位消费者从他身边走过。收银员没有检查这名受害者是否还活着，而是继续工作。

人类这种不参与的倾向源于三个强大的、相互关联的心理学原理。第一，强烈的顺应别人行为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所属的群体内获得认可，希望自己是合作的、乐群的。第二，社会比较——我们往往以他人的行为作为审视自己行为的标准。第三，驱使我们不作为的力量是责任的分散。这基于人类自然的、本能的渴望，希望得到公平并处罚贪图便宜的人的渴望：“如果大家都不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出头呢——他们也能做我所能做的事情”。达利与拉塔内进行了一个经典试验，旨在复制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医疗急救场景：癫痫发作者希望得到医疗救助，结果觉得自己是唯一目击者的人中选择救助的人的数量是觉得现场还有其他四个目击者的人中选择给予救助的人的近三倍。责任的分散也让对不作为的指责分散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很有可能其他人已经启动了帮助机制，例如，报警。正如达利和拉塔内所说的那样：

如果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只有一个目击者，而有人提供了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那个目击者。也许他会选择坐视不管（处于自身安全考虑，或者只是不想卷入），但干预事件的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然而，如果现场有好几位目击者，干预事件的压力不再只集中于某一个人；相反，干预事件的责任被分散了，不只专属于任何人。结果，谁也没有干预事件。

当然，这不是道德所推崇的，但它确实抓住了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这并不值得我们这个物种自豪。我们不只是社会化的物种，我们也是自私的物种。正如某位参与达利和拉塔内试验的人所说的，相较于那些患癫痫的人，“这只是我运气好而已，有些事情迟早会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她没有同情受害者，她仅仅考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会遇到的阻碍。值得庆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也并不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的。人类和其他动物通常是无私的。比如，鹅会去援助某个遇到重大危险的同类；当黑脸猴发现有掠食者接近时，它们会发出通知，即使这样会大大增加它们自己的危险系数；当同种族的其他个体都在进食时，猫鼬会轮流站岗防击天敌。支持这种利他行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经化学机制呢？催产素——增加人与人之间信任和社会合作的相同的社会关联激素。

利己与利他反应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一种分类错误。当我们关注自己是否合群、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及分散责任时，我们将自己划分成了与受害者所不同的一个大类。我们看见自己站在别人旁边，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组内成员。我们没有能够认同受害者，让他们成了不被信任，或至少是被误解的组外成员。这就是为什么达利与拉塔内发现：当有很多参与者发现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时，他们会纷纷伸出援手——没有其他的社会群组供他们分类，他们可以自由地认同受害者。了解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让我们同情受害者，打倒内心那个“我不想卷入”的想法。

你的社交世界是自己的社交世界，没有人可以决定你应该怎样组织自己的社交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变得越来越与他人无关。评判社会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他的成员对社会公众事件的参与度。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看见了安珀警报，看见了嫌疑车辆牌照，请及时报警。试着让自己成为乐群的人。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数字化，但我们仍然需要患难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