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言

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使人民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充分的收入或生计；第二个目标是，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简单地说，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富裕起来。

由于时代和地区的差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种为重商主义，另一种为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是当代学说，所以本书就先从解释重商主义开始。

17世纪时的德国商人

货币的特殊性质，或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财富的代称，使得人们对货币充满了热烈的追逐之心。不管怎样，只要得到货币，就可以再购买到任何愿望中的商品。

第1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货币或金银作为交易工具和价值尺度的两重性，决定了财富的构成。货币作为交易工具，使我们更容易得到所需的商品。只要得到货币，购买任何商品都毫无困难。而作为价值尺度，货币被用来估计被交换商品的价值。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在于拥有货币的多少。人们对待货币的态度又存在着许多不同，有人喜爱，有人漠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致富就是得到货币。通俗地说，财富等同于货币。

对任何国家而言，积累金银是致富的捷径。西班牙人在抵达美洲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附近是否能发现金银。金银成为他们判断当地是否值得征服的重要标准。

而法国僧人普兰诺·卡皮诺在鞑靼人那里看到的情况却和西班牙人有些出入。鞑靼人和其他所有游牧民族一样，都不知道货币的用处。在他们眼里，西班牙人想要得到的金银换成了牲畜。牲畜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值得被征服的标准。也许鞑靼人的观点可能最接近真理。

货币与其他动产的区别是，所有其他动产极易消耗，由其构成的财富并不可靠。一些缺乏出口的国家，由于浪费和奢侈，很快就会造成这些动产的极度短缺。相反，货币则是非常可靠的。因为货币只要不流到国外，就不大可能被浪费和消耗掉。洛克先生的看法是，金银是一个国家动产中最稳固、最真实的部分，因此，如何增加金银的拥有量，是一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标。

淘金者

1849年，一名采矿者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条山间溪流旁看着锡盘里闪闪发光的黄金。重商主义将这些金子与其他贵金属的拥有量看成是评定国家财富的唯一标准。

不过一些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国内流通货币的多少都不重要，该国贫富的实际状况完全取决于通过货币而流通的消费品的丰裕程度。但是，这种观点不适用于那些在海外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家，因为他们要依靠国内运送的大量货币来维持军队的作战。因此，这些国家必须拥有大量货币，在和平时期它们必须尽量积累金银，以便一旦需要时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

欧洲各国都在研究本国积累金银的一切可能的办法。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最主要的金银供应国，但两国都以最严厉的刑罚禁止出口金银，或者对金银的出口课以重税。在古代欧洲，这一政策似乎在大多数国家具有普遍性。不仅法国和英国在古代采用过类似的政策，甚至在某些古代苏格兰议会的法案也曾以重刑禁止将金银运往国外。

然而在商业时代，这种禁令在许多情况下对商人极为不便。他们用金银购买货物进行贸易，比用任何其他商品更加有利，所以商人们极力反对这种妨碍贸易的禁令。

商人有他们自己的理由。首先，他们认为对外贸易未必会减少国内金银的数量，相反，还会增加它们的数量。这是因为，如果国内对进口商品的消费并未因此增加，可以将那些货物以高额的价格销往国外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些财富比当初为购买货物而出口的金银要多得多。这就有点像农夫的工作：在播种期，农夫把优良谷物撒到地里的行为，会让人觉得疯狂。但如果到了收获期，才发现以前的行为是有价值的，并且有很大收获。

商人们还认为，这种禁令并不能阻止金银的出口，由于金银价值大体积小，很容易走私到国外。只有适当地关注他们所说的贸易差额，才能防止这种出口。贸易的顺差会增加该国金银的数量，反之，逆差则会减少它们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禁令只会使贸易更危险、费用更高，因而汇率就更不利于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在商人购买外国汇票的费用中，不仅包括运送货币的天然风险、阻碍和费用，还包括由于禁止出口金银而带来的额外风险。汇率越不利于一个国家，贸易差额必然越不利于该国。例如，如果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汇率为5％不利于英国，那么英国的105盎司白银就仅值荷兰的100盎司白银。按这个汇率的差额，英国的货物在荷兰更便宜，荷兰的货物在英国则要贵一些。差额的存在使英国货币相应减少，而荷兰货币相应增加，更多的金银流到了荷兰。

开采银矿

有一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资产都没有金银来得可靠，建筑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旧贬值，牲畜不加精心照顾就会生病死亡。唯有金银，虽然也在不同的人之间流动，但只要不流到国外，就不会造成本国国力的损失。所以，增加这些金属应该成为一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标。

然而，商人们虽然言之凿凿，但其中的一部分却被看成强词夺理，特别是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保持或增加本国金银的数量，而不是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以及自由贸易可以适量供应这些商品而无需政府干预等理论。商人们的理论的无理之处还在于，高汇率加大了贸易逆差，造成更多金银的流失。这种高汇率确实会让那些购买外国汇票的商人付出更多的金银，但是，却未必会运出更多的货币。这种费用一般在走私货币时全在国内支付。高汇率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其出口和进口，使外国货物的价格被提高，从而减少其消费。所以，高汇率不仅减少了所谓的贸易逆差，也限制了金银的流出。

繁忙的威尼斯码头　安东尼欧·卡娜　油画　1725年

禁止金银出口的禁令率先遭到商人们最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只要控制好国内对外国货物的消费，以金银换回的部分货物可再出口到外国换取高额利润，这样就会创造比当初为购买货物而出口的金银多得多的财富。17世纪正值重商主义兴起，威尼斯、热那亚等重要码头总是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美的追求　维托雷·卡尔帕　油画　约1495—1500年

商人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国家的禁令无法使个人克制谋利之心，就像女人天生就存在着爱美之心似的。一旦私人发现出口金银有利可图时，就会想方设法地绕过任何禁令。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市民们经常无视政府限制奢侈品的禁令，购买那些色泽鲜艳的丝绸。

在法国和英国，本国铸币是禁止出口的，而外国铸币和金银则可自由出口，但在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这种出口居然扩大到本国的铸币。政府把贸易差额当作导致国内金银数量增减的唯一原因，将会使管理更复杂、更困难而同样毫无成果。而国内贸易以同量资本提供最大收入，并为本国资本创造最多就业机会，却仅被当作附属于外贸的行业。其理由据说是，国内贸易既不能把货币带入国内，也不能把货币带到国外，所以，除了其盛衰能间接影响外贸状况，国内贸易决不会使国家变得更富裕或更贫困。托马斯·孟的著作《英国外贸财富》之所以成为所有商业国家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因为他提出了内陆贸易或国内贸易是最重要的贸易的观点。

富裕的布鲁日　手抄本　15世纪

无论是金银数量，或是贸易差额，政府都无需对之加以过分关注。在贸易自由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商品都不会显得匮乏，更不用说是体积轻巧、运送方便的金银了。在纺织中心布鲁日的港口，几个商人正聚在一起品尝刚运到的新酒，不远处的一架起重机是用于从船上向下卸酒的。

政府没有必要对金银和商品中的任何一种更加关注，就像一个有财力但需要葡萄酒的国家一样，葡萄酒总是充足的；而一个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决不会缺少那些金银。金银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由于金银是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所有其他商品也是那些金属的价格。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总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葡萄酒，或者金银。

在任何国家，金银都会比商品更容易、更准确地按照有效需求来自行调节。这是因为那些金属体积小而价值大，比其他任何商品都更容易从一个地区运往另一个地区。一旦进口到一国的金银数量超出其有效需求时，任何禁止措施都无法阻止其出口。

金银虽然易于流动，但其价格却相对稳定。当然，它也会缓慢、渐进并且有统一性地波动。只有商业革命才会使金银的价格突然变化。对一个地区不断地进口金银会使金银价值持续下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一个国家金银的短缺可以有很多方法弥补：以货贸易；赊账购销，交易各方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用调控得当的纸币来补充等等。如果原料短缺，产业必然停顿，如果粮食短缺，人民必然挨饿，货币短缺却不会造成严重影响，所以，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注是不必要的。

不过，有时整个商业城镇及其邻近乡村都普遍缺少货币，而那些既无财力又没有信用的人就会对缺少货币进行抱怨。过度贸易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普遍原因。那些人的抱怨根本不是由于金银的稀缺，而是由于缺乏信任度，这些人根本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借款。

商人在贸易中获得的经验是用货币购买货物比以货物购买货币更容易，但得到作为交易工具的货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大多数货物比货币更容易损坏，而商人的全部资本却常常由货物构成，保存它们要承担蒙受损失的风险，因此，保存货物与保存货币相比，有着更大的需求需要商人来应付。况且，销售是商人利润的直接来源。出于这些原因，商人迫切需要将货物换成货币，而非用货币进行消费。

即使拥有充足的货物，商人也会因货物滞销而破产。不过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国家的年产物中的极大部分用于国内流通和消费，其数量完全依靠国内的消费资本来维持。剩余的产物也用于和其他国家交换货物，只有极小一部分用来换取邻国的金银，但即使交换不到金银，也不会使这个国家破产，因为国内消费的绝对主导地位，使这种小小的损失和不便，根本不会对年产物的产量造成任何影响，只是会让国家采取一些代替货币的必需方法。

西班牙收获者

即使在金银短缺的地方，人们也会想出很多弥补方法，譬如把货币交易改成以货易货的形式，世界各地的农民经常采用这种方法，以生产的粮食或家中的牲畜换取想要的货品。只有那些既无实力也无信用的人才会对缺少货币的不便进行抱怨。图为因当年收成好而感到兴奋不已的西班牙农民。

此外，尽管销售货物未必总像购买货物那样容易，但从长期看，销售比购买更必要。除了换取货币外，货物还有其他许多用处，但货币只能用来购买货物。人们购买货物常常是为了使用或消费它们，并不打算再出售。但出售货物的人同样也需要购买货物。相比之下，购买货物比出售货物更容易完成。所以，人们对货币的渴求，并不是因为货币本身，而是因为能用货币购买的物品。

国内产业的年产物以及来自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的年收入，是一个国家财力的来源。海陆军是由消费品维持的，并非金银，因此，一个国家为了能在遥远国度维持海陆军进行战争，不一定要积累金银。有财力在遥远国度购买那些消费品的国家，就能维持在那里进行的战争。

购买货物的能力　马里奥·卡里埃　摄影　1960年

个人总是偏好货币，商人凭天性就知道货币的流通能力远远好于货物，所以个人留下货币用于购买商品，而商人则尽可能快地销售出货物，换成货币规避风险。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内金银的数量却并不决定其经济状况的增长或衰退。图为一名西班牙妇女正在鱼市中注视着一条尚十分鲜活的大鱼。

“无敌舰队”的溃败　油画　约1600年

政府拥有三种方式为远方军队供应粮饷。第一种方式是把国内金银作为购买粮饷的资金发出；第二种方式是用部分制造业年产物在国外换取军饷；第三种方式则是用一部分天然产物在国外交换。能否支持战争需要，关键因素只在于国内所有产业的年产物和年收入。图为16世纪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击败的情景。

维持在遥远国度的军队的所有支出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把一部分金银运往国外；二是把一部分年产物运往国外；三是把每年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国外。

嵌满珠宝的十字架　公元6世纪

贵族家庭与宗教人士私人拥有的贵金属工艺品也属于国内金银积累的一部分。但进入中世纪以后，君主以私人所拥有的财富已远远不如国家财富那样浩大，不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国家积累或储存金银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流通的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多年积攒于国库的货币。

不过流通的货币很少能有大量剩余。因为，任何国家每年对货币的需求都有一个定量，流通渠道能吸引足够的货币量，但流通货币决不会超过这个定量。如果要在国外进行战争时，国家一般会通过发行大量的纸币，例如英国的财政部票据、海军票据和银行票据等，来代替流通的金银，从而使国家有机会将国内的一部分货币运往国外，以维持战争的需要。然而，对于开支浩大、延续多年的对外战争来说，靠这些办法来维持还很不够。

征用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的作用更显得微不足道。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所得的收益还不够补偿铸造的损失。

至于以前依靠王室积累财富的做法，已经被现在几乎所有的欧洲王室所抛弃了。

优于金银出口的货物出口

货物出口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足以支付巨大的战争开支，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出口金银就不存在这种好处，它的出口只能用于偿还政府在国外的债务，却无法像货物一样进入流通获取利润。

从历史上来看，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向来是最庞大的。它们几乎不可能依靠出口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或王室财宝来得到解决。

出口金银仅仅能够维持战争的进行，而商品贸易不但能填补开支，还能带来可观的利润。英国在上次战争的巨大开支就主要由出口商品的所得来支付。在商人的眼里，利润是第一的。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商人都会把政府向国外的汇款以商品的形式运往国外，以支付与国外伙伴进行贸易所必需的相应的期票。总有国家需要这些商品，销售商品总能带来可观的利润，出口金银就得不到这种好处了。商人的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所购买的商品出售后的所得。如果他们只把政府的金银运往国外还债，将没有任何利润。因此，他们都会想尽办法靠出口商品而不是以金银来偿还外债。在上次进行的战争期间，英国虽然出口了大量货物，却没有带回任何货物。

然而，海外驻军的军饷和食物仍然需要在当地解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出口一些商品来换取所需。最适合为此而出口的商品应该是那些更精细的、更先进的制造品，那些体积小、价值大的产品总能出口到很远的地方，而所需的费用却极少。

显然，各国都懂得从外贸中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在国内没有需求的土地和劳动的剩余产物，被出口以换回有需求的其他物品。外贸让不同国家的剩余产物相互交换，赋予其价值。尽管有的国家国内市场狭小，但这并不会阻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发展到极度完善。外贸为剩余的劳动产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这极大地鼓励了国内生产，使他们不断提高生产力，尽力增加年产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和财富。这就是外贸对国家的重大作用。不过，在外贸中受益最多是商人，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关注本国的需求和出口本国的剩余产物。由此可见，进口金银虽然也是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但却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国家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经营外贸，恐怕一个世纪都不会运来一船金银。

货币常常象征财富。但是，一些研究商业的英国杰出作家很早就提出，国家的财富不仅由金银构成，而且由土地、房屋和各种消费品构成。然而，一旦进行论证推理，他们就把土地、房屋和消费品给忽略了。在他们的脑子里，增加金银是国家工商业的重要目标。

财富由金银构成，而贸易顺差能带来金银。这两个原则使尽可能减少进口、尽可能增加出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目标，所以国家致富的两大引擎就是限制进口和奖励出口。

重商主义体系提出了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6种主要方法。

异种兰花

在出口获利的商品中，尤以那些体积小、价值大而运输费用又少的货品为佳，商人能够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随着全球范围内观赏花卉的不断升温，以特殊工艺栽培的异种花卉目前也列于这一类的货品名单上。

对进口的限制有两种，包括限制本国能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以及对可能造成贸易逆差的货物加以限制。实现限制的手段，有时是高关税，有时则是绝对禁止。

空气中的螺旋　查尔斯·席勒　油画　1953年

重商主义确立这样两个原则：一、财富由金银构成；二、没有金银矿产的国家，只有出口价值超过进口价值，才能带来金银，所以各国政府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会朝向限制进口和奖励出口。科技的发达使得各类机械产品成为英国历年出口较热的产品之一。

鼓励出口的措施包括对已缴纳关税、货物税的用于出口的货物和已经课税为再出口而进口的外国货物实行退税；奖励某些幼稚产业或特殊产业；与外国订立有利的贸易条约；及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这种种措施都使贸易差额有利于本国，从而增加国内的金银数量。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主要考察各种方法对国家产业的年产物可能带来的影响。它们的增加或减少，肯定会影响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

第2章　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进口国内可生产商品的方式的盛行，确保了国内生产同类商品企业的垄断地位。英国就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进口活牲畜和腌制食品被禁止，对谷物进口课以高额关税（在丰收的年份里高额关税等于禁止其进口），确保了英国畜牧业者和谷物生产者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禁止的范围还在扩大，毛织品、丝绸、麻布制造业都已获得或正在获得同样的利益。其他许多制造业也是如此。英国禁止进口的商品种类之多，让人难以想象。

这些产业不仅获得垄断地位，往往还受到极大的鼓励，这便使得劳动和资本大量进入这些领域。但是，政府的这种做法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最有利的方向发展，还很难说。

社会总产业需要社会资本维持，这有一个限度。对任何个人来说，其所能雇用的工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对一个社会而言，它能继续雇用的工人数，也一定同那个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商业条例能确定产业的方向，不论这个方向是否有利于社会，但它却不能使产业数量的增加超过资本维持的限度。

年轻的公牛　安德鲁·怀斯　油画　1960年

政府既然相信更多的出口与更少的进口会使国内的金银不断增加，那么它自然会采取绝对禁止或高关税的方式，来限制进口国内能自行生产的商品。英国有着发达的畜牧业，因此，一直以来从外国进口活牲畜和腌制食品就是受到严厉禁止的。

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人们都在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最有利的用途。例如，每个人的投资都尽量选择离自己家乡较近的地方。如果这样做能使他获得正常利润或者稍低点的利润的话，他的产业就会因此而维持下去。同时，他必然要努力引导这个产业，尽可能使其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可见，对自身利益的研究使资本的最终用途往往对社会也是同样有利。

劳动者获得利润的大小，同其生产的产品价值的大小成比例。所以，投资产业的人总会努力使他所投资的产业的产品具有最大价值，以谋取最大利润为唯一目的，即能交换到最大数量的货币和其他商品。

拜占庭时期的钥匙

社会总产业需要社会资本维持运转，这存在一个限度，就像钥匙所代表的安全作用，产业不可能突破资本的限度过分扩张，即使它试图扩张，也会因风险过大、遭受损失等原因很快退回原有的规模。

投资产业的人比其他人都能更好地判断，应该把资本用于哪类能够生产最有价值产品的产业上。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沽名钓誉，想要得到一种权力，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贵族手套

投资者总是最敏锐的判断者，绝不会把资本用于毫无利润可言的产业上，因此政府的引导总要被称为是“后知后觉”的。投资者不仅懂得努力引导这一产业，尽可能使其产品具有最大价值，同时如果国内产业的产品价格高出国外价格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放弃投资其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无法保证国内产品的价格与国外产品的价格一样低廉或者更低的话，那么，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来垄断国内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市场的举动，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如果购买东西的代价比自己生产还要小，谁也不会傻到自己去生产，否则，鞋匠要自己做服装，裁缝则会自己做鞋。精明的商人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比别人更有优势的方面，其他所需的物品只需购买即可。

私人家庭的精明选择完全可以用在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如果外国能提供更好更便宜的商品，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还要制造了，完全可以用我们的一部分优势产品去购买所需，否则年产品的价值会因为这种不利的做法而或多或少地减少。因此，政府应该把劳动放在更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上。忽视更有价值商品生产的管制是无用的或者有害的。

诚然，上述管制在有些时候能使特定的制造业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同样可以制造出价格或者成本更低廉的商品，但劳动和收入的总额却都不能因此而增加。前面说过，社会劳动和社会资本形成了某种比例关系。社会资本通过社会收入的节省来获得，节省得多了，社会资本才能更多地增长。进行管制之后，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收入在减少，那么，社会劳动就不可能相应地增加。

相反，如果没有那种管制，虽然特定制造业不能迅速地确立，但社会并不会因此更贫困。因为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寻找更有利的用途，社会资本自然会迅速地增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资本与劳动使用的对象并不相同，但仍然使用在最有利的方面，那么，无论哪个时期，其收入都可能是最大，同时社会资本也会随之以最大的速度增加。

小酒馆　壁画　约15世纪

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不必仅为限制禁口，勉为其难地培植国内并不成熟的产业。国外能够提供味美价廉的葡萄酒，那么何必要在国内花直接购买多3倍，甚至30倍的代价去生产呢？图为一些士兵在意大利北部一处紧要关隘的酒馆内喝酒。

试图攻占英格兰　木版画　1803年

限制外国产业，并奖励国内产业，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可取，但在特别的国防领域还是存在一定必要性的。英国的《航海法》限制了进入英国海域的外国船只，尽管对贸易不利，却大大增强了本国国防的安全性。图为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试图登陆英格兰，但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某些时候，某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生产上的巨大优势是使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例如，苏格兰也能种植极好的葡萄，酿造极好的葡萄酒，但这个费用是其从国外进口同样品质葡萄酒的30倍。禁止进口的法律就是为了让本国也能酿造葡萄酒，这合理吗？答案显然是不。哪怕自己制造的资本和劳动仅多1/30，或1/300，甚至更少，也是不合理的。两个国家彼此交换各自有利的商品，比各自制造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商品要更有利。

在英国，禁止进口和课以高关税的命令虽然有利于畜牧者与农民，但仍然不如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垄断的国内市场获得的好处大，因为制造品，尤其是精细的制造品，更容易运输。这便使得国外贸易的业务通常以贩卖制造品为主。如果某个国家在制造品方面能占到即使是微弱的优势，也能迫使国外的商人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销售其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进口，就会对国内相应的制造业造成损害，严重的的话就会完全毁灭。最糟的结果就是大部分资本和劳动被迫寻找其他用途。但是，与制造业相比，畜牧业和农业等土地天然产物即使完全自由进口，也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法律长期禁止谷物和牲畜进口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的人口和产业肯定会超过本国土地生产物所能维持的限度，一旦达到那种程度，进口必将开启。

限制外国产业，奖励国内产业，通常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很有利。

第一，国防所必需的特定产业。例如，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海上力量。所以，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在某些情况下，自然要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船只课以重税，来使自己的船只垄断本国的航运生意。

航海法对国外贸易，或对因此而带来的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

国家间的贸易关系通常都以贱买贵卖为有利。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会选择购买最便宜的商品，而以最贵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在航海法中，对到英国来运出英国产品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过去出口和进口商品通常都要缴纳的外国人税，也被法令免除了。如果禁止或者课以高额关税，外国人就既不能前来售卖商品，也不能经常来此购买商品。如此一来，销售者人数和购买者人数都在减少，结果则是外国商品会越来越贵，而本国商品却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国防与国富孰轻孰重，自然明显。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为明智的一种。

无线电收音机

另一种对增加国内财富有利的限制方式是对国外进口的必需品课以较高的税，这等于是变相为国内产品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这种家用收音机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曾取得惊人的业绩。

第二种有利的情况是，如果对国内产品课税，那么自然也要对外国的同样产品课以同样的税，这似乎也合理。不过，在某些同等课税的情况下，条件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仍能在大约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在大不列颠，为了消除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对外国商品贱卖的抱怨，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对进口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课以更高的关税。

对于第二种限制，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将限制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能与国内产品竞争的外国商品，即所有生活必需品。但是，课税的结果必然会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导致劳动价格跟着上涨。他们认为，对外国商品所课的税额，应该与本国商品价格增加的额度相等。

饭　高更　油画　1891年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于国人来说，其重要性与天然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大致相同。如果政府不善加调节，就会使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因此要为国内的必需品生产者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画中的孩子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前，尽管桌上的食物尚属丰盛，却流露出悲伤的表情。

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碱税、盐税、皮革税、烛税等，是否必然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探讨。但是，因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与向特定商品直接课特种赋税造成涨价的情况，存在两方面的差别。

荷兰人造就了荷兰　油画　16世纪

荷兰似乎是唯一一个对生活必需品征收赋税、但同时又能继续富裕和繁荣的国家。由于它的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势，因此即使增加了赋税，也能生存而且繁荣。在15世纪，荷兰人口的增长使得土地需求不断增长，荷兰人为此设计出一套排水系统，在海中造出了新的土地。

首先，特定商品的价格因特种赋税而提高的程度，是可以准确判定的。各种不同劳动产品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劳动价格提高的影响，却不能准确地加以判定，因而就无法准确地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适当的赋税。

另外，必需品的价格会因此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对于国人来说，生活必需品税造成的影响，与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同，两者都需要异常的劳动和费用。对他们最有利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适应目前的环境，寻找新的劳动用途，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上占有稍稍优越的地位。在因土壤和气候造成的自然贫瘠时期，和在因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紧张时，试图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运用其资本与劳动，都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在这两种情况之下，他们的生活成本和捐税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再给他们课以新税，再对其他大部分商品也支付更高的价格，无疑是一种最不合理的补救办法。

所以，能够征收这类赋税的地方通常却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无力再承受这些额外的负担。在这种国家中，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势和获得优势，即使增加了赋税也能生存而且繁荣。荷兰就是这样一类国家—赋税多，但却能够继续繁荣，是特殊情况让赋税不能阻止繁荣的延续。

给外国产业增加若干负担以奖励本国产业，显得比较容易，而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自由进口是适当的；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在自由进口已经中断若干时间之后，恢复自由进口是适当的，却需要深思熟虑。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情况是：课税和禁止都是相互的，其他国家的报复心理会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本国所有产品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继续进口是适当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本国的某些制造业会因为高关税和禁止进口而逐渐扩大起来，而同样的效果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因此，如果骤然撤销这些限制手段，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会迅速流入国内市场，这会极大地冲击国民日常职业与生存手段。由此而起的混乱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有两个理由可以使这种混乱也许没有一般所想象的大。

俄罗斯点心与便餐
鲍里斯·米哈伊洛夫　摄影　1980年

高关税和禁止进口可能带来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假如骤然撤销这些限制手段，价格较低廉的外国货物大量流入国内市场，就会极大地冲击国内原有的产业。图中一名俄罗斯妇女正站在伟人雕塑像脚下售卖小点心，事实证明，前苏联封闭的经济环境对其国家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无任何好处。

第一，那些没有奖金通常也可以出口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商品，都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进口的严重影响。

第二，这样恢复贸易自由，虽将使许多人民突然失去他们通常的职业和普通的谋生方法，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失业或全无生计。

面对突然遇到外国人竞争引起的混乱，大型制造业的经营者将不得不放弃原产业，其损失不言而喻。一般情况下，他们用来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也许并不难于找到新用途，但是要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进行处理，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相当大的损失。所以，就要求这种变革不要急于开展，而是要在发出警告很久之后，缓慢地、逐渐地实行，要公平地考虑这些制造业经营者们的利益。

如果出于为大众谋福利的远见，立法机关就不能为片面利益的要求所左右。它既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垄断，也不能推广已存在的垄断。这样的法规不仅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失调，也难免被后来的补救措施引起另一种失调。

很显然，高课税以及禁止进口，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至于那种不是为了防止进口，而是为了筹集政府收入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对外国商品进口课税，将是以后探讨赋税问题时所要考虑的问题。

第3章　论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的特殊限制

第一节　论即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性

重商主义提倡对任何产生贸易逆差的进口商品进行特殊限制，其根源来自私人利益关系和垄断精神。但现在要探讨的内容却源于国民的偏见和敌意。即使对重商主义来说，这也是不合理的。

先举个例子。英国和法国之间是自由通商的，而且贸易差额有利于法国。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差额的存在，就认为这样的贸易对英国不利，更不能断言，这种不利的贸易会加大全部贸易的差额。

如果法国的葡萄酒和麻布比其他国家都价廉物美，那么，英国就没有必要再向其他国家进口这些商品。尽管进口法国商品的价值会因此增长，即使进口的法国商品完全在英国消费，相对便宜得多的价格也会使每年进口商品的总价值按照便宜的比例而减少。

如果将进口的法国商品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也许会换来同等价值的货物，甚至更高的利润。荷兰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法国商品输送欧洲其他国家以获取更大的利润。英国人饮用的法国葡萄酒中的一部分就秘密地来自荷兰。如果英、法之间自由贸易，或进口时对法国商品课税，而出口时取消关税，那么英国就会像荷兰一样在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葡萄牙陶碗　14-15世纪

当一个国家拥有比其他国家都更价廉物美的产品时，那么，实在看不出其他国家有什么必要不愿意从这个国家进口。这是一种对双方都存在好处的贸易。图为14世纪葡萄牙出产的陶碗，碗上的航船图案象征着此时刚刚兴起的探险风潮。据说，这两个都市之间的债务状况受彼此间的商务往来支配。但当两者间的债权债务不能互相抵消时，债务大于债权的一方面必然要输出货币。

但是，由于缺乏明确标准，因此，无法判定两国间的这种贸易差额究竟对谁更有利。然而国民的意志很容易被少数商人私利所左右而产生偏见和敌意，以至于人们只使用两个标准：关税账簿和汇率情况。不过由于两者所反应的情况大部分不准确，所以，人们逐渐失去了对它们的信任。

因为输出货币既危险又麻烦，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代汇者要求贴水，汇兑者则需付贴水。如果英法之间的汇兑价格相当，则说明双方的债务已经理清了，反之，如果购买法国的汇票还要在英国贴水时，则说明，伦敦还欠着巴黎的债务。

汇票所能表现的内涵

汇兑的一般情况可充分表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一般状态，但债务债权的一般状态即使呈现出对一个地方有利，也未必就说明贸易差额也对它有利。图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内汇票。

不同地区间债权债务的关系受彼此输入输出的支配，因此，汇兑的一般情况，不仅能反应两地间债务债权的一般状态，也能显示出输出与输入的一般情况。

但是汇兑的一般情况无法判断在债权债务的一般状态有利于一个地区的条件下，贸易差额是否也对它有利。两个地区间的债务关系，不仅取决于互相的商务状况，也常常会受到与其他地区贸易往来的影响。就像英国购买了法国、德国、荷兰三个国家的商品，如果以荷兰汇票支付货款，那么英国和荷兰间的债务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英国与另外两个国家还有贸易关系，这种关系常常会对英荷间的贸易关系产生支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英国对荷兰贸易顺差，英国也可能每年会向荷兰输送货币。

此外，真实的汇兑情况，与估计的汇兑情况在现实情况下往往会有极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决不能用汇兑的一般情况来判断债务债权的一般情况。

假设英国和法国造币厂的标准相同。如果你在英国支付一笔货币的汇票在法国兑付后，所得的法国货币中纯银的含量与英国货币的含银量恰好相等，那么你就会被认为付了贴水，并且汇兑对英国不利。但如果你支付的少于兑付所得到的，那么你就得到了贴水，汇兑就对英国有利。

但是，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

首先，因为各个国家货币的制造标准，以及其磨损程度和削减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的通用铸币的相对价值是由其实际含有的纯银量来决定的，而非应该含有纯银的数量。在威廉王时代改铸银币前，按照各自造币厂的标准，用通常的方法计算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汇兑，英国要贴水25％。然而，占了便宜的却是英国人。根据朗迪斯调查研究，英国当时通用铸币的价值，低于其标准价值25％。所以，按照通常方法计算，表面上不利的英国却得到了实际的利益，英国人用少量的纯银换来了较大量的纯银。同样的不幸也属于法国。在英国金币改铸之前，法国的铸币更不易磨损，也比英国的铸币更接近标准2％或3％的程度。如果汇兑不利于英国，但额度未超过2％或3％，那么实际的汇兑是对英国有利的。自英国金币改铸以来，法国就一直遭受汇兑损失。

汇兑中的复杂因素

货币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会对哪一方有利？原则上在英国支付汇票，其汇兑过程就对英国不利。但因为各个国家货币内实际含有金银的不同，英国反而在先后几次汇出货币时占了便宜。这种情况就像是一根经济圈中的平衡木，大体来说总是较重的一端沉下去，但对手有时会以诡诈的手段赢得比赛。

其次，铸币费用通常由政府支付。在某些国家，如果私造铸币的话，个人还要给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法国，铸币须扣除8％的税，这样不仅支付了造币费用，还可以给政府提供小额收入。铸币的价值还会因此增加。在英国这却是免费的，造币厂不会因此而缺斤短两。但也因此，铸币的价值绝不可能大大超过其内含的银的价值。这样一来，含银量的差别，使相同数额法国货币的价值要远远大于英国的货币。因此，同样数额的英国货币就无法买到同样数额的法国汇票。如果用于支付法国汇票的英国货币的数量，与法国铸币的费用相当，那么两国间的汇兑就是平兑。在债务债权相互抵消的同时，计算汇兑对法国有利。但如果英国用低于上述数额的货币支付了法国的汇票，虽然计算汇兑方法对法国有利，但实际有利的却是英国。

迦太基的古货币

铸币的含银量在经济市场中是一根作用微妙的杠杆。这种银币曾是迦太基古国用于给军队发放粮饷的，币面上有迦太基的徽章—一只带翅膀的马。

以银行货币实现兑付的银行

使用银行货币兑付将会又产生另外一种效果。通常来说，银行货币比同类的通用货币有更大价值。在计算汇兑可能对使用银行货币的国家有利的情况下，真实汇兑却可能是对使用通用货币的国家有利的。

另外一个因素需要被考虑到。有些地方使用当地的通用货币，但在另一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地，他们却使用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所谓银行货币，总是比同一名义金额的通用货币有更大价值。两者之间的差额被称为银行扣头。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扣头一般是5％。那么，假设两个国家的货币都接近各自造币厂的标准，但一个国家以通用货币兑付外国汇票，而另外一个则以银行货币兑付。那么，即使真实汇兑对使用通用货币的国家有利，但计算汇兑仍可能对使用银行货币的国家有利。前面说过，计算汇兑对货币质量较优的国家有利，但真实汇兑却有利于货币质量较劣的国家。英国进行金币改铸之前，伦敦同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一些用银行货币汇兑的地区计算汇兑是对自身不利的，但并不能因此判断真实汇兑也对英国不利。而在那些使用货币兑付汇票的地方，计算汇兑大多对英国有利的，真实汇兑也很可能一样有利于英国。

第二节　论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的不合理性

根据重商主义的原理，对于产生贸易逆差的那些进口商品，不必加以特殊限制。而贸易差额宗旨认为，贸易平衡的双方均无得失；如果出现偏倚，则说明贸易对一方不利，偏倚越大，得失也越大。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因而，作为限制和其他商业条例根据的贸易差额宗旨也是荒谬的。贸易差额宗旨虽然可以保障本国利益，但由其建立的贸易对设立国通常是不利的。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双方都获利。

所谓有利或得利，本文的意思，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所得的利益都差不多，但两地自由贸易，却为双方的剩余产品提供了一个交换的市场。一方为剩余产品投入的资本，包括居民的收入和生计，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另一方得到补偿。在贸易相等的前提下，两国在贸易上投入的资本，在一般情况下几乎一样，两国居民由此得到的收入和生计也差不多一样。彼此互相提供的这些收入和生计与贸易往来的大小成比例。

国家间还有另外一种贸易情况：即一方出口的全是国产商品，而另一方则全部为外国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贸易平衡虽然都会让双方获利，但获利的程度不同—往往出口国产商品的国家获利最大。

不过，作为贸易交换的商品，其构成并不会那么单纯，国产商品与外国商品都会同时存在，但获利最大的总是国产商品占交换商品最大部分的国家。

闲谈　丹尼尔·赖特　油画19世纪

实行贸易差额的原则处理国际间的贸易，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障本国利益，但这种保障并不能总是保持稳定。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使双方都获利，也就是使双方的总年产物或居民年收入增加。画家以其细腻的观察视角，展示了最初在新大陆定居的农民们清苦但却宁静的生活。

然而，在贸易中，各国的心里都存在着问题。他们妒嫉他国的繁荣，认为对方的繁荣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受到损失的基础上，因此，每个国家都想通过获得更大的利益来迫使其他国家变得更穷。这样，原本团结友谊的国际贸易，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最大根源。这种由嫉妒心理造成的危害，甚至比在本世纪及以前的世纪里，王公大臣们反复无常的野心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但是，统治者的暴力和不公可能无法阻止，但商人和制造业者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间的统治者，他们卑鄙的贪欲、垄断的精神，也许无法得到改正，但是要防止他们扰乱别人的安宁，却是极其容易的。

在任何国家里，人民大众总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商品。这点毫无疑问。但商人和制造业者却正好与此相反，他们的诡计常常混淆了人们的常识。发明和传播垄断精神的人并不傻—他们就是要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以确保自己的利益。这很像同业联盟内自由人只允许居民雇用自己而阻止他人一样。因此，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里，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包括那些被认为能产生对本国不利的贸易逆差的商品，都被禁止或课以超常重税。这种情况在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里，尤其典型。

经济中的战争

自由贸易中偶然的不平等总会使损失的一方产生嫉妒心理。商人们无止境的贪欲与垄断精神，有时会比中世纪君主反复无常的野心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图为中世纪战争中曾发挥极大作用的马穆鲁克雇佣兵，4个手持长矛的勇士在竞技场内进行操练。

在战争中和政治上，他国的财富会对本国构成威胁，因为在战争时期，强大的财富可使敌国能够维持比本国更强大的海陆军。但在和平时期的贸易中，这种财富不仅能为本国交换来更大的价值，还可以为国产商品和再出口的外国商品提供更好的市场。就像富人是穷人更好的顾客一样，邻近的富国也是如此。

在欧洲各商业国里，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们常常预言：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濒于灭亡。由此产生的激动和焦虑，使政府作着试图改变贸易差额对本国有利而对他国无利的努力，结果却发现，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上述原因而变得贫穷。事实证明，重商主义者的预料是错误的。实行开放自由贸易的地区，不但没有因此而灭亡，反而因此而致富。荷兰国民财富就全部来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也来自对外贸易。但荷兰离所谓自由港的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现在的欧洲，可称为自由港的都市虽有几个，但可称为自由港的国家还没有。

还有另一种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这就是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这一差额的有利或不利，将导致一个国家的盛衰。当差额有利时，即年生产的交换价值超过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必然会因此而积累。社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增加了年生产物。相反，如果差额不利，社会的资本必然会因此而减少，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也因此减退。

但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与贸易差额完全不相同。即使没有对外贸易，不与世界往来，一个国家也会发生这种差额。另外，在财富、人口与改良都在逐渐增进或在逐渐减退的全球，也可以发生这种差额。

波斯地毯与独特的“克里姆”

在现实中，政府及一国商人会想方设法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他国的强大会威胁到本国安全，所以凡是政府认为会对本国不利的贸易逆差的商品，都被禁止或课以超常重税。尽管如此，细密华丽的波斯地毯及以轻巧丝绸制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克里姆”还是在欧洲市场上大受欢迎。

不过，贸易差额与生产消费的差额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一个贸易差额不利的国家里，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可有利。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长期以来，这个国家进口的价值都大于出口的价值；在这期间内流入的金银，全部立即输出；流通铸币逐渐减少而以各种纸币替代铸币；甚至它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也在逐渐增加。同时，它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在这期间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来。这是它真正的财富。

荷兰银制盐瓶与酒杯

经由在欧洲贸易最自由的荷兰的发展似乎可以说明重商主义者的错误。实行开放自由贸易的地区，不仅不会因此而灭亡，反而将因此而致富。荷兰国民的财富几乎全部来自于对外贸易，其中甚至包括大部分国民必需的生活资料。

美泉宫的盛大音乐会

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有利或不利，将导致一个国家的盛衰。当年生产的交换价值超过年消费的交换价值时，社会的资本会因此而积累，相反则因此而减少。图为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莎女皇在维也纳美泉宫举行盛大音乐会的情景，美泉宫以富丽华贵而著称，所耗资产极多。

第4章　论退税

商人和制造商并不仅仅满足于垄断国内市场，最广泛的国际市场才是他们所渴望的，但缺乏政府的庇护，他们无法在国外得到垄断地位，因此，只能向政府请求某种出口奖励。

在所有奖励中，称为“退税”的奖励似乎最合理。对国内出口的商品予以退还全部或部分赋税，决不会对使商品的出口量与没有征税时相比发生变化。这种奖励，只是防止因为征税而使本产业的资本流向其他产业，而不会引导国内资本违反规律的流动。这种奖励在大多数情况下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维护国内各个产业间自然形成的平衡关系，防止税收打破这种平衡；保护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显然，这种保护是有益的。

希腊渔夫

设立退税制度最初是为了鼓励运输贸易，试图为它营造出较为宽松的环境，以使各地之间的渔业等特产品得以方便迅速的交流。

在制造商的嫉妒下，某些商品被征收了某些赋税，从而被允许进口。而这些商品在再出口时，那些已经征收的税将不会退还。在这种限制下，丝织品、法国麻纱与上等细麻布、印花染色棉布等才被允许进口。不过国内的制造商担心存入仓库的进口商品会被偷运到市场上与自己的产品竞争，他们似乎不愿意鼓励这种受到限制的进口。

出口蜜桃

广阔的国际市场是令商人们更为渴望的，但所须面对的风险也更大。退税的原则是对出口商品视具体情况返还全部或部分赋税，这可以防止由于征税带来的产业资本流动，同时又可避免引发国内资本违反规律的流动。

但设立退税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鼓励运输贸易。外国人常以货币支付船舶的运费，因此运输贸易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金银，由此看来，这种制度似乎是合理的，而且好像也没有因为退税而引导过多的资本流向运输贸易行业。这样也就给了运输贸易自由发展的机会。它也为某些无处可用的资本提供了一个投资的领域。

因为在退税时多少会保留一部分关税，所以关税的收入并不会从这些退税中遭受损失。如果关税被全部保留，那么外国商品将为了避免缴纳更多的关税而选择其他市场。缺少了商品进口，本来还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关税也化为乌有。

因此，有理由证明，对本国或外国商品的出口退税，即使是全部退税，也是合理的。虽然国内的税收，特别是关税会因此而遭受较大的损失，但被不合理税收打乱的产业会因为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而趋向均衡。

美洲出产的海贝肩带

通常来说，本国或外国商品的出口，都可为之提供部分退税、甚至全额退税的优惠。政府税收部分也许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损失是可以在市场中自行弥补的。图为17世纪印第安人制造的、由海贝串成的肩带。

虽然在完全独立的自由贸易中退税被证明是合理，但是，在我国商人和制造商处于垄断地位的殖民地，上述这些理由并不能证明退税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在商人和制造商拥有垄断地位的地区，即使保留全部税收，出口额也可能保持不变。退税只能使国内税收遭受损失，而不会改变贸易的状况和规模。至于在这样的地区，在什么程度上允许他国的商品退税才会对本国有利，将在殖民地一节中进行讨论。

但必须永远清楚的是，只有享受退税的出口商品真正出口到外国，才会对国家有利，否则，被人为进行欺诈而滥用的退税，尤其是烟草退税，不仅损失了国家税收，对其他公正的商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第5章　论奖金

在英国，政府有时会根据商人的请求对某些出口产品发放出口奖金。商人的理由是，有了这种奖金的支持，国内出口的商品可以以同样低廉或者更加便宜的价格出售。其结果是出口增加了，贸易结余也更有利于本国。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不可能延伸到国外，强迫他人购买本国的产品是不现实的。于是，为了让外国人购买本国产品，商人只好付钱给对方。这是重商学派提出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样能实现贸易顺差，从而富国富民。

有人认为，奖金只应该发放给那些没有鼓励就无法经营的贸易部门。但是，任何正常经营的贸易部门如果能够收回所有销售货物的成本，并且还能获得一般水平的利润，就不需要奖金。因此，最需要奖金的是那些无法获得一般利润或者无法收回所有销售成本的贸易部门。奖金只是一种损失的补偿，以便鼓励其寻找能够获得利润的行业。如果所有的贸易部门都亏损，全国的资本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耗尽。

商人家庭

英国商人出口物资时，经常会获得政府发放的出口奖金。实际上，值得依靠奖金维持经营的贸易部门，仅限于那些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亏损的部门。如果政府对所有对外贸易都补给奖金，就等于在迫使它们不再按自身规律自由发展，后果将极为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依靠奖金维持经营的贸易部门，仅限于那些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亏损的部门。如果没有奖金的鼓励，商人很快会寻找其他投资方向。而发放奖金的效果，会迫使本国贸易影响或者改变这些贸易按自身规律自由发展，这是极为不利的，其结果与重商学派提出的其他办法产生的结果一样。

奖金制度的设立已经使谷物的平均价格明显下降。但谷物平均价格的下降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那时并没有奖金制度的存在。

法国也是如此。它不发放奖金，而且1764年以前还基本禁止出口谷物，但同英国一样，它的谷物价格在逐渐下降。这种结果最终归因于银真实价值的逐渐提高，而与任何条例无关。

金麦穗　雕刻　公元前1世纪

许多商人认为，可以通过开辟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从而提高谷物的产量；或者说奖金会提高谷物的销售价格，从而鼓励耕作。他们的观点是，在长期内奖金的这两种鼓励，一定会提高谷物的产量，而且最终可能使谷物价格的降幅远大于奖金对其引起的升幅。

前面提到过这种现象，即本世纪欧洲总体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在逐渐提高。看来奖金不可能带来谷物价格的下降。在丰年，奖金刺激了更多的出口，必然会使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无法自然回落，而这正是奖金制度要产生的结果。但是，在谷物歉收的年份，即使经常缺乏奖金的鼓励，由于在丰年大量出口，必然会以丰补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谷物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奖金必然会提高其货币价格，而略高于无奖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货币价格。

但是，有理智的人不会这么认为，那些奖金带来的外国市场，是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因为，如果失去了奖金的鼓励，谷物的出口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国内市场谷物的消费量，其价格必然会因此降低。

在鼓励谷物出口时，国民不仅要纳税支付出口奖金，还要负担因谷物价格上涨增加的税，后者要重得多。所以，奖金虽然能增加谷物的出口额，但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的消费，而且国内减少的比例与国外增加的比例相当。国内减少的消费抑制了国内人口和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奖金没有起到有益的作用。

奖金制度牺牲了国内市场

奖金制度为商品出口所带来的一切便利，其实都是以牺牲国内市场为代价。以谷物为例，商人们获得的出口奖金是分摊在每个国民身上的，而国内谷物受到出口鼓励，必会使国内市场内的谷物减少，价格抬高，于是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将会受其影响。

有人会说，农民会从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中获得好处，因而会增加生产。但是，奖金以及其他人为的制度都不会提高谷物的真实价格，它提高的只是谷物的名义价格。所以，农民仍然没有过多的有效资本按照当地劳动者的普遍生活水平来扩大生产。可以说，这种制度除了加重全体国民的纳税负担以外，几乎没有人受益。

干草车　约翰·康斯特布尔　油画　1821年

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奖金制度实际上降低了国内银的真实价格。相形之下，相同数量的银，只能换来比以往更少的谷物，国内谷物的价格比平时略高，而国外的价格却略低。同时，谷物的高价格又不能使本国的农民及农业生产受益。

更严重的是，奖金的真实效果真正降低的是银的真实价格。那么，相同数量的银，只能换来比以往更少的谷物，以及其他国产商品，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可以主导其他国产商品的货币价格。

抛开耕作的情况不谈，奖金使国内谷物的价格比平时略高，而国外的价格却略低；在大幅降低国内银的价值的同时，却略微提高了外国银的价值。这样外国，尤其是荷兰的产业因为这种奖金制度而双重受益：他们不仅以更低廉的价格吃到谷物；而且能提供较为低廉的制造品。

当然，奖金会给农民和乡绅带来明显的益处—他们的货币增多了。但是，上面提到，奖金制度造成了货币银的贬值，这便相应减少了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粮食以及各种国产商品的数量。在货币收入增多的比例和货币贬值的比例相同的条件下，货币收入增多带来的益处，也就不过是名义上和想象中的罢了。

看起来全国好像没有人从这一制度中受益。但是，获利的却是谷物商人和谷物进出口商。不论是丰收增加了谷物的出口量，还是歉收时增加了谷物的进口量，都会增加商人的业务。尤其是在歉收的年份，由于丰收不能调剂歉收，谷物的价格要高很多，商人由此而获得的利润也比平时更丰厚。所以，这些人对实行奖金制度的热情是最高的。

因此，应该反对任何为出口而设立的奖金。首先要反对的是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这些办法影响了一部分劳动者按照自然规律所进行的产业流动，不仅流动到利益较少的产业，甚至流动了不利的产业。没有奖金就无法正常经营的产业必然会亏损。

四海同胞
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科　油画　1930—1931年

除了谷物商人和谷物进出口商，全国上下没有人可以从奖金制度中受益。奖金制度，与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一样，影响到了劳动者在产业中的自然流动，不利于国内一般产业。奥罗兹科是一个激进的画家，在图中所绘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受压迫者的代表。

对任何国产商品的出口奖金一般都应加以反对。第一，对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也许都应提出反对，因为这些办法使国内一部分劳动者违反自然规律流入利益较少的产业。第二，尤其要反对的是，出口奖金不仅使得国内一部分劳动者流入利益较少的产业，而且流入实际上不利的产业。对谷物的出口奖金更应该受到反对：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而且使国家和全体国民负担了极为沉重的赋税；在没有丝毫提高商品真实价值的同时却降低了白银的真实价值；不利于国内一般产业，反而延缓了土地的改良。而从这一切中受益最大的只是一小部分商人，还有乡绅—前者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害关系，而后者却完全无知。

有人可能会认为，奖励生产会比奖励出口更能促进某种商品的生产，同时还会降低这种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而且，人民只须为奖金的发放支付相对较少的第一种税。但是，商品生产很少能够得到奖金的鼓励。重商主义的误导使人们相信，出口会带来更多的国民财富，因而，应该鼓励出口。

有的人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经验，他们认为，奖励生产比奖励出口更容易产生欺诈行为。这种论断的真实程度令人怀疑。但众所周知的是，因出口奖金而产生了许多滥用欺诈行为。

奖励生产可以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但这并不符合那些发明了奖金制度的贸易商人的利益。在重商主义的所有办法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出口奖金。某些特定行业的经营者曾经私下达成协议，自掏腰包来奖励本行业的出口。这个办法虽然使生产显著增加，但却让国内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一倍以上。如果对谷物的奖励能够降低谷物的货币价格，其作用肯定就不太一样了。

中国瓷瓶

只有出口与进口时形态保持相同的货物所获得的政府补助，才称为退税，例如这种中国瓷瓶。

但是，如果为国防所需的制造业也要依靠邻国供应，就很危险了。这种制造业必须通过政府对所有其他产业征税才能在国内维持。例如，英国就对出口的帆布和火药进行奖励。对大多数产业征税来支持个别产业，这未必没有合理性。

在国家空前繁荣时期，富裕的国民失去了支配自己收入的方向。他们随着自己的喜好而任意浪费着金钱，向自己中意的制造业发放奖金就是其中之一。但如果在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还继续如此，就是非常荒谬的了。

退税也是奖金的一种形式，但它并不具备奖金的缺陷。例如，对出口精制砂糖的奖金，可看作是对其原料红糖和黑砂糖的退税；对出口火药的奖金，可看作是对进口硫磺和硝石的退税等等。不过，按照海关的解释，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税，只有对那些出口时形态和进口时相同的货物发放的补助，才称为退税。如果货物在进口后被制造成新的产品，则发放的补助称为奖金。

须加以鼓励的国防制造业

针对增加生产而设立的资金，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与出口奖金一样不利。奖金制度唯有对国防一类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因为这类产业不能要求国外协助，必须依靠本国的生产能力。

还有一种奖金也不具备那些缺陷，即向具有出众技艺的工匠和制造者发放的奖金。这种奖金保持了行业各自的竞争状态，但不会造成资本过多的流入某个行业而违反自然趋势，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各行业间的自然均衡，使各种产品尽可能趋于完善。而且，这种奖金的花费非常少。而仅对谷物发放的奖金，有时全国一年就须支出30万镑。

此奖金非彼奖金。所以，必须注意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名称。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令的离题论述

在没有对人们为什么大加赞赏对谷物出口采取一系列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充分论述之前，探讨还将继续。因为这种赞赏是完全不当的，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谷物商的贸易由四个独立的不同部门组成，包括：内地商人的贸易、供国内消费的进口商的贸易、供国外消费的国内产品出口商的贸易、运输商的贸易，即进口谷物以便再出口。有时，这四个部门由同一人经营。

第一部分

内地商人以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表面对立，实际却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在粮食最短缺的年份，也是如此。

底层贫民　拉斐尔·桑兹·罗伯托　摄影1971年

进行国内谷物贸易的商人应特别意识到他们与底层贫民的利益其实是趋向一致的。即使在荒年，商人提高谷物价格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的购买。而在下一个收获季节，他们囤积的粮食很可能会造成市场的供大于求，谷物价格大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

用餐的家庭

当谷物商人提高价格时，底层人民必须会想方设法减少粮食的消耗，减少购买总量，从而使谷物滞销。

在粮食实际短缺的情况下，内地商人会相应地提高谷物的价格来获得利益。但谷物的价格总有个限度，当价格的提高迫使每个人，尤其是底层人民精打细算地开始节省粮食的话，说明这个价格已经阻碍了消费，以至于下一个季节将供大于求。这是不符合内地商人利益的。

当下一季农作物开始上市时，商人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损失：滞销的谷物会受到损耗，而剩余的却又不得不贱卖。这是内地商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但如果谷物的价格对消费的不利程度不够大，有可能会造成下一个季节的供不应求。谷物商人损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应得的利润，还要背上使人民在这个季节遭受饥荒的罪名。因此，他们会算计每一个时期的消费，能或多或少地判断出实际供需之间的差距，并尽可能地与供给保持平衡。按照尽量准确的计算结果，商人可以根据供需平衡来提供谷物，这时谷物的价格最高，商人获取的利润也最大。这才是内地商人的利益所在。

打个比方，内地商人像谨慎的船长有时不得不对待船员那样对待人民。当船长在预见到船上的粮食即将耗尽时，他就减少船员每天的定量。尽管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有时候会毫无必要地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与由于不太谨慎而将粮食耗尽所面临的危险、痛苦和死亡相比，这点麻烦简直微不足道。同理，谷物价格提高给人民带来粮食困难而精打细算地生活，与发生饥荒相比，前者也是微不足道的。谷物商人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不仅有利润的损失，也有人们对他的愤慨。

征服者威廉的战争　挂毯　11世纪

商人如果想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就必须学会计算每一时期市场实际所需的消费量，并尽可能地使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实际上很少有因谷物商人的囤积造成饥荒，饥荒多是由于战争或天灾造成的。图为征服者威廉的军队——士兵与马匹——登平底船在英格兰东南沿海登陆的场景。

史料非常准确地记载了包括本世纪在内的前几个世纪欧洲各地出现过的多次粮食短缺和饥荒。仔细研究这些历史就会发现，粮食短缺与谷物商人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粮食确实短缺，有时候是战争的浪费，但大部分原因是收成不好造成的。而发生饥荒，则是政府试图以不适当的方法强制解决粮食短缺所带来的，这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政府命令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谷物，结果无非两种：商人不愿按照政府价格提供谷物，谷物缺乏，甚至在季节之初就发生饥荒；或者商人遵守政府的命令，鼓励人民快速消费，饥荒就会在季节末到来。

谷物只要能够在各地之间自由贸易和自由流通，即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粮食短缺，也决不会严重到引起饥荒。真正的粮食短缺带来的困难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但设法减轻是可以做到的。因此，不受约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是防止饥荒的唯一有效办法，也是减轻粮食短缺痛苦的最好办法。

谷物商人也会面临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谷物歉收，下层人民常会因为穷困而将谷物商人作为他们憎恨和愤怒的对象。别说赚取不到利润，抢劫和破产也经常发生。

在从前的欧洲，农业与制造业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除了农业，政府还控制了谷物批发和零售的经营，使农民的顾客只剩下消费者或谷物代理商，即谷商和谷物运输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还禁止制造商零售自己的商品。因为人们认为，如果允许制造商进入零售业，他们就会以更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产品，零售业将会因此消亡。前一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使谷物价格低廉，从而加大国家的总体利益，而后一种法律的意图是要保障商店老板的利益最大。

如果允许制造商兼营商店，其产品的价格不可能低于普通商店的价格。因为制造商投入商店的资本是从他的制造业转移过来的。为了能够与其他商店老板取得相同的利润，其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低于其他商店的价格，否则无法与对方在同一水平上经营。这与他投入制造业就必须取得与制造商一样的利润是同样的道理。

农民似乎要幸运一些，除了可以耕作谷物之外，他们还被允许将资本投入到谷仓和干草场，以满足市场临时存储粮食的需要。而投入后者得到的利润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一般利润，就像其耕作土地的利润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一般利润一样。无论是农民还是谷物商，其投入谷物贸易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必须相同，以使投资得到补偿。否则，如果不能与其他行业处于相同的水平，资本便会转移。由此得到的结论是，被迫兼营谷物贸易的农民最终出售谷物的价格，不可能比任何其他谷物商在自由竞争情况下不得不卖的价格还便宜。

从事单一行业的商人，与从事单一作业的工匠享有同样的利益。工匠在本行业能以同样的两只手完成大量的作业，因此可以便宜得多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商人通过简便的买卖货物的方法，以同样多的资本经营大得多的业务，其货物的销售价格，比分散资本和精力从事另外一项行业时也要稍微便宜。谚语说，“兼营一切则不富”。兼营的人绝不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货物，如果可能的话，他伤害的不仅是他的同行，还有他自己。

受保护的零售业

英国的政策不充许制造商进入零售业，这是出于制造商以低定价出售商品会对现有零售业造成冲击的担心。实际上，制造商经营零售业的资本是直接从其制造业中转移的，如果降低商品售价，就等于损害了其在制造业中获得的利润，必然是一种短期行为。图为英国劳动者从零售商店购买面包。

大部分制造商不可能学会精明活跃的商店老板的定价方法，而大部分农民制定的谷物价格就更不可能像谷物商那样低了。商店老板和谷物商的唯一业务就是成批采购商品后再零售。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在上述两种法律中更有害。禁止制造商兼营商店业的法律和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显然违背了自然的自由，这是不当的，也是失策的。前者试图强行加快资本的分工，后者却想减缓这种分工。对于这类事情，既不强制，也不妨碍，才符合任何社会的利益。人民比法律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政府应该相信人民有能力在自己理想的方面获得利益。

上述法律不仅有碍于对任何社会都非常有利的资本分工，并且同样有碍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如果强迫农民将资本分散经营，那么，他经营耕地的那部分资本在收割打谷，并自由出售给谷物商之后，可以立即返回到土地上。但放在谷仓和干草场的资本却没有这么幸运。农民专营一业，可以在谷物出售之后，使全部资本可以立即返回到土地，用于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从而更好地改良和耕作土地。所以，这样的法律，必然阻碍了土地的改良，从而影响了谷物的产量，提高了价格。

蒸汽机的使用　绘画　19世纪

禁止制造商经营零售业与强迫农民兼做谷物商的政策一样，都是政府试图对社会分工进行干预，然而干预的结果又是同样的有害。对于这类事情，既不强制，也不妨碍，才符合任何社会的利益。19世纪初由蒸汽驱动旋转的钻头被应用之后，采矿工业的劳动强度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

河边的风车　杨·凡·霍延　油画　1642年

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农民与谷物商的分工，其原因是农民专心于耕种土地将有利于他的资本运作。谷物商的参与可以节约他的资本投入，同时又能使农民的产品顺利进入流通，因此这种参与应给予鼓励。

另外，谷物商对农民实际起到了扶持的作用，也应该受到适当保护和鼓励。

首先来看看批发商和制造商的关系。可以说，批发商就是制造商的市场，甚至在产品还没有完工之前，制造商就能从批发商那里得到全部资本。这样，制造商始终有充足的甚至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制造业中。与将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和零售商相比，制造商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还有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批发商的资本相当于许多制造商的资本之和，作为大资本，他们出于利害关系在小资本遭受不幸和损失的时候予以帮助，否则，小资本可能破产。

农民与谷物商之间的关系与此极其相似，而农业更容易遭受意外。扶持谷物商，不仅农民可以将全部甚至更多的资本，始终投入到耕作中，而且还可以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得到富裕的谷物商的支持，而不用完全依赖地主的宽容和地主管家的仁慈。这种关系如果能够广泛建立；如果将其他行业的农业资本全部撤回投入到土地耕作；如果能够提供另外一种几乎同样巨大的资本来扶持和帮助农业资本，那么，全国的土地将会发生巨大、广泛和急剧的改进。

第二部分

进口谷物的贸易，虽然会略微降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降低谷物的真实价值，那么，也就不会减少维持谷物的劳动量。这样明显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短期供给，对人民来说是有利的。如果任何时候都不禁止自由进口谷物，与完全禁止相比，农民和乡绅每年谷物销售所得的货币量可能要少一些，但价值却更高，可以购买更多的其他商品，雇佣更多的劳动。因此，它促进了谷物的生产，而不是起到相反的作用。他们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以及能够耕种和愿意耕种的谷物，都不会比现在少。相反，银的真实价值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下降而提高了，这样就使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略为降低，从而让一个国家的产业在外国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鼓励和促进该国产业的发展。因为最近和最方便，国内市场毫无疑问地成了谷物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但是，谷物的市场规模必须与一般产业保持一定的比例。换句话说，与谷物进行交换的产品的生产者的人数，或者用来交换的产品的价格，必须与谷物市场的范围保持一定的比例。

第三部分

供外国消费的谷物贸易，可以间接对国内市场的充足供给产生有力作用。不考虑谷物的来源，只有生产和进口的谷物多于消费的谷物，国内市场的供给才会非常充足。但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些多余的供给不被出口，那么种植者绝不会过多生产，他们必须了解国内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而进口商也绝不敢进口更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害怕货物积压，国内市场通常都会供不应求，而非供大于求。谷物的自由出口促进了国内的生产，但却为外国供给谷物；而对进口的限制，阻碍了土地的改良和耕作，使谷物仅满足于国内的消费。

从查理二世十二年，到查理二世第二十二年，再到威廉和玛丽第一年，以及威廉三世第十二年，都有鼓励谷物自由出口的法令。

普罗旺斯农舍　凡·高　油画　1888年

进口谷物的贸易表面上看似对农业不利，实际上却有利于国内市场。谷物货币价格向下的微调，会使银的真实价值相对其他国家有所提高，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有所降低。农民出售谷物的所得货币虽然有所减少，但却足以购买更多的商品，从而使生活得到实际改善。

市场的作用

政府施行的调控经由市场的调节之后，似乎总会变了味道。出口谷物可以促进国内的生产，但同时却为外国供给谷物；而政府对进口的限制，则会阻碍土地的改良和耕作。

如此一来，出口商的贸易不仅比内地自由，还能够得到奖金的鼓励。前面已经论证，内地商人的利益是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同的，但出口商的利益却是站在对立面的。事实上有时的确如此。这些法令的目的不是让国内市场供给充足，而是尽量让供给不足。如果在本国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量的粮食运往发生饥荒的他国，只会更加重本国粮食短缺的灾难。在阻碍进口的条件下，即使粮食严重短缺，也可以依靠国内生产供给。但如果鼓励出口，在发生粮食严重短缺时，国内市场也得不到本国产物的全部供给。这些法律的不适当，经常迫使英国颁布临时法令，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出口谷物，而又在一定期限内对进口免税。

法律发布委员会

亚当·斯密认为那些被世人称颂的法律其实名不符实，它们宣扬自己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保护。但英国的进步与繁荣，应归功于每个人的努力和自由而安全的发挥。即使政府对一切经济现象不加干预，市场仅凭自己的自动调节功能，也能达到与之相同的效果。

第四部分

运输商的贸易是进口外国谷物然后再出口，并不在国内出售谷物。运输商愿意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即使他在外国市场上获取的利润并不高，但却能节省装卸费用、运费和保险费。进口外国谷物以便再出口的运输商的贸易，也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充足供给。这种贸易的直接目的的确不是在国内出售谷物，但运输商一般愿意如此做，哪怕这样比他在外国市场所得货币少许多，因为如此做能节省装卸费用、运费和保险费。由于运输贸易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充足供给，该国居民很少会缺少粮食。虽然可能降低了国内市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其真实价值却不会因此而降低，同时还会稍微提高银的真实价值。英国在任何情况下，运输贸易实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因为进口外国谷物须缴纳高额关税，其中的大部分还不能退还；而在粮食短缺的特殊时期，这些关税虽然被暂停了，但出口谷物却被禁止了。

英国法律保护所有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而革命完善这种保护，几乎与设立出口奖金制度同时发生。英国的进步与繁荣，常常被归功于这些法律。但是，这些法律根本不值得人们去称赞。因为繁荣与进步应该依靠每个人自然的努力和自由而安全的发挥，仅凭这种强大的力量，即使那些愚蠢的法律减少了这种自由和安全，也能克服障碍，使社会富裕繁荣。在出口奖金的相关法律颁布之后，英国进入了最繁荣、最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在英国发行国债之后才出现，但决不能将这种繁荣和进步归功于那些法律和国债。

第6章　论通商条约

如果在条约的约束下，一个国家允许进口或者免征关税的商品被限定来自特定的国家，其他国家则享受不到这种好处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特定的国家或者该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必定会因此得到极大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该国享有一种垄断。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品被排除在这个国家之外，或者他们的商品没有任何关税，进口产品的国家成了他们更广阔、更有利的市场。垄断使这些商人能够以比所有国家自由竞争时更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

显然这样的条约非常不利于制订条约的国家的商人和制造商。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用于购买外国商品的那部分本国产品的价格，因此降低了。价格的作用是相互的。当两个物品彼此交换时，一个物品的低廉是另一个物品昂贵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物品的实际产量并不会有损失，但这个国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会由于这种条约的减少，而使得本来可获得的利益减少了。虽然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但如果销售商品的利润无法收回所有的成本，那么，这种贸易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实施条约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利益，但远没有在自由竞争时得到的多。

因为希望在两国间的总体贸易中，本国的出口能够大于进口，从而每年都保持金银的盈余，一些国家签订了这样不利于自己垄断，但自己却认为有利的条约。1703年，英国和葡萄牙的通商条约，就是根据这样的原理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内容很简单：葡萄牙承诺今后永远准许英国产的毛料和其他毛制品照常进口到葡萄牙，除非法律禁止，但须遵守以下条件即：英国必须今后永远准许葡萄牙产的葡萄酒进口英国。任何时候，无论英法两国是和是战，无论进口到英国的葡萄酒所用的桶是105加仑桶、52.5加仑桶或其他，都不得以关税、手续费或其他名义，对葡萄牙的葡萄酒直接或间接地征收比同量的法国葡萄酒更多的税费，并须减免三分之一。如果上述减免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被侵害，那么葡萄牙再禁止进口英国的毛料和其他毛制品，也就是正当而合法的。

葡萄酒酒瓶

葡萄牙与英国曾在1703年签订一份通商条约：即葡萄牙永远准许国内进口英国的毛织品，而作为条件，英国则必须永远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

该条约并没有约定葡萄牙有义务以比进口其他任何国家的毛制品更好的条件进口英国毛制品。相反，英国却有义务以比进口法国葡萄酒更好的条件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该条约明显对葡萄牙有利，而不利于英国。

但该条约却被视为英国商业政策的杰作之一。原因是葡萄牙每年会从巴西得到大量的黄金，这一数量超过了国内贸易所需要的铸币的数量，而多余的黄金在国内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市场。所以，尽管禁止出口黄金，葡萄牙也必须将黄金运到国外交换某种在国内有更有利的市场的物品。这样，大部分的黄金被运到英国用来交换所需的商品。据说，每周从葡萄牙进入英国的黄金平均为5万多镑，如果照此计算，可能比葡萄牙从巴西得到的黄金数量还要多。

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当某些通商条约在对一个国家所能选择的进口商品国做出特别指定时，该国及其商人将会享受到极其巨大的利润。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就是如此，在英国人的洋枪大炮下，中国被迫开放了自己的市场。

泰晤士河港口　版画　1803年

由于葡萄牙国内有大量必须送往国外市场的黄金，于是，英国人心甘情愿地与葡萄牙人签订对己方不利的条约，希望能由此换取葡萄牙的黄金涌入国内市场。这幅版画描绘了尚未竣工的伦敦码头，码头周围以高墙围起，以防止码头附近盛行的偷盗行为。

英国商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因为以前与葡萄牙的贸易没有条约约定，而是由葡萄牙国王恩赐的，这样获得的权利会根据国王的心理而产生很大的随意性。现在的这种贸易条约并非想象中那样有利，反而让人感到不放心。人们的理由是，这些进入英国的黄金是为了满足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英国反而得不到好处；还有，英国每年从葡萄牙进口的商品价值几乎抵消了出口到葡萄牙的商品的价值。假设这些总额比刚才计算的还要大的黄金全部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这种贸易也不会比其他的等价值的贸易更有利。

大量输入英国的黄金也不可能都留在国内，除了极小部分用来增加国内的铸币和器皿之外，其余必须用于贸易来交换商品。但是，商品的直接贸易总是比间接贸易更有利，而且所需的资本也更少。显然，直接用英国的商品购买所需的消费品，比用输入国内的葡萄牙的黄金再去购买要更有利。英国应该使国内产业适应其他市场的需求，这样英国也能得到所需的消费品，而不是仅仅针对葡萄牙。英国因此所用的资本比间接贸易所需的要少得多。这样，英国就有多余的资本用于其他方面的发展。

只要能对黄金支付其价值，就总能得到所需的黄金。所以，英国可以从其他任何地方得到黄金，即使没有与葡萄牙进行贸易。况且，葡萄牙需要的是将多余的黄金输出，至于被输出的地方是英国还是其他国家，效果都是一样的。虽然对葡萄牙的黄金是直接购买，这与向其他国家间接买相比会节省一定的差额，但它可以被忽略不计。

在对外贸易中，金银作为媒介比其他商品都更有利。因为作为普遍的商业手段，金银币更易于交换商品，而且其体积小价值大，运输的费用和损失都非常小，没有比用金银交换商品更方便的了。国家每年输入大量金银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对外贸易，而不是制造器皿和铸币。因此，英国与葡萄牙的贸易使英国其他的间接贸易更为便利，英国从条约中得到了相当大的益处。

英国每年制造全部器皿所需的金银增量并不大，因为虽然英国金匠行业的规模很大，但每年出售的新器皿中的大部分却是由旧器皿融解后制成的。所以，英国每年并不需要大量的金银。

亨利八世修建的“金缕地”

英葡条约实际上并不像英国人想象中那般有利，大量输入英国的黄金不可能全部留在国内，必须用于贸易来交换商品。然而，直接贸易总是比间接贸易更有利。英国人还不如直接以本国生产的商品用于交换。图为1520年，亨利八世在举行庆典时设计修建的极尽奢华的“金缕地”。

第7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欧洲人最初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并不像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立殖民地的动机那样简单清楚。

古希腊各城邦只占有极小的领土，过多增加的人口只能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新的居住地。对他们来说，领土扩张是困难的，因为周围都是好战的国家。多里安人的殖民地主要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古希腊另外两大部落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的殖民地，主要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各岛。这几个地方的状况大致一样。殖民地被视为母城的孩子，一方面殖民地总是能够得到母城很大的恩惠和帮助；另一方面母城并不干涉殖民地的政治、法律以及外交事务，殖民地是独立的。建立这种殖民地的动机最简单清楚。

特洛伊征服　插图画　中世纪

在希腊文明兴起时，人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清晰可见的，而一个国家实施扩张也是非常困难的。希腊城邦在攻打特洛伊时，几乎倾尽国力，最后还是依靠一个木马计才使战争终结。

大部分古代共和国都是在一种土地分配法律上建立起来的，古罗马也不例外。法律把公共领地按比例分配给公民。但是，各种人事变迁打乱了这种分配，土地往往被一个人所占有。

在意识到这是一种弊端之后，人们决定用法律来限制公民占有土地的数量。很快这种法律遭到了人们的遗弃，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现在社会中的贫民可租地耕种，或者经营某些小零售业，或者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在当时，大部分失去土地的自由公民无法保持独立，这些自由人几乎没有被雇佣的机会，因为富人的土地都由奴隶耕种。而商业、制造业甚至零售业也都被富人把持着。富人的绝对优势使贫穷的自由人根本无法与其竞争。所以，他们几乎没有生计可言。

拍卖奴隶　格罗姆　油画　19世纪

罗马帝国最强盛时曾征服了无数个城市作为它的殖民地，这缘自于其国内人民对财富持续增长的需求。这种殖民方式虽然缓解了国内压力，但并不具有稳定的效果。罗马人常常要在殖民地驻扎军队，迫使当地居民顺从。图为罗马人正在拍卖在殖民地中虏来的战争奴隶。

当有人打算反抗富豪时，就会鼓动这些人要求按照古代的土地分配法律得到自己应有的财产，但这是无法办到的。为了消除这种怨言，富人们提议开发殖民地来满足这些人的某些要求。罗马帝国一般是将意大利被征服的各省分配给自己的公民。但在那里，他们仍然受到帝国的统治而不允许独立。他们可以成立某种自治团体，但必须隶属于帝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他们有权利制定法律，但帝国也有权利修改。这种殖民虽然满足了一些人民的需要，但并不稳定，因此，常常会驻扎军队，以迫使当地居民顺从。虽然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与希腊的不同，但两者的动机却同样简单清楚：来自国内的压力和明显的实惠。

欧洲人在美洲和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起因并非必要，而且得到的实惠也并不明显。直到现在，建立殖民地的这些实惠的性质、范围和局限性也不大为人们所理解。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殖民地在一般情况下比其他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快。殖民者带来了比当地人更优越的农业和其他技术。他们在新的殖民地上建立了政府、法律体系、司法制度以及尊卑习惯。这些都先进于当地数百年自然进程中形成的制度。在殖民地，殖民者得到大量的土地，远远超过了自己耕作的能力。除了有极小一部分要上缴给君主外，他们没有地租，没有赋税，不用向地主缴纳劳动成果。因为产品几乎都属于他们自己，所以他们有着无穷的动力来提高产量。但这远没有发挥出土地十分之一的潜力。因此，他们用优厚的工资寻找更多的劳动力。但是，正是这优厚的工资和丰饶低廉的土地，很快就使这些雇佣的劳动力成为新的地主，并做出同样的举动。优厚的报酬能够让劳动力成立家庭，抚养孩子。当孩子成人后，其劳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抚养他们的费用，他们也能过上父辈那样的生活。

在新殖民地，下层阶级的身份不再是奴隶，从其他国家得来的经验，使新殖民地的上层阶级意识到，应该更宽宏、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在其他国家，两个上层阶级同时压迫下层阶级，地租与利润耗尽了他们的工资。但是，地广人稀的新殖民地使地主难以得到劳动力，如果没有更多的劳动力来改良耕地增加收入，就无法得到更丰厚的利润。因此，地主常常愿意以任何价格雇佣劳动力。这种高工资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土地的全部价值又几乎都由这种工资构成。劳动力的高工资与良田的低廉，鼓励了人口增长，土地改良，同时增加了真实的财富，使国家强大。

来到殖民地上的白种人

这一组小型雕像反映了尼日利亚艺术家眼中的殖民者：他们并不是为了拯救而到来，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来掠夺这块大陆。

主导殖民地计划的初衷充满了荒唐和不公：不仅为了寻找金矿和银矿，还觊觎占有善良的当地土著的国家。后来的殖民者还有其他更合理、更值得称赞的动机，但同样是荒唐和不公的。

欧洲的混乱和不公造成了国民的出逃。英国人逃往美洲：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天主教徒选择了马里兰；教友派去了宾夕法尼亚。而葡萄牙的犹太人则被剥夺了财产流放到了巴西，他们勤奋地为当地人传授种植甘蔗的方法（即使这些人是流放犯和妓女），并建立某种秩序。

欧洲各国政府在建立殖民地的计划和实施方面都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相反，他们要么听信了另外一些人的言论，要么对此不闻不问。墨西哥的政府就是古巴总督委托冒险家的大胆精神来实现的，西班牙国会没有任何计划，政府除了许可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之外，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和帮助，冒险家们必须自担风险和费用。英国政府同样如此。

当殖民地的重要性被宗主国意识到时，宗主国总是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而垄断殖民地的贸易，从而限制其市场。他们最初制定的政策不仅没有加速殖民地的繁荣进程，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大同小异，最根本的区别仅仅在于实施垄断的方法不同。相比之下，英国的方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其他国家那样狭隘、压抑罢了。

柯达照相机与胶卷

在地理大发现的年代里，建立殖民地并未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但是当殖民地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时，它就被宗主国看作为倾销国内商品的大片市场。图为美国发明家乔治·伊斯曼于1888年发明的手持式柯达照相机及所配的胶卷，列强的产品与文化总是很快便充斥于殖民地的市场。

这样看来，好像欧洲政府对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和当前的繁荣没有任何贡献。不过，有一个方面应该归功于这些政策——它培养和造就了能完成如此伟大事业并为如此伟大帝国打下根基的人才，正是这些政策培养了这些创建人的教育水平和远大眼光。但也仅此而已。

第三节　欧洲从发现美洲以及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道中得到的利益

那么，欧洲在美洲的发现和殖民中得到什么利益呢？

这些利益包括两方面：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所得到的总体利益，以及各国从所属殖民地中得到的特殊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欧洲得到的利益，一是香料用品增多了，二是产业增大了。

美洲剩余产物给欧洲居民提供了多种他们从前不可能得到的商品。这些商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殖民地促进了各国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与美洲进行直接贸易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还是间接贸易的奥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几个省，都为自己的剩余产品找到了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扩大了这些产品的产量。

一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从未将自己的任何产品运往美洲，但他们多少也受到了殖民地的促进作用。通过与美洲的间接贸易，这些国家消费了一些美洲的产品，而殖民地也需要他们的砂糖、巧克力和烟草。这些国家为自己的剩余产品找到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了价值，从而促进了其产量的增加。

受益的欧洲

发现美洲与殖民的过程，一方面使各个独立国家扩展了市场，另一方面也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富裕与繁荣。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年代里，英国长期以来面对的商品输出的困难，在商人与航海家的冒险中找到了解决的途径。

欧洲军官指挥的殖民战争

得到军队支持是欧洲殖民者冀图从殖民地得到的利益之一，在殖民地建立之初，确实有探险家雇佣土著组建军队。但殖民者同样也很快发现这种军队的不可依赖性。图为由欧洲军官率领的全副武装的斯瓦希里军队与装备极其原始的当地土著正在展开厮杀。

各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分为一般利益和特殊利益。

一般利益也分两类：保卫帝国的军队和维持帝国的收入。罗马帝国时期的殖民地能同时提供这两种利益，希腊的殖民地却只能在战争时期作为母国的同盟而提供军队。

但美洲殖民地的军队无法为欧洲的宗主国提供军队，他们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相反，一旦宗主国发生了战争，还要分散兵力来保卫这些殖民地。欧洲所有的殖民地均是如此。这从某个方面削弱了宗主国的实力，而非使其强大。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能在国防和日常开支上为宗主国提供一些帮助。其他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在殖民地征收的赋税也很难与开支相抵消，更别说能从中得到收入了。所以，这些殖民地对宗主国而言是负担而非财源。

这样看来，欧洲各国得到的只有那些特殊利益了。由于欧洲在美洲殖民地的特殊性质，专营贸易成了这些特殊利益的唯一来源。但是，这也是一种相对利益。因为，专营贸易虽然为宗主国带来了专营权，但这种专营权并没有使国家的产业和生产超过自由贸易状态下的自然发展，而是抑制了其他国家的产业和生产。

可以完全相信，为了获得这种相对利益，英国尽量排斥其他国家，这样做，不仅使所有国家得不到一部分绝对利益，而且使英国的其他贸易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英国具有垄断性质的航海条例，迫使其他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外国资本纷纷撤出，英国虽然获得了所有贸易的权利，但资本的有限性使英国没有能力为殖民地提供所有所需的欧洲货物，为了弥补因数量造成的损失，英国必然会以比从前昂贵得多的价格出售这些货物。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剩余产物现在要由英国全部来承担，但同样是资本的缺乏，使英国又必须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收购这些剩余产品。高价销售低价购买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水平。这种巨大的利润吸引了其他贸易部门的资本，但却加大了殖民地贸易的竞争。由此的结果是，殖民地贸易的利润在逐渐降低，而其他部门的利润在逐渐提高，直到出现新的利润平衡为止。这个新的利润会略高于以往的水平。

这种垄断一直吸引着其他贸易部门的资本，而产生的双重效应，就是英国在最初确立贸易垄断地位的结果。这种结果使英国各贸易部门的利润率高于垄断出现之前所有国家的自然利润率。

当日的新阿姆斯特丹　17世纪50年代

英国凭借其在海上的垄断地位，将其他国家从殖民地上排挤出去。这种垄断将一直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引资本，使其投入殖民地贸易，于是英国各贸易部门的利润率都获得提高。新阿姆斯特丹，即今日纽约，背景中较具规模的建筑则分别是堡垒、教堂、兵营和监狱。

无论英国商业资本在任一时期的状况与规模如何，在颁布航海条例，英国获得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之后，必然试图与英国本土比高的一般利润率，使殖民地贸易和其他所有贸易部门的利润率比没有垄断时高。如果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的一般利润率已经大幅降低（现已大幅降低），那么，若不是这个条例确定的垄断使其提高，则一定会降得更低。

如果该国失去了这种垄断权，那么，那些使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的因素就会让贸易部门处于绝对和相对不利的境地。

绝对不利是因为，贸易商人用更高的价格出口商品，否则就不能取得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进口和出口商品的价格都会变得更高，从而限制了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与原来相比，国家的生产减少了，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相对不利则是因为垄断使得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产扩大了。这些明显扩大的优势提高了国家出售商品的价格，这个价格是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的，因此，该国很可能会因为这种过高的价格而被其他没有处于垄断地位的国家挤出贸易市场。

在这种竞争状态下，英国商人常常抱怨国人劳动力价格过高。然而，对于他们获得的高利润，他们却避而不谈。高利润和高工资对提高英国商品的价格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但前者发挥了主要作用。

由此可见，在没有获得垄断权的贸易部门的贸易，不是被殖民地贸易的高利润吸引走了，就是因为高价格而在别的市场被其他国家被排斥掉了。这两方面的结果都让英国其他贸易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英国的制酒业

但是，正是由于拥有殖民地的垄断地位，在所有情况下，英国贸易的一部分资本从与邻国的贸易中流入了更远的国家，而且，大部分用于了转口贸易。这一原因还使得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消费品贸易流向了运输贸易。这些资本不仅要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还要用来维持其他国家的产业。

或许有人认为，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地位将更多的资本用于对英国更有力的用途。这种用途就是能够维持最多劳动力以及最能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用途。前面曾经提到过，用于贸易的资本所能够维持的劳动力，与资本周转的次数成比例。例如，1000镑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它能够维持雇用的劳动力资本就等于1000镑。而如果同样的资本每年周转两次或者三次，那么能够持续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就有2000镑或者3000镑。这样一来，与邻国进行贸易比与遥远国家贸易要更有利。同样，直接贸易比间接贸易也更有利。

夜幕下的海港　塞吉欧·拉瑞因　摄影　1963年

在不能保持垄断的前提下，英国其他部门的贸易将陷于不利的局面。由于一般利润率的提高，英国商人如不以更高价格出售外国进口商品和本国出口商品，就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高昂的价格限制了贸易的发展，长此以往，必然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产业的衰弱。

工业产品

资本所能够维持的劳动力，与资本周转的次数成比例。但在殖民地的垄断，打破了英国产业资本原有的平衡，使英国旧有的小产业平衡被迫去适应一个更大的市场，国民经济也因此变得不太健康。图为1862年在亨利·科尔主持的国际博览会中展出的各种商品。

举个例子，英国每年82000桶剩余烟草都用于出口来购买需要的货物，但并没有完全用于英国本土的消费，因为英国要从德国和荷兰进口麻布供殖民地消费。这样，购买剩余烟草的资本，维持了他国的产业；用这些烟草购回麻布的那部分资本，则被殖民地占用了。

土豆的种植

垄断违反了自由贸易的规律，并将因此给垄断者带来潜在的危机。英国若想避免危机，就必须逐步缩减过度发展的产业规模，并注意恢复所有产业之间的均衡。图为被西班牙探险家奎沙达于1537年发现的美洲土豆，因为容易种植，很快便遍布了整个欧洲。

此外，殖民地的垄断，打破了所有英国产业资本应有的自然平衡。英国的产业放弃了许多小市场，转而去适应一个大市场；同时，英国的商业都被引导在一个大渠道中进行，而不是许多的小渠道。

于是，英国整个工商业系统变得不大安全，政府的状态也变得不那么健康。在这样的状态下，英国就像一个不健康的机体，如果机体中的某个器官生长得过大，就会打破机体各个部分的均衡，容易发生不常有的危险疾病。而供养机体生长的某个血管异常膨胀，一旦发生小小的停滞，就会给整个机体来带来混乱。英国的殖民地产业就是那个过度生长的器官，而殖民地的贸易渠道就是那根大血管。正是这种原因，引起了英国国民对殖民地的惊恐。如果殖民地排斥所有的英国商品，要不了几年，英国的商人就会认为他们的贸易会完全停止，大部分制造商也会认为他们的生意会被摧毁，大部分工人也会认为自己将失业。这种惊恐造成的预计，比与欧洲大陆的邻国发生贸易冲突甚至决裂更加普遍。

汽锤　詹姆斯·内史密斯　油画　19世纪

对殖民地的垄断，只有在一定的条件配合下才是对宗主国有利的。如果政府硬要迫使资本违反自由规律流动，只会减少本国维持生产劳动力的资金，使每年土地和商品的总产量也随之降低。图为汽锤正在锤压铁块。工业化使得制造业产品数量倍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让英国在将来免于这种危险，就应该强制某一部分资本从垄断中撤出，转而投入其他产业。只有逐渐缩小过度发展的产业，而逐渐加强其他部门，逐步将所有产业恢复到自由贸易状态下的均衡，并保持这种自由状态，才是唯一可行之道。英国政府应该逐渐适当放宽某些贸易专营权，直到有很大的自由为止。

但是，如果这种放开不是渐进式，而是立即放开的话，不仅会造成短时期的麻烦，还会给目前参与殖民地贸易的所有劳动和资本带来巨大、甚至永久的损失。这就是重商主义者所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后果——短时期产生的混乱如果无法治理，将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但这些混乱在短时间内好像很难被治理。因此，应该逐步开放殖民地贸易。但具体开放的问题就要由政治家和立法者来解决了。

可见，垄断违反了自由贸易的规律：资本从邻国流入遥远的国家；并从直接贸易流向了间接贸易；并在某些情况下，从所有消费品贸易流到了运输贸易。产生的后果是：资本流到了只能维持较少劳动力的方面；大部分制造业仅适合一个特定的市场。英国工商业的整体状态因此更不确定和危险了。

殖民地贸易和垄断殖民地贸易所造成的影响应该被认真对待。总而言之，前者有益，而如果没有垄断，这种利益将会更大。殖民地贸易为英国与其他国家贸易之后的剩余产品提供了一个遥远而巨大的市场。这种自然和自由的贸易市场，鼓励了英国不断提高剩余产品的产量，同时也增加了生产性劳动力的数量，却没有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而来自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会将这种贸易的利润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平。新的殖民地市场会创造出新的产品来满足需求，新的行业也因此产生。相反，垄断排斥了竞争，提高了利润率，从其他行业吸引了更多的产品和资本。其目的就是要增加本国在殖民地贸易中的份额。如果这种份额还没有自由状态下的份额多，就没有必要建立这种垄断。殖民地贸易的特点是周转更慢，距离更远。如果迫使资本违反自由规律的流动，必然减少本国用于维持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每年土地和商品的总产量。国民的收入就会因此而降低，积蓄能力减少。垄断在任何时候都阻止了资本维持正常的生产性劳动，减少了资本的照常增加。那么，生产性劳动力就不会因此而增加了。

所以，包括垄断殖民地贸易在内的所有重商主义的政策，都抑制了其他国家的产业，特别是殖民地贸易。垄断本来是为了本国产业的利益，但现在不但没有发展本国产业，反而削弱了。

象牙驳船

雕塑开发殖民地市场所呈现出的巨大利润使得欧洲各国都竭力地排斥他国的竞争。图为19世纪初被带回英国的一艘精致的中国象牙驳船雕塑。

加尔各答的英国家庭

英国人对美洲殖民地及东印度的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相比较而言，他们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所有贸易的方式更加不合理，而庞大公司带来的高额费用也必然会转嫁到国民身上。图为一个英国家庭与他们的印度佣人站在豪华的府邸前。

可见，垄断伤害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从中受益的却只有一个阶级。这种盲目增加顾客的政策，非常适合于政府受小商店主影响的国家。

为殖民地贸易专营而订立的条例，对条例受益国的损害要大于对其他相关国家的损害。而对其他国家的不当压迫，会反过来转嫁到本国，并对本国的产业造成更大的打击。

欧洲各国都有垄断自己殖民地的政策，但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更大的利益，还要负担殖民地维持和战争时期的开支。并且，除了殖民地贸易产生的利益要与他国分享外，所惹的麻烦还要所属国自己负责。

对利益的追求，自然会使个人将资本用于利益最大的行业。但如果同样的自然选择过多的话，利润就会因此降低。其他行业提高的利润会让他们立即改变错误的投资方向。这根本不用法律的干涉。资本会自然选择最适合的利益，并按合适的比例在各行业之间分配。

美洲贸易和东印度贸易吸引了最多的资本，而东印度提供的市场甚至比欧洲和美洲的市场加起来还要大。因此，在重商主义的所有法规中，有关这两个贸易的法规，对资本分配造成的混乱程度更大，但两者的垄断性质却并不一样。

在美洲贸易中，各国都尽力独占所属的殖民地市场，而大力排斥他国。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由于葡萄牙人声称是他们首先发现了通往东印度的海上通道，因此，他们拥有使用这条通道贸易的垄断权利。这种垄断排斥了其他国家投资到这一贸易中来，而且还要以更高的价格间接进口这种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随着葡萄牙的衰落，这条贸易通道失去了被垄断的地位，而对欧洲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现在，被独占的贸易通道航行权则被一个专营公司所取代，这家公司管理欧洲各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垄断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了。然而，这种垄断却不利于实行垄断的国家的人民。他们不仅不能投资这种贸易，而且还要以贸易开放前更高的价格购买这种贸易所经营的货物。英国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来实现这种垄断。如此大的公司难免产生弊端，造成巨大的浪费，这也要由本国人民支付。

因此，第二种垄断显然比第一种更加不合理。

印度的诱惑

任何试图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印度作为殖民地被开发时，曾吸引了大量的荷兰国内资本，然而英国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却将这些本应流入的资金拒之门外。图为印度一所具有原住风情的小屋。

虽然都扰乱了社会，但方式却不尽相同：前者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本违反规律地流入专营贸易中。而后者在不同情况下，既会吸引资本流入，也可能会排斥资本流入。对穷国吸引资本，对富国则起到排斥作用。

举例最能说明问题。穷国如瑞典和丹麦，如果没有专营公司管理东印度贸易，这两个国家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东印度。在专营公司垄断权的鼓励下，这些国家的冒险者不仅会得到与其他国家的商人同等的机会，还会确保其能够抵制国内市场所有的竞争者。如果没有丰厚利润的鼓励，这些冒险者的征程是遥远和不确定的，他们决不会想到去东印度。

荷兰的商业资本非常多，过去不断流出，有时流到外国成为公债，有时流到外国商人和冒险家手中成为私债，有时流到迂回的消费品外贸，有时流到运输贸易。所有近途贸易都充满了资本，所有投入近途贸易略有利可图的资本已经投入，荷兰资本必然会流向最远途的贸易。

然而，对于荷兰这样富有的国家，大量的资本不断流出到近途贸易中。为了有利可图，资本必然会流向更远途的贸易。于是，更多的荷兰船只去了东印度。但资本有限的专营公司却可能会使这些大量想流入的资本被挡在门外。

如果没有专营公司，荷兰在东印度的贸易规模会大得多。同样，瑞典和丹麦却会比现在要小得多，甚至没有。在这种前提下，资本被排斥和资本没有被吸引，同样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按照它们当前的情况，资本应该被用在更需要的方面，没有必要再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那么遥远且周转缓慢的贸易中，这种贸易所能维持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最好是以其他股价购买，即使价格要稍高一些。因此，就算没有专营公司而导致个别国家无法与东印度直接贸易，也不能成立这种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不应该与东印度直接贸易。

而专营公司并非必需的，因为没有专营公司，葡萄牙就从全部东印度贸易中受益达一个多世纪。

第8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限制工业原料和工具的进口和一些价格不高的商品的出口，是富国的手段之一。而对于某些特殊商品，重商主义提出了相反的政策——抑制出口，鼓励进口。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贸易顺差是同样有利的。

重商主义对待原料贸易的原则

重商主义强调限制工业原料出口，同时也提倡从其他国家进口羊毛、棉花、生铁等工业原料，认为这都是富国的手段之一。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完全没有考虑平民，只是使生产者和制造商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图为英国人特里维西克在伦敦一个大广场上试验他设计的以蒸汽机带动的新机车。

鼓励进口工业原料，可以使本国以较低的价格制造商品，从而避免了更大数量和更高价格的商品进口。但英国的法律好像并不鼓励进口工具。随着制造业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制作工具便成了许多重要制造业的目标。如果鼓励进口这些工具，都会损害制造商的利益。因此，这种进口往往是被禁止的。例如，爱德华四世第三年开始禁止羊毛梳具进口，并从伊丽莎白女王第三十九年再次重申，一直使其永远有效。

出售空座的人

所有性质的生产唯有通过消费这一途径才能实现赢利的目的。因此，消费者的利益必须首先受到关注。但重商主义者却改变了这一规则，以种种理论与政策将生产置于比消费更高的层次。图中体育场的服务人员正在向观众兜售剩余的座位。

免税和奖金成了鼓励进口工业原料的手段。如果正常通过海关，羊毛、棉花、生麻、生铁和铁条，等等许多工业原料都会免除所有的关税。这种免税政策和其他大部分商业条例一样，如果是完全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国家需要的，可以将让其他所有工业原料也享受这种政策的好处。不仅商人和制造商能够得到利益，公众也会从中受益。

人们对所有这些规定称赞的动机，是因为这些规定扩张了本国的制造业。但这种扩张不是自我改进，而是压制他人，并最终尽可能消除他们的竞争。通过限制一些行业学徒的数量，并对学徒的期限作出规定，制造商们将各行业的知识尽量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垄断同胞的技能，不愿这些人中有人将技能传授给国外。

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因此，消费者的利益必须首先受到关注。但重商主义者似乎把生产而非消费当成所有工商业最终目的，他们总是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能与本国商品和制造品竞争的所有外国商品都被加以限制，因此，国内的消费者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得到所需的商品。生产者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

用奖金鼓励商品的出口，使国内的消费者不得不缴纳支付奖金所征收的赋税，以及因鼓励出口使这些商品国内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更大的赋税。这也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

对葡萄牙的高关税，使在英国不宜生产的商品无法从邻国进口，而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购买，而其商品的质量也较差。这样，能够让国内的生产者以更有利的条件将产品出口到那个遥远的国度。但消费者却不得不购买质量较差的商品，还要承受国内商品因出口所引起的国内价格的上涨。

英国为管理在美洲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制定的许多法律，与其他通商条例相比，更多地牺牲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殖民地必须从母国购买各种商品。而国内消费者负担维持并保卫国际的全部费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垄断提高生产者的商品价格的提高。为此，英国已经为最近的两次战争，支付了2亿多镑，借债超过了1亿7千万镑。据说，垄断殖民地贸易所能得到的全部利润，以及这种垄断贸易的全部价值，都不够偿还上面借款的利息。而其他因同样目的而发生的战争的费用还要再单独计算。

谁制定了重商主义？肯定不会是消费者，他们的利益被完全忽视了。只能是生产者，特别是商人和制造商，在他们设计的商业条例中，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最特殊的关注。消费者则为了制造商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第9章　论重农主义即把土地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唯一或主要来源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相对于重商主义来说，重农主义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任何国家都没有把土地产物看作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但本文仍会将这种学说解释清楚。

柯尔贝尔是路易十四的重要大臣，正直、精明，在有序管理公共收入的征收与支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习惯于管理各公共部门，设置必要的监察和控制将各部门限于适当范围，并且勤奋工作的事务家，但同时他也是个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尔用管理公共部门的模式来管理国家的工商业：平等、自由、公平地谋取个人利益被禁止；给予某些产业超常的特权，却超常限制其他部门。他为了鼓励和支持城市产业，而压制农业。鼓励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以及禁止谷物出口，使得农业中最重要的产品不能出口，从而能够向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食物。全国各种各样的禁令和横征暴敛，使这个国家的农业大大低于它应该发展的水平。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柯尔贝尔对城市更优惠的政策。

意大利村庄　摄影

重农主义是指高估农业产业，而低估城市产业的理论。它把所有国民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耕作者、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生产阶级，以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构成的不生产者阶级。重农主义者轻视第三者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图为普罗旺斯的小村镇，路边点缀着一座古代的喷泉。

与重商主义者相反，重农主义者肯定高估农业产业，而低估城市产业。他们把对土地和劳动有贡献的人民分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耕作者、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生产阶级，以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构成的不生产者阶级。他们歧视第三者。

土地所有者经常要投入资金用于土地及其周边建筑的改良和保养。这种投入保证了各耕作者能以相同的资本耕作出更多的产物，从而为其支付更高的地租，这是土地所有者应得的利息或者利润。重农主义称之为土地费用。这是土地所有者的贡献。

农民饲养的家畜

农夫之所以被特别尊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能够在地租、耕种费用之外提供生产净产物。但重农主义以农业生产者为标准，将制造业与从事贸易的劳动者视为非生产者却是错误的。

对于耕作者或农夫而言，他们耕作土地的费用被称为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维持农夫在土地获得收成之前的所有费用。每年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每年维持农夫用于耕作的全部费用。

这两种费用就是农夫用于耕作的资本。前者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补偿，其次是后者，同时他还要获得一般利润。如果不能定期收回这些投资并获得利润，他就无法与其他行业处于同一经营水平。这样，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就会选择其他能够保持这种水平的行业。

如果地主侵犯农夫耕作的收益，不仅会减少自己土地的产量，还会减少本来能够得到的合理地租。这种地租应该少于农夫在支付所有耕作费用剩余的净产物。农夫之所以被特别尊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能够提供这种净产物。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被称为生产性费用——补偿自身价值之外，还能生产出净产物。

地主的土地费用也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它的存在，改良了土地，提高了地租。在良好的状况下，这些土地费用不仅能生产出其全部价值，还会在一段时期后生产出净产物。教会和国王不应该对这种地租征收什一税和赋税，否则，土地无法改良，从而不利于这些税收在未来的增加。

正是由于生产性费用这种概念的提出，其他所有费用和所有阶级被视为完全不生产了。

尤其是工匠和制造商。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材料、工具和工资，以雇用和维持他们的生产。雇主也要维持自己的费用。因此，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用来补偿这些资本，同时产生一般利润来维持雇主自己的费用。这种费用与雇主希望得到的利润成正比。否则，他就无法收回全部费用。

因此，制造业资本的利润并非最后剩余的净产物。相比之下，农夫的资本却能够生产出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所以，不产生任何新的价值的用于雇用和维持工匠和制造商的资本，是非生产性资本。

商业资本也是如此。其利润只是用来补偿维持投资的费用，这种费用是投资中的一部分，它也不产生任何新的价值。

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虽然增加了土地天然产物某些特定部分的价值，但其消费的其他部分恰好与增加的部分价值持平。因此，他们的劳动从未增加土地天然产物的全部价值。例如，用亚麻制作一对花边。花边会将亚麻的价值从一便士提高到30镑。但是，制作花边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制作花边的人得到的30镑，只能够补偿生产花边期间的生活资料。尽管亚麻的价值增大了7200倍，但这种天然物的实际价值并没有增加。因为制作人每时每刻都在消耗他所生产出来的价值。因为产品的价值没有超过全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以，大多数从事这种费用大而又不重要的制造业的人都非常贫穷。农夫和农村劳动者则完全不同，他们补偿了全部的费用，还提供了地主的地租。

对于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可以这样认为，只能靠节俭，即从他们自身生活资料中剥夺一部分资金来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他们每年只是为了这部分资金而生产，如果不能从自身的享受中节省一部分，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劳动而增加。

相反，农夫和农村劳动者不仅可以完全得到这种享受，同时还能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因为，他们不但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还提供净产物。正是净产物的增加而使社会财富和收入也产生增加。因此，法国、英国等地主和耕作者占多数的国家，能因劳动和享受而致富。而荷兰等由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构成的国家，就只能依靠节俭和贫困致富了。如此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国民共性的极为不同。前者国民宽宏、直率、友爱；而后者，狭隘、卑鄙和自私，且缺乏一切社会娱乐和享受。

修建房屋

重农主义者之所以更看重农业生产，主要原因是工匠和制造商未能制造出最终剩余的净产物。他们的劳动用来补偿投入的资本，并产生雇主所希望的一般利润。图为20世纪40年代德国建筑工人正忙于修建大众的住房。

黄金之城　摄影

农业生产者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创造者，而工匠、制造商以及商人即使有所贡献，也是依靠节俭的手段，而不是创造出了财富。早在1880年，约翰内斯堡还只是一座仅价值两头牛的农场，时至今日，它已发展成为南非最大的城市之一，素有“黄金之城”的美誉。

社会财富和收入的提供者不仅为不生产阶级提供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还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谷物和牲畜，最终还支付了他们的工资和利润。这就有点像主人与佣人的关系。不生产阶级中的雇工和雇主都是地主和耕作者的佣人。他们只是工作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能因为不增加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就排斥不生产阶级。对于地主和耕作者来说，他们有很大的用处。地主可以用自己的劳动产物购买所需的本国和外国商品，这比他们自己试图生产和进口的所付出的劳动要少得多。正是这些不生产阶级，让耕作者能够把心思更多地用于耕作土地，从而可以提高产量。而这些提高的产量，完全可以支付他们自己和地主维持及雇用不生产阶级所需全部费用。尽管商人、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表面上看是完全不生产的，但这种劳动使生产者更加专心于自己的劳动，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也间接提高了土地的产量。

在任何方面限制或抑制不生产阶级都是不符合生产阶级利益的。更大地享有自由会加剧不生产阶级中各行业的竞争，这对地主和耕作者是有利的——他们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得到外国和本国商品。压迫他们也不符合生产阶级的利益。正是耕作者和地主生产的剩余产物维持并雇佣了不生产阶级。如果剩余产物越多，这一阶级被维持的状况就会越好。确保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最高度繁荣的最简单的秘诀正是这种完全的正义、自由和平等。

不同的社会模式

亚当·斯密指出每个国家都由各不相同的劳动构成，而这种构成差异一方面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影响到国民的生活态度。图为1737年赶时尚的英国人在温泉浴室的饮水处饮水聊天。

与其他由不生产阶级构成的商业国家唯一的区别在于，维持和雇佣类似荷兰和汉堡这些国家不生产阶级的地主和耕作者，是其他国家的居民或属民，他们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其他国家的居民由于政策的原因无法在国内找到商人、工匠和制造商，而这些商业国家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需求的不足。

佛罗伦萨商人

尽管工匠、制造商与商人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对他们施加不合理的限制也是不恰当的。在不生产阶级中保持一定的竞争，可以使生产阶级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商品，以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是欧洲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市民非常富有。

如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来压制这些商业国家，决不符合由生产阶级构成的国家的利益。关税使那些商品变得更加昂贵，降低了土地剩余产物的真实价值，反而不利于剩余产物的增加和土地的改良与耕作。所以，给予商业国家最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地主和耕作者以及剩余产物最有效的策略。这种完全自由的贸易策略同时对适时满足了他们对商人、工匠和制造商以及某种产品的需求，也是最有效的。

土地剩余产物的持续增加，使地主和耕作者得到了更多的利润。这为国内工匠和制造商获取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提供了资金，他们可以立即制造商品，而且价格与那些商业国家所提供商品的价格一样低廉，因为这些国家生产商品的材料和生活资料来自遥远的地方。即使国内的工匠和制造商缺乏技艺和熟练程度不够，在短时间内无法制造与商业国家同样低廉的产品，但他们也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销售其产品，这同样也是因为商业国距离的遥远。但是，一旦他们的技能和熟练程度获得了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以地主和耕作者为主的国家会立即与这些商业国家开展竞争，不仅会迫使他们降低价格，甚至还会将他们完全赶出市场。当国内工匠的技术和熟练程度提高之后，这些制造品的销售将会超越国内市场，而在外国市场，低廉的价格会以同样的方式将那些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淘汰。

当以地主和耕作者为主的国家的资本持续增加时，多余的资本自然会流向对外贸易，将国内多余的产品出口外国。与上面的原因一样，即使他们的航海技术和熟练程度较差，也可以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在外国销售他们的商品，但航海技术和熟练程度得到提高之后，商品的价格将会更加低廉。因此，产生的结果就像商业国的产品在国内获得的结果一样—要么降价，要么被淘汰。

所以，完全自由的贸易，是重农主义国家培养本国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从而提高本国剩余产物的价值。这种不断积累的价值，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培养出本国所需的商业。

但是，如果重农主义者抑制了这种贸易关系，必然从两个方面对本国造成损害。首先，提高的外国产品的价格，必然降低本国用于购买这些产品的剩余产物的真实价值；其次，国内的垄断，将提高商业、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利润率，必然会分散现有农业的资本和劳动，或吸引其他原本想进入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资本和劳动都会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所以，这样的政策是不利于农业的。农业的利益将会减少，其他行业将会变得更加有利。

什罗普郡的铁厂　油画　1777年

劳动构成偏向农业的国家凭借完全自由的贸易，就可以有效地培养本国工匠、制造商和商人。政府不必过多地干预经济，国民经济中需要的商业成分自然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图为一座坐落于什罗普郡农村的一家小铁厂，标志着英国这个素来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正在向工业国转变。

同样，这种重农主义政策会过快培养另外一种产业，从而压制原有的产业。对完全不生产性劳动过快地鼓励，就会压制生产性劳动，并减少净产物的产量。

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

魁奈（1694—1774）出身于地主家庭，他首创了重农主义的所有理论，坚持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并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按照这个学说，魁奈用一些数学公式表述了在上述三个阶级中如何分配土地年产物时，不生产阶级为什么丝毫不增加所有年产物的价值，而仅仅补偿其消费的价值。第一个公式被命名为《经济表》，并被给予了特别重视。该公式假定，在最自由、最繁荣的状态下，各阶级在全部年产物中享有适当的份额，当年产物能提供最多的净产物时，如何进行分配。后面几个公式表述了在存在各种限制和管制的前提下，如果地主阶级或不生产阶级比耕作者收获更多，或者他们侵占了生产阶级应得部分，将如何分配。这种侵占，或者违反自由的分配，会造成年产物价值和总产量的逐年降低和社会真实财富和收入的逐渐衰退。这种衰退的进程与上述侵占的程度成比例。最后的公式便表述了这种比例的关系。

调节能力　佩吉·斯罗塔　摄影

魁奈有如此的发现，即国家经济也同个人一样具有自身调节的能力。当一个人感到疲累时，大脑和身体都会向他发出休息的警告，而当国家政策出现不公正的倾向时，大众的自然反应与努力就成为自动修复这种不合理倾向的力量。

就像医生认为人体的健康能够依靠某种养生之道保持，如果违反了就会引发疾病和不适一样，魁奈也认为，只有完全自由和公正的正确体制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正如人体似乎存在某种自我修复的机理，国家也同样存在——人们为改善自身境况所付出的不断努力就是这种力量，它能预防和修正国家在许多方面因不公平和压制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虽然这样的政策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一个国家繁荣的进程，但却不能使其停止，更不能使其倒退。如果是那样，世界上就没有繁荣的国家了。正是由于国家存在的自然的智慧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修正这些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影响。这就像人体的自我修复机能一样。

把工匠、制造商和商人完全看作不生产阶级，是重农主义学说的主要错误。

第一，用不生产阶级对其命名是不恰当的。农夫和农村劳动固然比商人、制造商和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而且还能生产出净产物，但是，后者生产的价值至少能够维持他们继续存在。因此，不能因为一个阶级生产得多就代表另一个阶级无生产或者不生产。

其次，将工匠、制造商和商人视为与家仆等同也是不妥的。维持雇用家仆的费用完全由主人承担，而且他们工作的内容由无法确定的服务构成，他们的劳动并不能产生雇用和维持他们的价值。相反，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劳动却通过销售其生产的商品而实现。

制造业工人　阿尔诺特·欧文贝克　摄影

工匠、制造商和商人虽然并不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但并不能被完全视为与不生产阶级等同。这也正是重农主义学说的错误之一。即使假定他们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在商品中增加的价值，但社会财富的增加却必须要经过他们的消费来完成。图为制造业工人在其生产车间内。

第三，在任何假设下，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劳动都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假定虽然他们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在商品中增加的价值，好像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给社会的真实收入和劳动年产物的真实价格带来任何增加，但是，他们消费谷物和其他必需品，这些被消费的价值就为土地和劳动年产量增加了相同的价值。例如一个工匠在6个月内完成了价值10镑的工作，同时又消费了同样价值的谷物和必需品，他实际上就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增加了10镑的价值。但是，他在消费这些必需品的同时，又生产了同样价值的产品，因此，这6个月他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的总量应该是20镑。尽管存在的价值只有10镑，但如果谷物和必需品是由士兵和家仆所消费的，那么，6个月之后，存在的价值仍然只有10镑。所以，即使工匠所生产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其所消费的价值，但由于他的生产，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比他不生产时要少。

重农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他们如此说的依据可能是基于假设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收入，即用于消费的资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更确切地说，这个阶级的收入等于其生产的价值。这会让人们理解，那些节省的收入必将多少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但是，如果真由他们的这种假定而引出某种议论，这种议论也极不可能得出定论。

第四，如果农夫和农村劳动者不节俭，不能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不会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这种年产物的增长方式有两种：提高社会能够雇佣的有用劳动力的生产力；增加有用劳动力的实际雇佣数量。

前一种方式的提高取决于两点：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和劳动者工作所用机械的改进。由于分工更细致，因而工匠和制造商的劳动比农夫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更简单。所以，用上述两种方法可以将前者生产力提到高得多的程度。相比之下，生产者阶级并不具备优势。

正如上述学说所下的结论，只有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增加了，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才会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则来自于收入：包括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借出人的收入的节省额。那么，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商本能地比地主和耕作者更趋于节俭和储蓄，他们就会雇佣更多的有用劳动量，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重农主义学说提出，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完全由其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相同条件下，商业国和工业国的居民的收入最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商业或者工业的进口，其居民生活资料的数量就多于本国土地所能提供的。这样，没有土地的城市居民只要通过劳动，就能够得到足够的天然产物来维持生活和发展产业。这种状态使城市与邻近的农村的关系更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荷兰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就是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活牲畜来自霍尔斯廷和日兰德，谷物来自欧洲各国。荷兰用少量的制造品得到了大量的天然产物。可见，工商业国用少量的制造品购买大量的外国天然产物，而无工商业的国家就刚好相反了。一边是用少量出口换取大量进口，另一边却是用大量进口换回少量出口。显然，前者的居民比后者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

重农主义学说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它却比其他众多的政治经济学学说更接近真理。因为，尽管这个学说主张与土地相关的劳动才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这个学说也提出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无法构成国家财富，国家财富是由再生产的可消费货物构成，并且使其最大增长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完全自然、自由和公正的体制。这个论点的公正性得到了大量追随者的支持，而且支持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最大的原因却恐怕是它将制造业劳动定性为不生产劳动。

杂货商与他经营的小店　亨利·德·泽特尔　摄影

判断社会财富是否增长的有效标准之一，是雇佣有用劳动的资本是否获得了增加。商人、工匠和制造商如果愿意趋于节俭和储蓄，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资金雇佣有用劳动量，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并不容易，店主须身兼多职，才能有效地节约资本。

挤奶

重农主义者提出，一个国家国民的收入，是由其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构成，而在相同条件下，商业国和工业国的居民的收入最大。荷兰可以用少量的制造品换得牛、羊等大量天然产物，而无工商业的国家则需要大量进口制造品。图为荷兰居民正在挤羊奶。

城乡之间的贸易是任何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城市居民通过制造品和半成品从农村得到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这种贸易的最终形式就是天然产物与制造品之间的交换，其带来的结果是制造品越来越昂贵，而天然产物却越来越低廉。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提高制造品的价格，都会降低土地天然产物的价格，从而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定数量的天然产物能够交换的制造品的数量越多，那么，天然产物的交换价值就越大，就会鼓励地主和农夫增加劳动生产。此外，如果减少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会缩小天然产物最重要的市场，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巴黎圣安托瓦大街
版画18世纪

城乡贸易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其最终形式就是自然产物与制造品之间的交换，而结果是制造品越来越昂贵，而天然产物却越来越低廉。在1674年的城市规划中，人们在巴黎的旧城墙下修建了这条林荫路，城市的发展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投资赚钱。

由此可见，重农主义的矛盾甚至比重商主义的还大，因为它过分重视农业而限制制造业和外贸，它实际上最终不利于它要扶持的产业。重商主义鼓励制造业和外贸的做法，却吸引了社会资本去支持不利的产业，它毕竟最终达到了当初的目的——鼓励了他所要扶持的产业。

所以，无论是重商学说、重农学说，还是其他任何学说，如果对自然自由的制度强加某种鼓励或限制，违反了资本流动的规律，都会有悖于为了促进而制定它们的初衷——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当鼓励或限制被废除，自然和自由就会取而代之。因为，任何人都有充分的自由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益，并与其他任何人、资本或阶级竞争。摆脱监督、引导产业最符合社会利益是君主的责任，但履行这种责任却充满着困惑，以人类有限的智慧和知识很难完成这种任务。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下，君主只有三种应尽的职责：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保护社会任何成员的利益不受侵犯或压迫，设立完全公正的司法机构；建立和维护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它们会使社会的投入得到更多的利益。不过，这些公共设施和机构却不符合个人或小团体的兴趣，因为它们产生的利润无法补偿个人或小团体对此的投入。

碾米　陶器

重农主义过分限制制造业和商业的做法，实际上干预了经济自由运作的规律。它所造成的矛盾甚至比重商主义的还大，农业的生产物无法得到有效的流通，结果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规模缩小。图中的两个中国工人正在利用工具碾米，这一陶器是在一座汉墓中被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