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这本书的资料丰富且资料来源令人惊讶。首先，有80多人与我公开、坦率地交谈，从工厂工人到高级管理层人员，从ASML到其他公司。即使是我最年长的交谈对象，也有着惊人的活力和清晰的记忆。

从一开始，我就明确表示这是一部独立的新闻作品，然而ASML从未为我寻求信息而设置任何障碍。维姆·亨德里克森给了我1984年到1990年之间他所有的日记，维姆·特罗斯特给我看了许多他在飞利浦S&I工作时的文件，弗里茨·范霍特递给我一大堆团队报告和公司早期（1984年至1988年）的内部备忘录，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当一家供应商打电话给ASML现任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询问是否可以和我交谈时，他立即同意了。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飞利浦物理实验室（Natlab）开发出了第一台光刻机，这有详细的文件可查。飞利浦的档案仍然对我保密，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关键文档。在这些偶然的发现中，有一份1971年的名为《技术文档105/71》的论文，赫尔曼·范希克、吉斯·布休斯和爱德·鲍尔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关于制造步进光刻机的想法。有了弗里茨·克洛斯特曼的笔记，我基本上能够重新构建20世纪60年代的研发先锋们的故事。

我也找到了丽贝卡·亨德森的报告。1987年，当亨德森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了光刻机市场前领导者GCA的兴衰。亨德森与70名工程师、营销经理和光刻设备用户进行了交谈，这就让她深入了解了这家美国公司在早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光刻技术研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自GCA的几个人最后加入ASML，其中包括像道格·马什和肯·皮恩这样跳槽的人。

亨德森并不是唯一一个描述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人物的人。GCA的失败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他分析师和研究人员也研究了美国战略性光刻工业的衰落，其中一项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半导体生产设备、关联和国际贸易限制》，这是1987年8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对比了美日半导体产业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时报》发表了几篇关于光刻技术的战略重要性和日本人如何在这一领域领先的文章。关于在本书里对先驱Perkin-Elmer公司历史的简短回顾，我要感谢丹尼尔·伯班克（Daniel Burbank）在1999年秋季的《发明和技术》杂志上发表的《制造微芯片的几乎不可能》一文。

丽贝卡·亨德森等分析师和研究人员的报告使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重建光刻行业的历史。但有几个空白点，我没有设法填充，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20世纪70年代IBM和德州仪器等芯片制造商在光刻领域做出的初步探索。我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佳能和尼康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文化和做法。但对于这两个主题来说，我的时间太有限了。

因为离家更近，前ASML员工推荐我翻阅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写的一本未完成的关于ASML的书中的几个部分。ASML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贾特·斯密特为这本未出版的书写了一章，名为《机会与必要性：ASML光刻的第一年》，这对我写作本书中关于他在ASML任职的章节非常有用。我也深深感谢约里恩·范杜伊恩（Jorijim van Duijn）。2013年，他开始对ASM的历史进行博士课题研究，这使他有机会查阅首席执行官兼所有者阿瑟·德尔·普拉多的私人档案。范杜伊恩为我查证了关键数据和事实的准确性，并为德尔·普拉多的传记部分提供了大量信息。他还帮助我与那些在ASM和飞利浦的合资企业中扮演角色的ASM的人，以及那些经历过ASM在1988年痛苦退出ASML的人取得了联系。

为了表现ASML和蔡司之间的文化差异，我有幸参考了两段详细的历史：由阿敏·赫尔曼所著的《德意志之声》（1992年）和《德特罗兹德姆·布鲁德》（2002年）。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一个故事：从历史上看是准确的，但它不是一篇严谨的科学论文。丰富的文件和访谈使得重建一段生动且准确的历史成为可能。但是，为了让本书易读，我也想把那段历史带入生活。因此，许多内部讲话和发言都是基于记忆和书面报告重建的，它们必然缺乏百分之百的准确性，但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当忠实于历史的画面，并说明了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

最后一个简短的说明是关于公司名的。我尽可能使用ASML这家公司目前的名称，尽管ASM和飞利浦开始时决定将他们的合资企业称为ASM光刻系统合资公司，缩写为ALS。对于ASM国际公司，我在书中更多地使用该公司自己使用的缩写——ASM。

瑞尼·雷吉梅克（René Raaijma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