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注意力及记忆是怎样工作的

厘清思路的第一要务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错觉的世界。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意识到周围的一切事物。我们看见了一个不间断的完整的视觉世界，一幅由许多小细节构成的画面。每个人都有盲点，但由于枕叶皮质有效地填补了缺失的信息，我们对自己的盲点一无所知。这个盲点也一直隐藏得很好。无意视盲实验（正如我们第1章提到的大猩猩录像实验）表明，尽管自我感觉已经观察到了一切，事实上，我们只观察到了世界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会观察周围的事物，一部分是由于意志（我们选择注意某些事物），一部分是由于对危险的警报系统，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大脑的异常行为。大脑已经预设好，让我们能够自动分类，而不需要意识的干预。当预设的系统与大脑自动分类方式发生冲突时，我们就会遗失物品，错过约会，忘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坐在火车或飞机上时，你呆呆地望着窗外，根本没有特意观察任何事物。你可能会发现，时间很愉快地过去了，但你的记忆里根本没有你真正观察到的事物、你真正思考的事情，或者你根本记不起那一阵究竟流逝了多少时间。你也许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坐在海边或湖边，让大脑漫游，享受放松的感觉。在这种状态下，一种思绪可能会向另一种思绪无缝转移，想法、视觉图像、声音、过去、现在、未来都融合在了一起。思绪向内——意识流思维联系更松散，其状态就像晚上做的梦，我们也将其称为白日梦。

这种大脑特殊状态的显著标志是不同思维与想法之间的流动，感觉与概念之间的无障碍状态。这也可能让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瞬间找到思路。这一发现——支持更流畅和非线性模式思维的特殊大脑状态——是神经科学过去20年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种状态激发了我们的意识，当我们不做任何事时，它会让大脑切换到出神的状态；当做的事情很无聊时，它又会绑架你的意识。这种状态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你发现一本书已经读了好几页，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很长一段路，却突然发现自己不知身处何地。这也跟你突然发现一分钟之前还在手里的钥匙现在却不知何处的机制是一样的。当这一切发生时，你的大脑去哪儿了？

设想、规划人生，设想自己处于某种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唤起同情，回忆之前的人生，这些都与白日梦或神游神经网络有关。如果你突然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开始设想接下来某些行为的后果，或者接下来可能会遭遇的情形，你的大脑会指挥你的眼睛向上翻或向下看，而不是直直地盯着前方，你会全神贯注地进入某种思维中：这就是白日梦模式。

这种白日梦模式的发现并没有受到大众媒体的诸多关注，却改变了神经学家对注意力的看法。白日梦与神游，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大脑的一种自然状态。这就是当我们在做白日梦（或神游）后会感觉舒坦，度假和小睡能让人恢复精力的原因。人类对这一系统的倾向是如此明显，发现这一现象的马库斯·赖希勒将其命名为“默认模式”。这是一种放松的大脑状态，当你无所事事时，当你躺在沙滩椅或仅仅躺在安乐椅上，喝着单份麦芽威士忌时，你的大脑都会从一个主题神游到另一个主题。这并不是由于你不能从起伏的思绪中专注于一个主题，而是你根本不需要回应任何的单一念头。

这种大脑神游状态与高度专注于某项任务时的状态有着很大反差，例如当你在报税时，在书写报告时，在陌生城市找路时。这种高度关注任务的模式是注意力的另一种主要模式，主要负责我们所从事的高级别的事情，研究者将其称为“中央执行系统”。这两种大脑状态形成了阴阳两极：当其中一种开启时，另一种就会关闭。当执行紧急任务时，我们的中央执行系统就会开启。大脑神游网络被压抑得越多，我们完成任务的准确性就越高。

神游模式的发现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难注意某件事情。“注意”这个词语其实很形象，里面富含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的注意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一个“这个或那个”的零和游戏。我们会注意它，无论是出于我们的意识，还是我们的注意力过滤器认为它很重要，都会将其推至注意力焦点的最前端。当我们注意一件事物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注意力从其他事物上转移开。

我的同事维诺德·梅农发现，神游模式实际是一种神经网络，它并不局限于大脑中某一特定位置。相反，它与分布在大脑中不同的神经集群相联系，一个接一个，构成了类似道路或者网络的东西。从神经网络的角度思考大脑究竟是怎样运转的，是神经科学近期最意义深远的发现。

20多年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经历了一次变革。心理学家们那时仍主要采用几十年前的旧方法，通过一些客观的、可观察的事物来研究人类行为，例如学习单词，或在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能力；神经学家还主要致力于研究细胞之间的沟通以及大脑的生物结构。心理学家无法弄清大脑物理结构中引发思维的器官；神经学家还停留在单个神经元的基础研究，难以研究实际行为。无创影像的发明开启了这场革命。无创影像是一系列类似于X射线的工具，不仅呈现了大脑的回路与结构，也呈现了人类在存在思维与行为时大脑是怎样运转的——思维中的大脑是怎样运转的。如今，人们对一些技术，例如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以及脑磁描记法（MEG）等的缩写都已经非常熟悉。

第一波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脑功能的位置，类似于神经图谱之类。当你正在练习正面上手发球时，当你听音乐或做算术时，大脑的哪一部分最活跃？最近，研究者们的兴趣已经转向弄清这些区域是怎样协同工作的。神经学家已经知道：大脑运转不会总是在某一特定区域，而通常需要相关神经集群网络组成的回路的协作。如果有人问，“维持冰箱运转的电流在哪儿”，你会指向哪里？插座？插座如果不插入特定的家电，根本不会有电流通过。如果真要指向维持家电运转的位置，那么应该是整个家电电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贯穿整个房间的电路，而不是某个具体电流的位置。实际上，电流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一位置。它是一个分散的网络，永远不会出现在手机照片中。

同样，认知神经学家也对大脑分散的功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语言能力并不存在于大脑某一特定区域：相反，它由许多分散的网络组成——就像你屋子里的电线似的——调动了大脑中的某些区域。研究者们发现，如果大脑特定区域受损，人类就可能失去某些语言功能，这使他们开始思考语言可能存在于大脑中某些特定区域。让我们再来看看家里的电路。如果你的建筑工人不小心切断了一处电线，整个房子都将停电，但这并不意味着电源就在线路被切断的位置——这仅仅代表用于电流传输的一处线路被切断。实际上，能够造成整个房子停电的位置的数量是无穷的，包括切断电源，切断短路开关。即使是从厨房搅拌机的位置切断电流，效果仍然一样。只有经过维修，一切才会恢复正常。这就是神经学家对大脑的认知——一组复杂的重叠神经网络。

神游模式与中央执行模式相反：一旦某种模式被激活，那么另一种将休眠；如果我们处于这种模式，就不会开启另一种模式。中央执行系统的任务就是防止你在从事某项工作时被打扰，限制进入你意识的事物，这样你就可以专注于正在做的事情。这里需要重申一点，无论你处于神游模式还是中央执行模式，注意力过滤器都一直在工作，在潜意识中默默地为其他神经让路。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专注于一项任务意味着抓捕大型猎物、逃离猎食者或者战斗，任何一点分心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我们在写报告、与人交谈、上网、导航、解决问题、画画或唱歌时，通常会调用中央执行模式。这些活动中的一丝分心虽不会造成危及性命的后果，但仍会影响工作效率。

在神游模式中，我们的思维通常关注内在事物，包括我们的目标、愿望、感觉、计划，以及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当我们对他人感到同情时，我们的大脑处于神游模式。在中央执行模式中，我们的思维通常同时关注内在与外在。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拥有专注事物的能力自然是占优势的，但如果过度关注某件事物就会忽视其他事物，例如躲在灌木之后的猎食者或敌人，趴在脖子后面的毒蜘蛛等。这就是接收注意力网络的地方：注意力过滤器对环境中一切可能重要的事物进行检测。

除了神游模式、中央执行模式以及注意力过滤器外，注意力系统还包含第四部分，即我们可以在神游模式与中央执行模式之间进行转换。这种转换让我们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例如，当你正在与参加聚会的朋友谈话时，注意力突然转移到了厨房里正在谈论的关于火灾的对话。这就是注意力转换机制。它让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前额上的蚊子，然后再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午后的神游时间。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维诺德·梅农就曾与我一起研究证实：这种转换机制由大脑中的脑岛控制，脑岛是大脑中颞叶和额叶连接处皮下一英寸（1英寸=2.54厘米）位置的一个重要结构。外部两个物体之间的转换需要颞–顶枢纽的短暂参与。

脑岛拥有一个连接大脑重要部分（前扣带皮层）的双向连接。把你的手指放在头顶，它正好就在你的鼻子所对应的后面的位置。离后脑勺更远一点、大约两英寸的位置就是前扣带。图2–1展示了相对其他大脑器官的前扣带的位置。

中央执行系统与神游系统之间就像跷跷板，脑岛——注意力转换器——就像是一个成年人用手将其中一个系统向下摁，另一个系统就会向上翘。脑岛–扣带网络的功效因人而异，有时像一个抹了油的开关，有时又像一个生锈的旧门。但如果我们太频繁地转换就会感觉疲惫、头晕，就像跷跷板速度太快时的感觉一样。

图2–1 大脑前扣带位置示意图

我们需要注意，前扣带从前部的前额叶皮层与眶皮层延伸到了顶部的辅助运动区域。靠近这些区域的神经都很有趣，因为前额叶皮层与眶皮层负责诸如计划、部署、神经控制之类的东西，辅助运动区域负责发起运动。也就是说，控制我们记住报告到期以及手指在键盘上敲打的区域，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与大脑中让我们保持关注某个任务的区域，例如让我们端坐在椅子上完成报告的区域是相连的。

人类这种四回路的注意力系统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演化——将我们适应环境而变得越来越活跃或越来越不活跃的大脑网络区分开——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组织信息能力的重要因素。我们每天都可以察觉到这一点。你坐在桌子旁边，周围有刺耳的噪声和许多视觉的干扰：空调机风扇的声音，日光灯的嗡嗡声，窗外汽车的声音，偶尔反射在挡风玻璃和我们脸上的闪烁的阳光。一旦专注于某项任务，我们就能够不去注意其他这些干扰。虽然15或20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走神：我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关门呢？我是否通知了杰夫今天去家里吃午饭？大多数人都常常在他们的大脑中进行着这样的对话。你或许会好奇，究竟是谁在你的大脑中问这样的问题，更有趣的是，谁又在回答呢？当然你的大脑中并没有小精灵。大脑由一系列略有差异却具有不同功能的处理单位组成。这样的心理对话实际上是由你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引发的，而大脑中负责处理信息的部分则负责引导你回答问题。

大脑中不同的网络可以孕育完成不同的思维、储存完全不同的安排。大脑中的一部分负责满足眼前的饥饿，另一部分负责计划坚持减肥；一部分负责让你在驾驶时集中注意力，另一部分负责让你跟着收音机舞动。神经网络需要监控这一切活动，并将资源分配给正确的网络。

如果这样解释还有点牵强，你可以想象大脑一直在这样运转，以完成细胞管家的任务。例如，当你开始奔跑时，你大脑的一部分就会开始发问：“我们有足够的氧气输送到腿部肌肉来完成这项活动吗？”与此同时，大脑的另一部分会下达指令，增加氧气浓度，这样一来我们的血液氧气浓度就自然增加了。监视这一活动的大脑第三个部分会确保氧气水平确实已经按照指令增加了，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刻向大脑报告。大多数时候，这些大脑活动都是低于我们的意识水平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意识到这样的对话和信号响应机制。但神经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意识并不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状态；相反，它是不同状态的连续。说得更通俗一点，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发生，尽管它实际是在大脑中的某个物理部位发生，在头盖骨潮湿昏暗的底部发生。更准确的神经描述是：许多神经网络在同时运转，就像繁忙的办公室里同时响着的多部电话。当某种神经网络活跃到一定水平时，如果相较于其他同步神经活动更高，它就会进入我们的注意范围，也就是说，被大脑意识，并被我们的中央执行系统捕捉到，我们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意识有着一种古老的看法，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之所以会这样觉得，完全是出于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在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小精灵版的自己，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提醒我们在周一丢掉家里的垃圾。这种看法更准确的描述是：我们的大脑中住着一个小精灵，舒适地躺在椅子上，不停地看着多个电视屏幕；屏幕上显示着我们意识到的内容——我们所看见、听见的外部世界，触觉、味觉、嗅觉；这些屏幕还会报告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及身体状况——我现在很饿，我太热了，我很累。我们感觉大脑中有一个小精灵在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并将这些关于身体、内部情感和身体状态的报告整合在一起。

但这种看法存在一个问题：它会导致无止境的倒退。在电影院时，你的大脑中有这个小精灵吗？它有看电视、听声音的眼睛和耳朵吗？它自己有大脑吗？如果有，那它的内部是否也住着一个小精灵呢？在那个小精灵的内部是否还有一个小精灵呢？这个问题会一直循环（丹尼尔·丹尼特在他的《解密意识》一书中认为：这种说法无论是从逻辑角度还是神经学角度来说都是让人难以信服的）。实际上，事情的真相更为奇妙。

大脑中有许许多多拥有特定功能的模块同时运转，试图为我们的经验分类，并进行记忆。这些模块大多在幕后工作。当某个神经活动到达一定水平时，你会突然注意到它，我们将其称为意识。意识本身不是一个实体，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相反，它仅仅是我们对进入中央执行系统的想法与知觉的一个命名而已，它是一个容量有限的系统，通常一次最多只能容纳4~5件事情。

总的来说，人类注意力系统由4个部分组成：神游模式，中央执行模式，注意力过滤器，以及注意力转换器。注意力转换器指挥着我们的神经与代谢资源，让我们在神游、关注任务与警惕模式中转换。注意力系统的效率很高，我们很难察觉出正在过滤某些事情。许多时候，注意力转换机制在意识之下工作，在神游模式与中央执行模式之间转换。当唤起注意力过滤器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处于运转状态，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另一种模式之中。当然，也会有例外。我们可以通过意志来调整我们的模式，例如，当我们抬起头思考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时。但这种转换仍然很微妙，我们不会说，“我正在进行模式转换”，我们只是仅仅那样做了而已。

注意力的神经化学

过去20年，神经化学在注意力发生机制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成绩。神游模式调动前额叶皮层（额头与眼睛后部）内的神经元以及扣带（向后几英寸的位置），将信息传入记忆巩固的中央——海马体。这一切通过蓝斑内的去甲肾上腺素神经活动实现。蓝斑是脑干附近一个小的枢纽，深藏于头骨内，能够演变出大量连接到前额叶皮层的纤维。尽管名字相似，但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却是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去甲肾上腺素是最类似于多巴胺的化学物质，由大脑合成。当我们处于神游模式时，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与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γ-氨基丁酸）之间必须保持精确的平衡。多巴胺和血清素是这种脑网络系统的组件，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人类目前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可靠的新证据表明，特定遗传变异（基因名为COMT）会导致多巴胺和血清素之间的平衡移位，而这种移位与情绪障碍和抗抑郁药相关联。血清素转运体基因SLC6A4已发现与艺术行为、精神行为相关，这两者的出现都容易导致神游模式的出现。因此遗传基因、神经递质、艺术或灵性思维之间才会出现一定的相关性（多巴胺并不比谷氨酸、GABA以及任何其他化学物质更重要。我们之所以会更多地了解多巴胺，是因为它更容易被人了解。过去20多年来，我们对多巴胺和其他化学物质已经有了更为细致入微的了解）。

中央执行系统不仅有前额叶皮层与扣带不同部位的神经元的参与，还有大脑中心内基底神经节的参与，这个执行网络并不像大众所认知的那样，处于前额叶皮层，其化学作用包括调节大脑额叶的多巴胺浓度。持续的注意力也取决于去甲肾上腺素和乙酰胆碱，特别是当我们处于分散环境中时——这是注意力的化学机理。当你将注意力集中于手头的任务时，右前额皮层的乙酰胆碱有助于改善由注意力过滤器完成的工作的质量。大脑中乙酰胆碱的密度变化很快——每半秒变化一次——它所释放的物质与你正在检索的事物密切相连。乙酰胆碱也起着一定的睡眠作用：它能够达到快速眼动睡眠高峰，有助于防止外部输入扰乱你的梦境。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通过异身受体集成到大脑的电路，这是神经元内的化学接收器，可以接受多种类型的触发器（这与典型的自身受体有很大不同，自身受体就像锁和钥匙，只让一个特定的神经递质到突触）。通过这一机制，乙酰胆碱和去甲肾上腺素能释放影响彼此的物质。

注意力过滤器在大脑额叶和感官皮层（听觉和视觉皮层）组成一个神经网络。当我们寻找东西时，过滤器可以重新调整神经元以匹配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的特性，如沃尔多红白相间的条纹，或者你车钥匙的大小和形状。这种搜索非常迅速，并能够快速滤除无关紧要的东西。但由于神经噪声，这种搜索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工作——有时候我们正在看着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却并未意识到它是什么。注意力过滤器（或“沃尔多在哪儿”网络）一部分由神经元所控制，其中的尼古丁受体位于大脑被称为无名质的位置。尼古丁受体之所以会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会对尼古丁产生反应，无论是吸食还是咀嚼尼古丁，它们都会在我们的大脑中传播。对于那些引发健康的问题或人们处于分心状态时，尼古丁可以提高信号的检测率——也就是说，尼古丁制造了一种警惕状态，它使人们更加注重细节，更少依赖自上而下的预期。注意力过滤器也与我们的脑岛紧密联系。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将我们从神游模式中拉出来，转而进入任务关注模式。此外，它与扣带也紧密相连，便于快速访问到中央执行系统，做出适当的行为响应——例如，当一个危险的对象靠近你时，你能够快速躲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注意力过滤器包含一个重要的警示系统，这种生命警示信号可以打断你的神游模式或任务关注模式。如果你长时间驾驶，思维就会开始神游，当一辆大卡车突然出现在你的车道时，你的肾上腺素会突然增加。人类的警示系统受额叶和顶叶内的去甲肾上腺素控制。某些药物，例如胍法辛（牌子有Tenex与Intuniv）以及可乐定，都是治疗高血压、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焦虑症的药物，可以阻止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从而阻断你的警示系统。如果你是军舰上的声呐操作员，又或者是消防值班森林护林员，那么你一定想让自己的警示系统一直保持运转状态。但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你能听见很远的声音，你肯定希望能削弱这种警示系统，胍法辛就能帮到你。

我和维诺德·梅农所提及的脑岛内的注意力转换能够帮助我们将注意力从一件事物转移到另一件事物上。这种转换受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应激激素）管辖。高浓度多巴胺及其周围的组织可以提高大脑神游网络的功能，蓝斑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也能调节这些行为状态。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进化由来已久，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甲壳类动物上也能找到这种系统，一些研究人员相信它也充当了类似角色。

记忆从何处来

神经学家谈论注意力系统的方式，可能会让你想到影响整个大脑的方式可能是完全没有效果或反应的：我们要么处于中央执行模式，要么处于神游模式。我们要么醒着，要么睡着，但毕竟我们知道自己是醒着的，难道不是吗？但是睡着时，我们完全处于离线状态，在醒来之前，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是睡着的。这并不是它唯一的运转模式。

与错误知觉完全不同，神经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大脑的一部分会在几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内休眠，而我们自己甚至并未察觉。某些特定时候，大脑的某些回路可能会处于离线状态，会休眠以恢复能量，只要不唤醒它们工作，我们就不会注意到它们。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注意力系统的4个部分——它们中的一些或全部可能会处于部分运转状态。这也许就是我们经常会放错或遗失东西的原因：大脑中应该关注物品位置的一部分要么处于休眠状态，要么被其他事物所干扰。这也是我们明明在盯着某个物品却还在不停寻找它的原因。做白日梦时，我们经常会处于这种状态，我们需要短暂恢复警觉的意识状态。

因此，如果我们在放置物品时不留心，就很可能会遗失它。我们能做的就是训练专注度与注意力，保持定力，在放置物品时提高大脑关注度。这点小小的关注实际上需要大脑（尤其是海马体）长期的训练，训练我们记住放置物品的位置，因为我们需要中央执行系统帮助我们在一瞬间进行解码。拥有像钥匙钩、手机托盘、太阳眼镜专用钩、专用盒之类的物品，将我们的努力外化，可以让我们无须将所有事情都记在大脑中。记忆外化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多神经学家的认可。稍加思考，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是惊人的。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韦格纳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墙壁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我们的文件柜中装满了文件，我们的笔记本写满了简短记录，我们的家里放满了工艺品与纪念品”。“纪念品”这个单词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来自法语词“记忆”。我们的电脑塞满了数据，我们的日历上写满了约会与生日日期，学生们在手上写满考试答案。

目前，一些记忆理论家提出了一个理论：我们有意识地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在我们的大脑中被解码了——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思考的，所有的对话，自行车游记，饭菜。如果我们曾经注意过它们，它们都会存在于大脑中的某个地方。正如心理学家帕特里克·简在《超感警察》里所描述的那样，“记忆并不可靠，因为我们未经训练过的大脑有着一个蹩脚的备案系统。它会记录下你所经历的一切，并乱糟糟地将一切都扔进一个黑色的柜子里——当你打开这个柜子寻找东西时，你所能找到的都是一些大的、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你母亲的祭日，或者一些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如科帕卡瓦纳这个词语。你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但不用慌张，因为它一直在那儿”。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当我们经历某件事情时，根据事情的性质，大脑中某个特殊的神经网络会被激活。当我们观赏日落时，视觉中枢里关于影子、日光、粉色、橙色和黄色的机制就会被触发。半个小时之前与半个小时之后的日落景色都是不同的，这需要激发相对应的不同神经。我们的神经一边关注对运动员脸的识别，他们的身体、球、球拍的运动轨迹，一边还要关注球是否在界内、分数到底是几比几了。我们的每一个想法、看法和经验都有特殊的神经关联——如果不这样，我们会将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一样的；正是神经激活的不同才让我们将一件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

记忆就是在原有经历的基础上找回一系列神经元的过程。当我们回忆起某些事情时，神经元就会向我们展示世界，就像当初发生时的情景一样，相同的神经元会向我们再现事物。一旦那些神经元变得跟事件最初状态差不多，我们的记忆就会达到较低程度的对事件的回放。只有当我们找到那些跟事件本身相一致的原始神经元中的一个，回忆才会变得更加生动、真实。但记忆是不完美的，我们需要采集哪些神经元，如何准确地采集这些神经元，这些指令很模糊，这就使情景再现变成了模糊不准确的经历翻版。记忆是虚构的。它可能以真相的形式呈现给我们，但很有可能是扭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回放，更是一种改写。

我们的经验通常会跟某些其他经验拥有很多相似性，这就为记忆增加了难度，所以，当我们开始在大脑中重现事物时，大脑经常会被其他相似的事物所愚弄。大脑常常感觉不够用。这并不是由于大脑存储信息的限制，而是由于大脑检索的自然特性。这种特性可以让我们轻易被其他相似事物干扰。记忆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可以被改写。检索信息时，大脑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脆弱的状态，需要进行适当巩固。如果你与朋友分享一个信息时说，“不，这辆车是绿色的，不是蓝色的”，这样的信息会移植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不稳定状态下的记忆如果在巩固过程中受到干扰，就可能会消失，例如缺少睡眠、受到打扰、心理创伤，或者是大脑中的神经化学变化。

也许人类记忆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无法察觉到错误地回忆了某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记忆都很确信，但实际上记忆常常是不准确的，是一种扭曲。这种盲目的自信其实很常见，但很难被人发现。这一点也跟我们的组织系统相关，如果能将更多的信息记录在外部实体中，我们就能够更少地依赖于过度自信的不准确的记忆。

我们究竟能够准确记忆哪些经历，又究竟不能够准确记忆哪些经历？这里面是否蕴含着某种规则呢？最重要的两大原则是，我们记得最清楚的经历是那些特征明显、特殊的经历，或者是那些倾注了强烈情绪的经历。

我们之所以能够更好地记住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原因在于：当大脑从存储事件的通道中提取记忆时，大脑中没有与之竞争的资源。也就是说，之所以我们很难记住两周之前的周四早上吃过什么，原因可能是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你也没吃过什么特殊的食物——因此，你的关于早餐的记忆都会合并成为关于早餐的一般印象。大脑会综合相似的事件，并不是由于这样做效率更高，而是在于这是我们学习事物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的大脑会提取能够将经历绑在一起的抽象的规则。这条规则尤其适用于那些日常琐事。如果你的早餐长期如此——燕麦配牛奶，一杯橙汁，一杯咖啡——我们的大脑就很难提取某顿早餐的具体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日常琐事，你一方面能够记住行为的大致内容（例如由于你经常吃差不多的食物，所以你能记住吃了什么），但很难回忆出某一特定的记忆（例如驶过的垃圾车的声音，窗外的鸟鸣声），除非这些记忆是很特别的或能引发情感的。另一方面，如果你做了某件特殊的事情，打破了常规——也许早餐吃的是昨天剩下的比萨，又或者你将番茄酱洒在了裙子上——你也许更能够记住这些琐事。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们的记忆检索系统需要大脑从许多相似的事件中提取需要回忆的那一件。如果有相似的事件，大脑会检索出许多甚至全部事件，并通常创造出这些事件的组合体，我们自己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记住将眼镜或汽车钥匙放在了哪儿——这些年来，我们将它放在了太多不同的位置，这些记忆都在大脑中混在了一起，大脑很难找到最相关的那一个。

相反，如果没有相似的事件，最特别的那个会被很快区别出来，我们就能回忆出来。这取决于事件的特殊程度。早餐吃比萨可能会比较特别；但跟你的老板一起吃早餐可能会更特殊；在你21岁生日时，你的新伴侣赤裸着身体陪你在床上吃早餐也许更特殊。我们通常能轻易记住的事件还包括兄弟姐妹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及爱人的忌日。作为一个业余鸟类爱好者，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伞形啄木鸟时我在哪儿，我也清楚地记得见到它之前或之后的几分钟里我干了什么。同样，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能记得第一次见到双胞胎、第一次骑马、第一次遇见暴风雨时的情景。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我们之所以能够记住那些特殊的事件，原因在于它们代表了周围世界或认知世界一个潜在的变化——我们需要标记这些事件，以便扩大在改变环境中获胜的概率。

记忆的第二大原则与情感有关。如果某件事件让我们感到喜怒哀乐——人类的四大情绪——我们就极有可能记住它。这是由于大脑中产生了对应这次经历的神经化学标记，让它在大脑中标记为重要。这就像是大脑用了一支黄色荧光笔标记了我们一天的活动，并有选择性地标注了最重要的活动。从进化论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记住的情感上重要的东西可能是与生存相关的，例如捕食者的咆哮，一个新的淡水泉的位置，腐臭食物的气味，不守信用的朋友。

这些化学标记都与情感事件相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很容易地记住国家重要事件，例如暗杀肯尼迪总统、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9·11”事件，奥巴马总统的选举或就职。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都是情绪化的事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很快对它们进行标记，把它们放在一个特殊的、便于访问和检索的神经位置。神经化学标记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记忆。你可能无法记住最后一次烫衣服时的场景，但你可能还记得初吻的对象以及发生的地点。即使你只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但很有可能已经记住当时的情感。

遗憾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情绪标记，让我们能够更快、更简便地检索，也无法保证所检索出的东西会更准确。有这样一个例子，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你可能记得当你第一次听说世贸中心双子塔遭受恐怖袭击这一消息时处的位置；你可能记得你所处的房间、当时的大致时间（早上、下午或晚上）；也许你还记得当时与你在一起的人或正在与你谈话的人。你也许还能记得当时恐怖的电视画面：一架飞机撞击了第一座塔（北塔），20分钟之后，第二架飞机撞击了第二座塔（南塔）。事实上，最新的调查显示，80%的美国人都记得这一场景。但实际上，这样的记忆却是错误的。美国广播电视网络是在2011年9月11日播放了撞击南塔的实时视频，但直到第二天，即9月12日，广播电视网络上才出现了撞击北塔的画面。数以万计的美国人都记错了他们所看到的视频画面的顺序，实际上撞击南塔的画面要比撞击北塔的画面早24个小时。但我们确实是被准确告知：北塔比南塔早20分钟遭受撞击，正是这一事实让我们的记忆混淆了观看到的视频顺序，因为我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这些。这样错误的记忆是惊人的，即使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错误地认为自己在9月11日看到了北塔遭受袭击的画面，尽管电视记录显示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为了说明记忆的错误，我们来做个实验。首先，拿出一张纸、一支铅笔或钢笔。下面你就会看到一系列词语，以每秒一个词语的速度大声朗读出它们。你不需要读得很快，但读的时候请好好关注每一个你所读到的词语。

现在，请不要回头看，尽可能多地写下你所能记住的词语，然后再阅读下一页。你也可以写在这一页纸上。这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你正在做实证记录（如果你看的是电子书，请使用注释功能；如果这是一本图书馆的书，请另外找一张纸写下来）。

你是否写下休息、夜晚、土豚、睡觉这几个词语呢？

休息　安睡

疲惫　声音

醒着　舒适

做梦　枕头

打呼噜　醒着

床　夜晚

吃饭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定能记得好几个词语。85%的人都会写下“休息”这个词语。“休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词语，这与记忆的首因效应有关：我们能够最好地记住清单上的第一个词语。70%的人记得“夜晚”这个词语。它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词语，这与近因效应有关：我们倾向于记住在清单上最后看到的词语，但它没有第一个词语记得牢。科学家曾经针对这个清单做过系列位置曲线，呈现了词语所处位置对记忆的影响。

你肯定不会写下“土豚”这个词语，因为它并不在清单上——研究者们通常会给出这样的测试问题来确定他们的主题确实已经被测试者注意到了。大约60%的测试者会写下“睡觉”这个词语。但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你会发现清单上并没有“睡觉”这个词语。你只是有了记忆错误。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很确定你曾经见过“睡觉”这个词语，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引言部分所提到的联想网络——如果你想到了红色，那么其他记忆（或者概念节点）也会被激活。在这里，这个原则也适用，在给出了一系列与睡觉有关的词汇后，睡觉这个词语就在你的大脑中被激活。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错误的记忆，一个并没有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这种现象的意义是深远的。熟练的律师可以利用这个原则，将有利于客户的想法与记忆灌输给证人、陪审团，甚至是法官。

仅仅改变句子里的一个词语就可能会让证人错误地回忆出一扇碎了的窗户。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在一次实验中将一段小汽车事故的视频展示给了测试者。然后，她问其中的一半人：“当这些车发生剐蹭时，你们认为它们的车速是多少？”然后她又问另一半人：“当这些车发生碰撞时，你们认为它们的车速是多少？”结果测试者由于剐蹭听到的词汇（剐蹭与碰撞）不同，对车速的预估也完全不同。一周之后，她又请回了测试者，并问道，“事故现场是否有玻璃被撞碎了？”（实际上视频中根本就没有破碎的玻璃）。一周之前以“碰撞”这个词来预测车速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比另一半人高出2倍。

更糟糕的是，一旦回忆的行为进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新的扭曲就会产生。所以，当记忆回放或重新存储时，不正确的信息就会嫁接进大脑，就好像它一直在那儿一样。例如，心情低落时，你会回忆一段快乐的记忆。当大脑进行检索时，你就会给现在这段情绪增加色彩，当这段记忆存储进你的大脑时，你就会变得不那么悲伤。范伯格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布鲁斯·佩里总结道：“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当打开计算机里的文档时，当开始在大脑中检索记忆时，你都会自动打开并编辑它。你也许没有意识到现在的心情和环境可以影响你回忆时的情感基调，影响你对事件的解读，甚至影响你对事件的信念。但当你再次保存记忆时，你会不经意地修改它。这也会影响下一次打开这段记忆时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量变化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

除了记忆可以被轻易扭曲、改写的事实外——这确实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大脑还会以一种很奇妙的方式组织过去的事件，它可以采用很多接入点和不同方式来给出每个事件的线索。如果更大胆的推理正确的话，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情都存储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的访问。那么，我们会不会被记忆压垮呢？当你想到土豆煎饼时，大脑为什么不会自动播映每次吃土豆煎饼的场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将类似的记忆都分成了一个大类。

分类为什么如此重要

埃莉诺·罗施已经证实分类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经济。我们将事物进行分类，所以不需要浪费宝贵的神经去处理与目的不相关的事物。当我们看着沙滩时，通常不会注意到单个沙粒，我们看到的是所有沙粒组成的沙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单个沙粒。只有出于某些特殊目的，大脑才会自动将我们喜欢的沙粒分隔出来。同样，我们会将一整碗豌豆看作一个整体。正如前文表述的那样，这些豌豆的实际功能是可替换的——从功能上来说，它们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为同一种目的服务的。

认知经济的另一部分是我们的词汇储备并不能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物体——我们有最经常使用的自然词汇，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的词汇。我们说角落传来的噪声是汽车发出来的，而不是出自1970年的庞蒂克GTO；我们说的鸟是在邮筒旁边筑巢的鸟，而不是红褐色的红眼雀。罗施将这称为“基础分类”。基础分类是婴儿与儿童最先习得的词汇，也是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时最先学会的词汇。当然也会有例外。如走进一家家具店，你可能会问服务员卖椅子的在哪儿。但走进一家椅子专卖店时，如果你再这么问，听起来就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从基础类别细分到下一级，问办公室用椅在哪儿，饭厅用椅在哪儿。

随着专业知识的增加，我们倾向于将每个对话都细分到下一个等级。椅子专卖店的店员不会问仓库有没有扶手椅，他只会问有没有带黄色簇绒靠背的红木安妮女王椅。一位鸟类爱好者也只会给其他的鸟类爱好者发信息说他家的邮筒旁边有一只红褐色的红眼雀。我们的知识决定了如何分类，决定了大脑中的分类结构。

认知经济认为，我们在给事件分类时往往不会被无关紧要的细节所束缚。当然，对于某些事情，你肯定希望马上知道一些细节，但不会一直都想要了解细节。如果想从一堆黑色的豌豆中找到较硬的、微煎过的那颗，你就会暂时将它们都当成单个处理，而不是仍当成功能一样的整体。在不同模式中转换，将焦点从整体切换到个体，是哺乳动物注意力系统的特征，也突出了中央执行系统的等级特征。尽管一些研究者倾向于将中央执行系统看作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它是不同焦距的集合，让我们能够随时聚焦当时最相关的部分。画家需要注意描绘部分和笔法的使用，也需要把握作品中心与整体的关系。作曲家需要注意某个音高与韵律，也要注意大的音阶与整首曲子，以确保整首曲子的连贯性。木匠需要注意门的每个部分，也要注意门的整体性。许多时候——如创立公司的企业家、执行着陆任务的飞行员，都会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大致轮廓，然后才在现实中实现它，确保事情能够按构思的那样呈现。

现实状况与内心意像的差别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时期。它是古希腊哲学的奠基石。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认为现实状况与内心意像之间存在差距。木匠可以使用单片板使胶合板看起来像实心桃花心木。我的老师与导师、认知心理学家罗杰·谢泼德（在第1章中给出怪物图像的心理学家），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广。他认为，适宜性行为取决于能够将三种现实与意象分开的机体组织。

首先，某些物体，虽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视角能够触及不同的视网膜图像，但最终指代相同的对象。这是一种分类行为——大脑需要将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视图集成一个连贯统一的代表，结合为单一的类别。

图2–2 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视角图

与其他人交流时，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他们的脸都有各自的轮廓，笔直的、有角度的，他们脸上的不同表情会折射出不同的视网膜图像。俄罗斯心理学家A.R.卢里亚曾讲述了这样一位病人。这位病人由于遭受过脑损伤，无法将不同的视角进行综合，所以每次识别人脸都异常困难。

其次，某些物体，虽然呈现的方式一样，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例如，一群马在草地上吃草，每匹马都跟其他马非常类似，甚至连它们的视网膜图像也是相似的，但进化论适应行为需要我们将它们看作个体。这一原则并不涉及分类；实际上，它需要我们对分类进行拆分。虽然一些物体实际用途一样，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将它们视为完全不同的个体（例如，只有一匹马向你跑过来，肯定比一群马向你小跑过来的危险性更低）。

最后，物体呈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但实际上都属于同一自然物种。如果你在腿上或食物中发现了以下几种物体（见图2–3），你肯定不会在意这些物体是否有着不同的进化历史、交配习惯或者基因。它们也许在100万年以前拥有相同的祖先，但你所在意的只是它们都属于“我不想在腿上或食物中看见”的那一类。

图2–3 你可能不想见到的昆虫示例图

因此，谢泼德认为，根据认知经济学的观点，我们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将物体看作一样的。对物体分类意味着将它在类别上与其他物体看作相同的，但在某些显著地方是不同的。

我们通过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获取到的信息，通常都是有结构和秩序的，而不是随意的。有生命的物体——动物和植物——通常都在结构上具有关联性。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动物的属性，如翅膀、毛皮、嘴、羽毛、鳍、鳃和嘴唇。但这些并不是随机发生的。翅膀通常包括羽毛，而不是皮毛。这是大自然赋予的事实。换句话说，组合不会均匀或随机发生，并且某些时候，一些组合发生的概率会比其他更高。

分类是怎样适用于所有这一切的？分类往往反映了某种共性：鸟类的身上一定有翅膀和羽毛（当然也会有例外，如新西兰无翼鹬鸵和某些现在已经灭绝的无羽毛鸟类）。

我们天生甚至在很小的年纪，就能够感知什么样的事物可以构成一类，以及它们是怎样构成一类的。我们使用语言修饰词来界定类别中特殊的成员。如果有人问你，“企鹅是鸟类吗”，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是的”，但大多数人在回答时都会使用修饰词来回答，例如，“严格意义上来说，企鹅确实是鸟”。更确切的回答，我们也许会说，“它们不会飞，但它们会游泳”。但我们不会说，“严格意义上来说，麻雀属于鸟类”。麻雀不仅严格意义上属于鸟类，它更是鸟类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北美鸟类中的最佳例子，这是因为它的普遍存在性与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也由于它与鸟类其他成员有着最多的相同属性：它会飞，会鸣叫，有翅膀和羽毛，会下蛋，会筑巢，吃昆虫，会扑向野鸟喂食器，等等。

日常对话可以反映出我们对“典型”的瞬时感觉，当我们选择了能够代表分类内部结构的某个典型时，可以用这个典型来替代整个类别。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家窗户外面的电话线上有大约20只鸟，每天早上都会叫个不停。

我可以摘出“鸟”这个词语，并用知更鸟、麻雀、雀或者八哥来代替，这都没错。但如果我用企鹅、鸵鸟或火鸡来代替，听起来就会很荒谬。

类似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

吃三明治之前，男孩儿从他的便当盒里拿出了一块儿水果，咬了几口。

这里，我们可以用苹果、香蕉、橘子来替代水果，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用黄瓜或者南瓜来代替，这个句子听起来就会很奇怪。在使用预先存在的类别或者创造新的类别时，我们通常都能感知到该类别下的一些典型例子或者近似例子，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个类别的例子。识别多样性并将其分门别类的能力是我们的生物本能。这对人类组织大脑有着重要的意义。

大脑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分类的？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根据大致或细致的外观来进行分类。根据大致的外观，我们会将所有的铅笔都放进同一个笔筒。细致的外观能够将软硬铅笔区分开，将黑色的铅笔与白色的分开，将高尔夫铅笔与课业笔分开。人脑进行所有分类过程的特点，包括基于外观的分类，都在于这些物品是可以扩大的，是灵活的，可以分为多个很小的层次。例如，将铅笔细分，我们可能会需要像文具店那样尽可能地细分，如根据生产厂商或铅笔软硬度细分——3H、2H、H、HB、B等。也许你还会想要根据它们所剩的橡皮擦的长度，是否有牙齿咬痕，或者根据铅笔长度来划分。放大来说，你会将所有的铅笔、钢笔、记号笔、蜡笔都归为书写工具的一个大类。一旦你确定并命名了某个种类，大脑就会立刻再现该类别，并将属于这个类别的和不属于这个类别的区分开。如果我说，“哺乳动物是会哺育下一代的动物”，那么我们很容易快速对鸵鸟（不是）、鲸（是）、鲑鱼（不是）以及猩猩（是）进行分类。如果我告诉你，只有5种哺乳动物会下蛋的话（包括鸭嘴兽和针鼹），你就能够快速接受关于这些例外的新信息，这似乎非常普通。

当物体之间缺乏相似性时，我们会根据功能进行分类，这就是分类的第二种方式。在紧要关头，你可以用蜡笔写便条——它在功能上等同于钢笔或铅笔。你可以使用开口回形针将东西固定在软木板上，你可以用拆开的衣架疏通厨房水槽；露营时，你可以将羽绒服卷起来当枕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进了加油站，如果感觉饿了，你可能会希望接受一系列可以缓解饥饿的产品，即使它们彼此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新鲜水果，酸奶，一包混合坚果，燕麦棒，松饼，或卷饼成品。如果你曾经使用订书机或鞋底来砸钉子，那么你可能把它们当锤子用了。

分类的第三种方法是概念分类，用于解决特殊情况。有时，某种分类是匆匆完成的，构成了临时的分类。例如，你的钱包，童年的照片，现金，首饰和家庭犬，这些物品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没有任何物理相似性，也没有任何功能相似性，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可能是“发生火灾时，你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不发生火灾，你可能永远不会将这些东西联系到一起，也不会从概念上将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此外，这些情境分类也可以提前规划。一架子专门用于应急的东西（水，罐头食品，罐头起子，手电筒，关闭天然气的扳手，火柴，毛毯），正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这三种分类方法告诉我们，怎样组织我们的家园和工作空间，怎样分配货架和抽屉空间，怎样理清头绪，才能更加容易、快速地找到物品。我们每学习或创建一个新的类别，回路神经就会调用前额叶皮层——沿着尾状核区的丘脑环路。它包含感知空间（连接到海马体）的低分辨率地图；它用知觉刺激与分类空间相连。当你根据某种规则进行正确分类时，多巴胺会释放增强型神经突触。一旦更改分类规则——比如你决定通过颜色，而不是季节来对衣服进行分类——大脑中的扣带皮层（中央执行系统的一部分）将被激活。当然，我们也会交叉分类，将物品归类于多个种类。某时你会将酸奶视为乳制品，而有时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早餐食品。前者基于系统分类，而后者是功能分类。

但分类究竟有多重要？分类真的意义深远吗？如果这样的心理分类都在神经组织中显现呢？

大约5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将周围的事物进行了分类，把与生活相关的事物区分开并进行分类：可吃的东西与不可吃的东西，捕猎者与猎物，活着与死亡，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那样，它们根据外观或特征被进行了生物分类。此外，针对那些物理上没有相似性，但功能上有相似性的事物，我们的祖先还采用了概念与特殊分类——例如，“不想出现在你食物中的东西”，这一异质结构可能包括蠕虫、昆虫、污垢、树皮，或者是你小弟弟的臭脚。

最近几年，我们了解到这些分类的形成与维持都已经在大脑的生物程序中根深蒂固了。神经是活的细胞，它们可能会以数以万亿种的不同方式彼此连接。这些连接不需要学习——连接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我们可能存在的大脑状态有很多种，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已知的微粒的数量。这一发现的含义是惊人的：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够区分大脑中代表世界已知的每一颗粒子，甚至还有多余的精力将这些粒子进行有限的分类。我们的大脑就是信息时代的工具。

神经影像学技术帮助发现了分类的生物基层。扫描仪监控着一群志愿者，他们被要求创建或思考出不同的分类。这些类别可能包含类似植物或动物的自然物体，或类似工具或乐器的人造器物。扫描技术让我们能够精确定位，精度通常在1立方毫米，它能让我们看清正在发生特定神经活动的位置。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形成的类别是真实的，是生物实体，在大脑中拥有特定位置。也就是说，无论是利用预先分类还是即兴创造分类，大脑中某个特定的可复制的区域都会被激活。这不仅适用于那些拥有物理相似性的分类（如可食用的树叶），也适用于那些拥有概念相似性的分类（如可以替代锤子功能的工具）。以分类生物学为基础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对患有脑疾病个体的个案研究。疾病、中风、肿瘤或其他机能脑外伤，有时会造成大脑的特定区域受损或死亡。我们已经看到脑损伤患者的大脑区域是如此具体，他们可能会失去使用和理解某个单一类别（例如水果）的能力，同时保留使用和理解另一个相关类别的能力，例如蔬菜。某个特定分类可能会丢失的事实揭示了历经数百万年进化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分类在今天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们即兴使用、创造分类的能力是认知经济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整合事物，避免做出足以把能量耗尽的成千上万的无关紧要的决定，比如，“我需要这支笔还是那支笔”，“这是我买的那双袜子吗”，“我拿的是否是同一双袜子”。

大脑功能分类的界限有时很严谨（清晰明确的界定），有时却很模糊。三角形就是界限严谨的代表，三角形必须是二维封闭图形，有三个边，内角和必须恰好是180°。另一个界限严谨的代表是犯罪量刑结果——法官与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除外，被告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不会存在70%有罪的情况（在量刑过程中，法官可参考不同的惩罚力度，也可以分配不同的责任，但他不会解析犯罪的程度。但在民事法律过程中，犯罪会有度的衡量）。

模糊分类的代表是对“友情”的界定。我们都很清楚，周围所认识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不认识的人不能称之为朋友——例如陌生人。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友情的界限很模糊。某种程度上，友情的界定需要视情况而定。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家里烧烤，但不会邀请他们参加生日聚会；我们会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但不会邀请他们到家做客。与许多其他分类一样，对友情的界定取决于具体情况。“友情”的界限很模糊，具有渗透性，这与三角形的界定不一样——一个多边形要么属于三角形，要么不属于三角形。出于某些目的，我们会将某些人当作我们的朋友，对其他人却不会。

严谨分类通常在数学与法律领域最为常见；模糊分类可以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是人造事物。严格意义上，黄瓜和西葫芦都属于水果，但我们会将它们渗透进“蔬菜”这一模糊的分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将它们当作水果或者代替诸如菠菜、生菜、胡萝卜之类的食物。谈论温度时，我们也会用到分类的语境与情境性——当我们想睡觉时，104华氏度（40摄氏度）会太高，这个温度却很适合泡热水澡；如果我们正在喝咖啡，这个温度就不会太高。

一个经典的关于模糊分类的案例就是“游戏”（game）。20世纪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泰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准确定义“游戏”。游戏是你休闲时做的事情吗？这一定义排除了职业足球和奥运会。是你与其他人一块儿做的事情吗？这一定义排除了单人纸牌。为了乐趣而进行的活动，有一定的规则，有竞争，可以吸引球迷来观看？这一定义就排除了孩子们手牵手绕着玫瑰转圈圈的游戏，这是没有竞争的游戏，也没有任何规则，但真的看起来像一个游戏。维特根斯泰的结论是，当一个游戏与其他游戏有相似之处时，它就是一个游戏。假设有一个家庭——拉松斯家族——正值合家团圆时。如果你足够了解拉松斯家族，也许可以轻松地根据一定的家族特征，区分哪些人属于这个家族，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家族。也许这个家族的人都有凹陷的下巴、高挺的鼻子、下垂的大耳朵、红头发，身高超过6英尺。但是，这都是普遍特征。没有人拥有所有这些属性。这些并不是绝对特征，而是典型特征。模糊类别可能会让长得像这个家族的人被归类成家族一员，而事实上，拥有这些特征的典型拉松斯家族，也许并不具有这一特征，这只是柏拉图理想而已。

认知科学家威廉·拉博用图2–4来解释模糊分类与家族相似的概念：

左上角的物体很明显是一个杯子。我们会发现第一排的杯子由左向右不断变大，到了第四个杯子时，已经看起来更像一个碗了。那么3号杯子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可以是一个杯子，也可以是一个碗。同样，杯子由上向下越来越高，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杯子，反而像是一个罐子或花瓶。其他变化，例如增加一个支撑（17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高脚杯或酒杯。改变（18号、19号）杯子的形状，它们看起来会像一个奇特的杯子，但终究还是杯子。这说明了分类界限是灵活的、可延展的，这取决于不同的情景。如果我用17号杯子装满葡萄酒为你服务，杯子采用玻璃制作，而不是陶瓷，你就更有可能接受它是一个高脚杯。但是，即使我用玻璃制作1号那样的杯子，不管里面装着是咖啡、橙汁、红酒还是汤，它看起来都像杯子。

图2–4 模糊分类示意图

模糊分类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中，与严谨分类一样真实。创造、使用并了解分类的能力似乎是大脑固有的——即使是2岁的小孩子也拥有这种能力。当我们开始思考组织生活和生活空间时，创造分类就成了认知经济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愿意，它也会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创造出一系列组织系统，从军事仓库的严格分类、最完美的袜子抽屉，到反映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事物方式的俏皮分类。

将一部分思维转移出你的身体

我们的大脑以自己特有的有效方式组织信息。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由于需要做出大量决定，我们需要头脑以外的系统提供帮助。分类可以转移大脑的大量工作，并将其释放到外部环境中。如果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置烘烤用品，我们并不需要单独记住每个物品的位置——如擀面杖、饼干切割机、过滤筛等，我们只需要记得有烘焙工具的分类，它是在咖啡机下面第三个抽屉里。如果我们打算举办两个独立的生日派对，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家里，大脑记忆系统、备忘文件、手机通信录都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同事”应该包括谁，不应该包括谁。

日历、智能手机和地址簿也是大脑的扩展，能够将信息外化到纸张或电脑芯片，让我们的大脑免于记忆无数的细节。历史上，大脑的首要扩展是书籍，它记录了几百年来人类所收集的知识，让我们在需要时可以访问这些知识。也许现在，书籍仍然是最主要的大脑拓展方式。

那些处于行业顶端的人，尤其是那些以创造性和有效性著称的人，都会尽可能地利用注意力与大脑记忆的外部拓展。但更多人，即使从事高科技工作，仍在使用低科技的解决方案来记录事物。是的，你可以在钥匙中嵌入一个微型芯片，然后用手机的应用程序跟踪它；你也可以列出电子清单，在旅行前确保你已经带上了需要的一切。但是，许多忙碌高效的人认为：对于某些常规物体，我们可以采用某些不同的、本能的方法，而非虚拟的方法，用以记忆重要的事情，包括购物清单、约会，以及下一个大型项目的想法。

最让我意外的是，在写这本书时，很多人都拿着笔、笔记本或者便条做笔记，他们坚持认为：相比现有的电子方式，这种方式更有效，更让人满意。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自传《向前一步》中，也承认她用笔记本和笔来记录待办事项，她承认在脸书（她是脸书首席运营官）盛行的今天，她的方法就像随身带着一个石碑和凿子。但既然她和许多人都坚持着这种古老的方式，其中肯定有某种道理。

想象一下，无论走到哪儿，你都带着一叠索引卡。工作突然有灵感时，你在一张索引卡上写下来；想起一件待会儿要做的事情，你写下来；在公共汽车上，你突然想起需要给某个人打电话，想起需要在五金店买的东西，写下来——突然间想起调节妹妹与她老公之间的矛盾的方法，你又写下来——这样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卡片。每次突然想起什么东西，你都会写下来。效率专家戴维·艾伦，《搞定》一书的作者，将这种做笔记的方式称为“洗脑”。

还记得互相排斥的神游模式与中央执行模式吗？它们就像站在天平两端的恶魔与天使，每一个模式都试图引诱你。当你正专注于一件事情时，神游模式这个恶魔就会开始思考你生命中的其他事情，试图干扰你。这就是负任务网络的能量，这些想法会在你的大脑中翻滚，直至你采取措施处理它。将这些写下来能够免于大脑记忆它们，从而将那些阻挠我们关注事件的琐事从大脑中驱赶出去。正如艾伦所说的那样，“当你什么事也做不了的时候，大脑会提醒你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只能思考你所担心的事情，并无计可施”。

艾伦注意到，当他将大脑中的许多事情都写下来时，会感觉更放松，能更好地关注眼前的工作。这种观点实际上基于神经学原理。当大脑中有某些重要的事情时——尤其是待办事项——我们会害怕忘记，大脑就会不断复述它们，一圈又一圈搅动它们，认知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复述环路，这是一种将眼球后的额叶皮层与大脑中心海马体相连接的大脑区域。复述环路从没有笔、没有纸、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大脑物理拓展的世界开始进化；这是我们数万年来唯一拥有的东西，在当时，这种复述环路被证明是很有效的。但问题是，它运转得太好，会一直复述，直到我们去关注它复述的这件事。将这些信息写下来给了复述环路隐性和显性权限去放开它，去放松神经回路，以便我们能够关注其他事情。“如果一项任务只在大脑中有记录，”艾伦说道，“我身体的一部分会一直思考它，这让我倍感压力，无计可施。”

把东西写下来可以让我们省心不少，免于担心会忘记某些事情。这其中包含的神经科学原理是：神游模式网络与中央执行网络在争抢资源的这场争斗中，神游默认模式网络通畅，通常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时，这就像是大脑中有另一个大脑。如果从禅宗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大师会告诉你，脑中关于未完成事项的复述会将你从手头上的事件中拉出来——将你束缚到未来的大脑模式上，让你无法关注当下，享受当下。艾伦指出他的许多客户在工作时都会浪费时间，担心工作上的事情；在家时，他们也会担心工作上的事情。这让他们一直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你的大脑需要持续关注你的承诺、你的活动，”艾伦说道，“你必须确定正在做的是你需要做的事情，也可以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如果心里记挂着某件事，你的大脑就掺杂着杂事。任何你认为未完成的事情都必须记录在大脑外可靠的系统中……”这里所说的系统就是写下来。

为了让索引卡系统更有效率，我们需要将每个想法或任务都写在卡片上——这样就能确保可以轻易地找到它，处理之后再丢弃。我们可以将每张卡片上的信息快速分类、再分类，做到可以很随意地找到这些信息，这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访问任何一个单独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的信息，也能够将其与其他相似的信息放置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相似信息或关联的相似信息会发生变化，这种系统——由于具备随意性与无序性——也兼具灵活性。

罗伯特·M.波西格曾经激励了一代人进行哲学反思——组织他们的思维——他的理念都写进了他于1974年出版的小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书中。在随后出版的另一本不太知名的书《莉拉：探究道德》中，他致力于探索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方式。菲得洛斯——作者的密友，也是这本书故事的主角，使用索引卡系统来组织他的哲学观点。他认为索引卡的尺寸最好保持一致，这样可以提供更大的访问入口。他会将它们放入衬衫口袋或钱包。大小相同，也便于携带和整理（莱布尼茨曾抱怨，所有写满他想法的纸张在尺寸和形状上都不一致，很容易弄丢）。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信息都被写进小的数据块儿时，信息的访问与顺序就会很随意，当你必须按顺序拿出来时，它就会变得更有价值……索引卡让你的大脑放空，将顺序格式化降至最低，使你能够记录下所有全新的且未付诸实践的想法。”当然，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真的空了，只是思想的力量更强大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将信息转移至外部世界。

一旦有了一叠索引卡，你就会经常对其分类。当索引卡的数量还较少时，你可以简单地按所希望的顺序放置它们；一旦数量增多，你就需要对其进行分类。下面这个系统是埃德蒙·W.利特菲尔德曾经让我对其邮件进行分类所采用的系统，我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

•今天需要做的事情

•这周需要完成的事情

•可以等待的事情

•杂物抽屉

这些分类的名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外部分类的过程。也许你还会这样分类：

•购物清单

•计划安排

•可以在家完成的事

•可以在公司完成的事

•社会公益事件

•需要同伴完成的事情

•与母亲医保相关的事

•需要拨打的电话

戴维·艾伦建议使用助记符来精细分类待办事宜列表，他将其分为四大类：

•完成它

•分配它

•推迟它

•放弃它

艾伦给出了一个2分钟原则：如果你能够在2分钟之内处理完列表中的某一件事情，那么请立即处理（他建议每天都留出一点时间，比如30分钟，用于处理这些杂事，因为这些杂事可能会聚积成为大事）。如果某件事情可以由别人代劳，就把它分配下去。如果某件事情需要花费2分钟以上，就稍后再完成它。也许你只是将它延迟到了第二天，但你需要将它延迟到那些两分钟之内能处理完的事情之后。有些事情可能会变得不值得你花费时间去完成——优先性发生了改变。每天浏览索引卡，你可以丢弃那些不值得你花费时间的事情。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这像是作业。你完全可以将这些事情都留在大脑中，难道不是吗？是的，你完全可以，但大脑结构决定了你很难有效地记住它们。而我们的作业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烦琐。它能够让你思考，让你健康地神游。将一组卡片与另一组卡片进行区分，我们需要在新的组别中放置一张标题卡。例如，为了更好地找到某个组别，如果你的索引卡是白色的，标题卡可能就是蓝色的。一些人对索引卡系统的利用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类别。但这样只会让一张卡片很难从一组移到另一组，而索引卡的中心在于提高灵活性——每张卡片都能灵活地放在任何位置。当事件优先顺序改变时，你只需要改变卡片顺序，将它们放在任何你需要的位置。小的资料也可以单独写成索引卡。菲得洛斯有一部著作，专门讲述将想法、报价、资源以及其他研究成果都写进索引卡，他将其称为“便条”。写报告时最困难的莫过于决定每一部分的位置，而在便条的帮助下，我们只需要重新排列纸条的位置。

他不需要问“形而上学的宇宙起源在哪儿”——这一几乎不可能的问题——他只需要拿起两张便条，问“哪一个放在最前面”。这样问题就简单了，他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然后他再拿起第三张便条，将其与第一张对比，问“哪一个放在最前面”。如果新的这张便条需要放在第一张后面，那他又需要跟之前的第二张便条进行对比，这样他就有了三张便条的顺序结构。他只需要一张便条、一张便条地反复对比。

使用索引卡的人会觉得很便捷。当你需要回听录音，甚至是快速回听时，听内容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读内容的时间，这样做并没有效率。声音文档的分类很困难。有了索引卡的帮忙，我们可以分类，分类，再分类。

波西格继续描述菲得洛斯的组织实验：“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做法：用彩色塑料把手来表明二级主题和三级主题；用星星来表明事件的重要程度；用画线的便条来代表兼具感性与理性的主题；但这些都没能降低事件的复杂程度，反而让事件更复杂了。他意识到需要将这些信息先放到别处。”

菲得洛斯的分类中有一类叫作“未消化的”。“这包含他工作时突然有的灵感，他在组织这些便条——在航海、造船，或者从事其他不想被打扰的工作时突然产生的灵感。通常，你的大脑会对这些想法说，‘走开，我很忙’。但这种想法对提高工作质量是致命的错误。”波西格意识到，他所得到的最好的灵感往往产生于做不相关的事情时。你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想法，因为你正忙于其他事情，如果需要花时间去思考所有想法，你将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对菲得洛斯而言，“未消化的”文件夹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一问题，“他只需要将便条放在那儿，直到他有时间、有意愿去处理时”。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杂物抽屉，一个放置我们暂时不知道将物品放在哪儿的地方。

当然，你也不需要随时随地都带着你的卡片——那些暂时搁置或需要以后处理的卡片都可以放在你的书桌上。为了让这个系统的效率最大化，专家们每天早上都会查看他们的卡片，这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一旦在浏览卡片的过程中产生新想法，他们又会将这些新的想法写下来。事件优先等级的变更与卡片访问的随意性都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卡片放在任何对我们最有利的位置。

对大多数人而言，待办事项列表中的很多事都需要我们做出决定，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决定。例如，列表中有一件事情是“决定是否购买玫瑰阿姨商店中的辅助生活设施”。你已经看了很多，也收集了很多信息，但始终无法做出决定。早上浏览卡片时，你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腾出2分钟时间来思考自己需要什么，以便你做出决定。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你不确定将那些辅助生活设施放在家里的后果，这样就更难做出决定；你也担心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你会后悔。如果更多的信息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找出这些信息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然后——让这个系统为你服务——将它写在索引卡上。你可以参考其他家庭，也可以听听别的家庭成员的看法，也许你只是需要时间等待信息的到来。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索引卡上写下截止日期，例如四天以后，然后再尝试做出决定。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每天浏览索引卡时，你都需要做点什么——从现在开始就做点什么，你可以将它放在搁置一栏，也可以生成一项新的任务，来帮助你完成眼前的任务。

索引卡只是无数大脑外部拓展设备中的一种，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保罗·西蒙（美国音乐家，创作歌手）会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记录一些歌词、短句，这些歌词和短句可能会用在他的下一首歌曲中；约翰·R.皮尔斯——卫星通信的发明者，会随身携带一本实验室手册，用以记录需要做的一切事情，以及需要见的人。许多发明家的口袋里都会携带笔记本电脑用以记录、观察和提醒，包括乔治·S.巴顿（记录领导和战争策略的想法，以及每日得到证实的事情）、马克·吐温、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卢卡斯。这些都是信息存储，而不是随机访问，一切都按时间顺序排列。它涉及大量网页的翻阅，但都适合它的主人。

这种索引卡系统看起来很不起眼，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它建立在注意、记忆和组织神经科学的基础上。负任务模式和神游模式负责生成更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出现的时间大多都不对。我们将信息写在索引卡上，可以扩展大脑。我们利用大脑内在进化的古老意愿进行分类，用以创建大脑记忆存储罐——一个当中央执行网络需要时，我们可以随时找到信息的罐子。你也可以认为，分类、大脑外化可以维持神游模式与中央执行系统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