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

第1章　论财富的自然发展

贸易是文明社会的最大商业，其由天然产物与加工产品的交换构成。这种交换可以是直接交换，也可以是间接交换，即使用货币或者充当货币的纸币作为中介来进行。城市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由乡村提供，作为回报，城市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城市不具备任何生活资料再生产的能力，换句话说城市的全部财富和生活资料都是从乡村获得的也毫不为过。因此，两者的收益是相同的和相互的，而且是对不同行业的所有人都有利，不存在谁对谁造成损失。有了城市提供加工产品，乡村居民不必自己制造就可以用较小量的劳动产品去交换所需的东西，而且，城市也为乡村提供了剩余产品的消费市场。这种市场的规模与城市居民的人数和收入成正比，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越大。

玉米　彼得·艾思克　摄影　1991年

人类赖以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都是农村出产的，而城市则不具备任何生活资料再生产的能力，换句话说，城市人口是由农村供养的。金灿灿的玉米流入了靠岸的粮船，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供给，背景中的城市也无法成就它的辉煌。

有农民的风景　路易·勒南　油画　约1640年

按照社会的自然状态，在所有产业的利润率趋向一致的前提下，回报稳定且易于操作的农业会获得最优先的发展，而商业则由于面临过多不可预知的因素而被绝大多数人放弃。在勒南的这幅绘画中，农民们或立或坐，营造出了引人入胜的静谧气氛。

按照常理，生活资料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便利品和奢侈品，对前者的生产就必然处于优先地位。因而，对农村土地和耕种的改良，就必然要优先于城市对便利品和奢侈品产业的发展。乡村的剩余产品构成了城市的生活资料，剩余产品的增长促进了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过，城市的生活资料并不完全依赖本国提供的剩余产品，它可以从遥远的国家进口。但是，这一点，却造成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财富增长的巨大差异。

上述事物发展的顺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天性，但是，由于人类自己制定的制度阻挠了这种天性，所以，城市的发展不可能超过这种天性的限制——至少是在土地和耕种改良之前。只要利润相等或者接近，人们的投入都会选择对土地和耕种改良，而不是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因为，前者的资本是可见的和可支配的，且不存在风险。而商人们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要冒路途遥远的风险，还会受到意外的不可预知的因素的支配；他们的商品需要遥远国家的人来购买，而那些人并不了解这些产品的优劣。耕地是人类原始的职业，同时乡村悠闲宁静的生活，很少受到外界人为不公因素的干扰，最重要的是，资本固定在土地上的安全程度是其他事物所无法相比的。这种种因素使得人们偏向于选择土地和耕种。

亚述人驯养的动物

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主要成分之一，也在很久远的年代就获得了充分发展。亚述人在很早的年代里就发展出了驯养动物的技术。

当然，铁匠、木匠、车匠、犁匠等等工匠们的服务也是土地耕种不可缺少的，否则它将不可能顺利进行。工匠之间也存在着供求关系，自由往来使他们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城镇或村庄。很快，其他许许多多的商人和工匠们也加入进来，城市逐渐产生、发展。城市和乡村互为彼此的市场：农民为城市提供工作原料和生活资料，城市为乡村提供了加工产品。两者的需求存在着某种均衡——乡村对土地和耕种的改良，扩大了对加工产品需求，这种需求又促进了城市居民职业和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如果没有人类制度的干扰，每个政治社会的自然进程，财富的增加和城市发展都是这种自然进程的结果。

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荒地仍可自由获取，城市的制造业只是满足本身需求。殖民地的工匠会用剩余资产购买和改良耕地，而不是建立一种供远方销售的制造业。任何高额工资和容易得到的生活资料都无法阻止他成为一个农民，因为他是为自己工作，是一个真正的主人而不像工匠那样是顾客的仆人。

美国南方的庄园

美洲成为殖民地之后，在拥有大片荒地、气候适宜的美国南部迅速出现了一大批以种植烟草、甘蔗和棉花为主的农场。在土地可以自由获取的前提下，农业会成为人们首先选择发展的产业。图为在一名大农场主的庄园中，已攫取大量财富的绅士们在同女伴一起悠闲地散步。

相反，如果在一个国家无法自由获得耕地，或者没有耕地，工匠都会用已经获得的超过周边生意需要的资产为远方建立销售。制造业兴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分工、改进和完善。

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者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

所以，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

然而，在欧洲所有现代国家中，这种自然顺序的许多方面被完全颠倒了。某些城市的对外贸易采用了适合于远方销售的制造业；这两者又造成了农业的主要改良。原来自然的方式和习惯被这种不自然和倒退的顺序取代。

第2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旧状态下农业受到的抑制

日耳曼和塞西亚民族对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侵占所产生的骚乱持续了几个世纪，掠夺和暴虐阻断了城乡之间的商业，使曾经拥有巨大财富的欧洲西部变得极为贫穷和荒蛮。一些掠夺者成了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这些土地没有主人，大部分还是荒芜的。

这种巨大的对土地的独占可能不久就会通过继承或者转让，再次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然而，长子继承法和限定继承制的采用，排除了将其重新分割的可能性，并且保证了个别家族对土地的吞并。

欧洲的混战

在欧洲数百年的战乱中，土地渐渐集中到少数的贵族与地主名下。土地出租带来的稳定收益，使得那些具有经济头脑的人们更加热心追逐于拥有更多的土地，而互相吞并的混战恰恰可以帮助他们达成这一目标。这幅手抄本插图表现了一个在与圣杯有关的传说中出现的骑士形象。

但是，这些大地主缺乏改良的意识。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捍卫或者扩张自己的领地，他们没有闲暇去耕种和改良土地，而当他们有闲暇时，他们既没有这种意愿也缺乏必备的能力。有经济头脑的地主往往会购买新的土地，而不是改良旧地产。如果他们缺乏资产，那就更不会这么去做了。

显然，大地主无法做到的事情，就更不要期待他们手下的佃户来完成了。在欧洲古代，这些佃户全部或者几乎都是奴隶，他们可以随意被命令退佃。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这些没有财产的奴隶，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利益。实际维持他们工作费用比表面费用昂贵。

耕种土地的佃农

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佃农制随之出现了。地主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民提供耕种土地的必要资产，而每年收获后，在扣除各种花费之外，地主和农民均分剩余的产物。在图中，两名年轻男子正在一边犁地，一边播种。欧洲有大量佃农辛苦工作整整一年，却无法换得相应的收入。

地主都爱好发号施令，当一切条件满足时，他只愿意使用奴隶而不是自由人。但是，现在只有食糖和烟草的种植能够支付奴隶耕作的花费。在以谷物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自有人承担了大部分工作。

现在法国兴起了一种佃农的分益，与古代隶农不同，地主为他们提供所有耕种土地必要的资产。在扣除各种花费以后，地主和农民均分剩余产物。当农民离开农场时，资产归还地主。

虽然都需要地主的开支来维持耕地，但这种佃农与奴隶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他是自由人，可以拥有财产，可以享有一部分土地的产物。因为存在利益，所以，他会尽可能增加产物的产量，从而能够让自己的那部分产物多一些。奴隶只能得到生活费，因此，他们不会想到去增加土地的产物，而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安逸。

然而，土地的进一步改良也无法依靠这种耕种者，他不能用自己微薄的资产帮助地主获得更多的另一半产品。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即使只占产物的十分之一，也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改良，能够想象如果地主分享分益佃农一半收益的更高额的征税一定会产生更有效的阻碍效果。利用地主提供的资产尽可能多地为自己生产产品，符合所有佃农的利益，但如果把自己的利益与地主的利益混合在一起，是分益佃农不愿看到的。据说这种佃农耕种着法国六分之五的土地。地主常常抱怨他们的佃农过多地将牲畜用于运输而不是耕种。原因很简单，耕种土地的利润要和地主分成，而运输的利润则全归佃农所有。在苏格兰的某些地区也存在这种分益佃农，他们被称为“steel-bow”，意思是有地主借给种子、农具的佃农。

真正可以成为农民的人出现在分益佃农之后，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农民拥有自己的资产，耕作后向地主交纳一定的地租。在和地主签订一定年限的租约后，农民有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对土地和耕种进行进一步改良，从而能够在租约期满后收回投资，同时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这种对土地的占用一直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因为，除了与地主签订的租约中的约定之外，农民还必须按照庄园或领地的需要和习惯，义务满足地主提出的大量劳役，而且，这种劳役完全是随意性的。在取消了所有租约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劳役之后，苏格兰自耕农的境况有了大大的改善。

和私人劳役一样，自耕农同时要负担的公共劳役也是武断随意的。修建和维修公路就是其中的一种。自耕农必须为国王的部队、王室成员或任何一类官员提供马匹、车辆和粮食，以方便他们过境。粮食的价格有征购官来规定。在欧洲，英国已经取消了这种对农民不合理的压迫，而在法国和德国仍然存在。

蒙福考特的丰收　毕沙罗　油画　1876年

在地租以外，农民必须义务为地主做大量的劳役，而且地主可以完全随意地指派这一类劳役。在如此长期的土地拥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状况下，改良土地并获得更高收益的欲望受到抑制。在这幅描绘乡村风情的绘画中，毕沙罗刻意地把颜色和线条模糊化，利用对光线的敏锐把握使得整个画面呈现出如梦似幻的效果。

公共赋税和劳役一样，也不规范和具有压迫性。但无知使农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因此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上述所有因素阻碍了土地占有者对土地的改良。因为法律赋予了拥有土地的人一切自由和安全保障，如果改良土地，将会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样，农民就像借钱做生意的人，自己获得的利润的一大部分都被地租吞噬了，农民资本的增长总是比不上地主资本的增长。因此，他们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但农民耕种土地的改良还是要落后于地主所作的改良，如果农民完全拥有土地，那么情况就会不同了。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被考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自耕农民的地位明显低于地主，甚至比境况略好的手艺人和工匠还要低，后者在欧洲所有地区被认为是低于大商人和工厂主的。因此，没有哪个有钱人会置自己的地位不顾而去做下等人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便造成了没有资本愿意从事土地改良的工作，即使现在的欧洲也是如此。英国的情况可能要好于欧洲其他国家，农业获得的资金相对多一些，但这些资金也是从耕作中获取的。与其他行业相比，这一行业的资产积累应该是最慢的。但是在英国，在荷兰和瑞士伯尔尼的共和政府统治下，作为一个国家土地主要的改良者的大富农的数量比欧洲其他君主国家都要多，农民的地位也相对要高。

欧洲历来的政策都是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和耕种的，无论主体是地主还是农民。这是因为，首先，谷物的出口是完全被禁止的，这个规定谁也不觉得奇怪；其次，反对垄断、收购和囤积居奇的荒谬法律，集市和市场的特权等，限制了所有农产品的贸易。无法想象这样的政策，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土地和环境都不太有利的国家的土地耕种事业产生多么大的阻碍。

美第奇家族的庄园与土地

农民收入中的一大部分都被地租吞噬，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而由于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农业受到轻视，拥有资本的贵族与地主又不愿意将资本用于土地改良。这种状况是欧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始终处于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美第奇家族是中世纪佛罗伦萨最具声望的家族之一，在乡村拥有占地广阔的宅院。右图为美第奇家族城堡式的住宅，左图为其拥有的波吉奥·阿该亚诺庄园。

第3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古代希腊和意大利共和国早期的居民主要由地主构成，他们分割公共土地，彼此相邻地修建房屋，并环以围墙，共同御敌。但是，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地主们便与自己的佃农、依附者住在各自领地的城堡里。城市的主要成员变成了商人和技工，特许状的颁布赋予了他们某些特权：无须领主允许就可以自由嫁女；自己死后，由子女而不是由领主继承自己的财物；可以订立遗嘱来处理自己的遗产。否则，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奴隶或者近似奴隶的地位，处境比乡村居民好不到哪去。

这些人既贫穷又低贱，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集市售卖他们的货物。每经过某个庄园，每通过某个桥梁，每经过一个集市，甚至在集市上设立摊点，他们都要交纳税捐，除非受到国王或者某位大领主的免缴特许。虽然这些商人的地位低贱，但仍因此被称为自由商人。作为自由的回报，他们每年向自己的保护人交纳一次人头税。保护是出于对金钱的考虑，而人头税则可以被看成是对保护者免去某些税收的补偿。在英格兰几个城市的一些记载中，不时会提到个别人向国王或者大领主寻求保护并交纳这种税。最初，这种免缴税捐和人头税只限于个人和保护者之间。

美丽的尖拱

城市渐渐脱离乡村而出现时，为数众多的底层劳动者随之脱离了佃农身份，转变为小商贩与技工。他们的境况比乡村居民稍好，但仍隶属于最卑微的社会阶层，承担着难以想象的沉重赋税。如图中所示的兰斯大教堂的美丽尖拱正是由这些无名小卒建造的。

不论一开始的处境如何低贱，城市居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间却要比乡村土地占用者早很多。在国王的收入中，城市居民缴纳的人头税是其中的一部分。国王自己决定税额的多少，然后交由各郡的司法行政官员或其他人在规定的年限内代为征收。不过城市居民不愿意受到国王官吏的凌辱，他们选择了自己承包本市的这种税收。因为，欧洲各国君主本来就有将整个庄园的税收交给全体佃农包办的传统，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征税。同样，城市居民对全部税收共同负责，并由自己的官员征收入国库。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城市税收包给市民代征的方式，从只限于一定的期限，转变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即税额不变，永久性地包给市民代征。而作为回报的豁免也自然具有永久性了。而且，这种豁免不再属于个人，而是给予了城市所有居民。因而，城市成了“自由市”，市民变成了“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除了这种权利之外，市民还被普遍赋予嫁女权、子女继承权和遗嘱处理财产权等特权。这些特权和贸易自由权消除了他们低贱的、近似奴隶地位的特征，从这一刻开始，他们是真正自由的了。

与此同时，社团或市区出现了，市长和市议会被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的法规、军事等体系逐渐建立。全体居民接受军事训练，担负警戒和防守的义务，防止外来的进攻和偷袭。在英格兰，他们可以不接受州郡法庭的管辖，除公诉外的其他诉讼可由市长裁定。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市长获得的司法权则更大、更广泛。

在混乱的年代，包征税收的城市必须使用某种强制性的司法权来迫使自己的公民纳税。与其他各种税收相比，城市的人头税是最有可能自然增加的税收，而且不用费钱费心。但是，为什么欧洲各国的君主愿意用此去交换一种固定永久不变的税收，而且，还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中建立一种独立的共和国呢？

嫁女权的出现

无论如何，城市居民从一开始就拥有比乡村居民更多的自由，而通过承包当地的全部税收，一些城市的居民又赢得了更多的个人权利，包括嫁女权、继承权等等。图为在法国布伦举行的一场欢快的婚礼。

纵观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君主有能力保护他们部分弱小的臣民不受大领主的压迫。为了得到保护，这些臣民要么成为某个大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要么成立互相保卫的同盟，彼此共同保护。领主们鄙视市民，他们嫉妒市民的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予以掠夺。这种攻守同盟的建立，可以使单个的城市居民能够进行不容忽视的抵抗。国王也憎恨和畏惧领主，共同的利益促使国王与市民同盟，共同反对领主。因此，尽其权力之所及，尽可能保证城市居民的安全和独立，是符合国王利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强迫居民按某种计划或制度行事权力的正规政府，任何攻守联盟都不会获得永久的安全，也不能给国王更大的帮助。这种永久性包征税收的权力，可以消除城市对国王的一切妒忌和猜疑，使彼此成为朋友和同盟军。

遭到排斥的领主

权力的倾轧使城市在混乱的年代中找到了脱离控制的可能。国王无法对抗领主们庞大的军事力量，便从日益富裕的城市市民中寻找支持。据专家考证，法国的市长和议会制度便是在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这幅画描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具实力的一名大领主—乌尔比诺大公。

城市的吸引力

城市愈来愈成为自由与公正的象征，仍处于暴政压迫之下的农村居民也想方设法地摆脱领主控制，逃往城市。图为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小城，这些小城中的建筑与街道在数百年间几乎从未产生任何大的变化。

往往是与领主最为不和的君主最愿意给予城市这种特权，例如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法国在菲利普一世时期失去了所有约束领主的权威，之后的国王路易在与国内各主教商量对策时，获得了两种建议：在国王领土内的每一个大城市中设立市长和议会，或在必要的时候，由城市居民组成民兵，在市长的统帅下支援国王。法国考古学家们认为，法国的市长和议会制度应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同样的，当苏阿比亚王室各国王统治衰落的时候，德国大部分的自由城市首次被赐予各种特权。

城市中的银矿采掘　手抄本　1490年

城市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城市居民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以获得所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且他们的交易对象并不仅局限于邻近的乡村。图为在波希米亚的第二大城市库特纳霍拉中，居民忙碌着开采银矿的情景。

就在城市建立了良好秩序的时候，乡村的土地占用者仍然处于各种暴政的压迫之下。这些没有自由的人们，只满足于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如果要获得更多的东西，必然会受到更大的压迫。而在城市，人们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以求获得更多的生活便利品和娱乐品。这些需求促使了各种产业的建立，而且要大大早于乡村。贫苦的土地占有者只能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积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逃往城市。因为当时的法律偏袒城市居民，并削弱领主对乡村居民的权力。如果在一年内，他们不被领主找到，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永久自由。因此，城市成了乡村勤劳居民手中积累的资产的唯一避难所。

位于海滨或通航河道两岸的城市居民比内陆居民的活动领域要宽广得多。他们可以通过加工产品或者从事国家间的贸易，获得生活资料以及劳动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工具，而并不仅局限于从邻近的乡村获得。这样的城市发展和繁荣更加迅速。单独的某个国家或许只能提供有限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机会，但综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过，在当时即使商业圈狭隘的情况下，也有过富裕繁荣的国家，例如未曾灭亡的希腊帝国、亚巴西德诸王统治下的撒拉逊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的埃及、巴伯里海岸的某些地区以及所有在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精良加工产品也被引进了尚未建立精密制造业的国家。当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巨大时，这种制造业便在本国兴起，商人们可以因此节省这些产品的运费。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西部各省逐渐建立了首批向远方销售的制造业的原因或许正是如此。

如果没有制造业的出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一个大国没有较为精美和先进的，或适于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那么这个国家会被视为缺乏制造业。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在制造业贫乏的穷国里大部分居民的衣着和家具都是本国产品的现象，比制造业发达的富国更为普遍，甚至富国下层居民的衣服和家具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外国产品。

第4章　城市商业如何对农村改良作出贡献

不断增加和走向富裕的工商业城市会从三个方面促进乡村土地的改良和耕种。

第一，对乡村来说，城市是一个巨大且方便的天然产物消费市场，这已经足够促进乡村耕种和土地的进一步改良，而且所有与城市有贸易往来的乡村都会得到这种鼓励。由于距离较近的优势，城市所在的乡村是这个市场最大的获益者。因为运费较小，即使商人收购的价格较高，销售的价格也与来自远方的天然产物的价格一样低廉。

第二，其贡献在于城市居民不断增加的财富，在乡村大量未开垦的荒地那里找到了用处。当商人们成为乡绅之后，往往是土地最好的改良家。普通的乡绅只是习惯性地花钱，而不考虑是否有利。商人们恰恰相反，钱要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只要看到土地价值有希望成比例地提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土地改良一次性投入大笔资本。乡绅缺乏商人们的勇气，如果让他们改良土地，他们只会用每年收入的部分结余，而不是一大笔资本。在周围都是未经改良的乡村的商业城市中，商人们尤其活跃。长期经营自然养成的讲秩序、重节约、谨慎小心的习惯，使商人更适合进行任何改良计划，并获得利润和成功。

最后一点在于乡村居民曾经生活在不断与邻人作战的状态中，他们依附于上级，但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政府，建立了秩序，这使乡村居民有了个人的自由和安全保障。这是城市为乡村带来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点。

这完全说明了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是欧洲大部分地区乡村改良和耕种的原因，而非结果。

但是，城市商业和制造业带来的结果却违反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因而整个过程注定是缓慢和不确定的。以商业和制造业为国家财富根基的欧洲各国，与以农业为财富基础的北美殖民地相比，前者的居民数量在近500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后者的人数在20年或25年间就增加了一倍。

在欧洲，只有意大利通过对外贸易和供在远方销售的制造业而使所有国土都得到了耕种和改良，包括肥沃的平原、山区和荒芜之地。

静物之牛肉片　克劳德·莫奈　油画　约1864年

城市居民对生活资料及生产原料的需求，愈来愈成为乡村产品的天然消费市场。与城市有贸易往来的乡村都会得到这种鼓励，而这对乡村的资本积累大有益处，加速了农业对土地的改良。

然而，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得的资本，如果没有体现在土地和耕种改良上，仍然是非常不可靠、不确定的财产。商人的逐利性使他们并不属于某个具体的国家，因为在哪里经商对他们都无关紧要，而只要稍有不利，商人便会将所有的资本和产业迁往他处。当资本没有固定在建筑物和土地上时，这些资本只属于个人，而非任何国家。那些依靠商业产生的国家财富，很容易在战争和政治带来的巨大变革中枯竭。历史曾经记载汉萨同盟拥有巨大的财富，但现在，那些城市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土地改良所带来的财富，除了像在持续一两个世纪的蹂躏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激烈的变动之外，是不可能被摧毁的。这就如同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意大利所遭遇的不幸大大减少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各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又如佛兰德内战以及后来的西班牙统治，赶走了安特卫普、根特和布鲁日的大投资商，但这些地区仍然属于欧洲人口最密集和耕种最好的地方之一。

诺曼第农庄　克劳德·莫奈　油画　约1863年

毫无疑问，欧洲各大城市中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然而这种现象实际上违背了社会进步的自然规律。对比英国在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欧洲农业发展的速度是过于缓慢的。对光线瞬间变化的把握是莫奈最擅长的技巧，他笔下的诺曼第农庄有一种甜美宜人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