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1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现在来考察一下个别制造业的分工状况，以方便大家理解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一般认为，只有微不足道的小型制造业分工才最精细。事实是：小型制造业的分工，并不比大型制造业更为精细。只是由于供给少数人小量需求的小型制造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必然不多，从而各部门工作的工人一般集中在同一工场内，使观察者能一眼看到。反之，那些大型制造业，由于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求，所以各部门都雇有大量工人，不可能把这么多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工场里，观察者要同时看见多个部门的工人也不可能。所以，大型制造业尽管实际上比小型制造业分成更多的工作部门，只是由于这种划分不像小型制造业那么明显，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

制针业是一种小型制造业，它的分工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拿它来做个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职业（分工的结果，使制针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发明这种机械估计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将铁丝拉直，一个人截断，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制作针头，还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工艺。安装针头、表面涂白、最后的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一枚针的制造要分为18道工序。有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别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有时候一个人也兼任二三道工序。我见过的一个这种小型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所以在这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兼任二三道工序。像这样一个小工厂，虽然由于穷困，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很简陋，但是工人们如果努力，一天也能造出12磅针。假设每磅针有4000枚，这10个工人每天就可以造48000枚针，也就是一个人一天能造4800枚针。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1枚也造不出来。他们不但造不出今天由适当分工合作而造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1/4800，估计也制造不出来。

工作的细化

一般来看，在制造业的车间中最容易看到分工的现象，雇主将一件完整的工作细化成几个步骤，由几个工人配合完成。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协作的方式，使得每个人都能专司其职，从而加快了工作效率。

分工的社会　恩斯特·哈斯　摄影　1951年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从所在的社会中抽离出来，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它，你就会发现分工在这个社会中真是无处不在的，从事着各种各样工作的人们汇成了整个社会的洪流。

对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来说，虽然不是所有的都能做这样精细的分工，合作也没有这样简单，但分工的效果总是同样的。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现在存在这么多不同的行业，似乎也是由于分工带来的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劳动生产力如果极高，那么各种行业的分工通常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在落后社会中由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几个人合作完成。在进步社会中，通常农民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成品所必要的工作，也往往由许多工人共同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烫平，或者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有那么多不同的工艺！农业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细密地分工，各种工作没有制造业那样截然分立。例如木匠和铁匠的工作，一般是截然分开的，但放牧人和种稻人的工作，就不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分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往往由一个人兼任。

制造的工业　路易斯·尼弗森　雕塑　1960年

各种工艺及制造业是能够进行彻底分工的行业，越是劳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行业中的分工就越精细，一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零件，甚至一个螺钉都有专人制作。

农业的种种劳动随季节而变化，要让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做不到。因此，农业生产力增进的程度总跟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完全采用分工制度。最富裕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富国的土地通常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支出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支出。在农业方面，富国的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大很多，至少不像制造业的一般情况那样大很多。因此，品质同样优良的小麦，富国的市场售价未必都比贫国便宜。例如，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而言，法国远远超过波兰，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法国小麦同样便宜。与英格兰相比，法国的富裕和进步程度可能稍逊一筹，但法国出产的小麦，品质完全和英格兰小麦同样优良，并且在大多数年份两者的价格也大概相同。但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也就是说，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及市场售价方面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贫国在制造业上就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的土壤气候适宜于某类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法国丝绸之所以比英国丝绸质量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丝绸业（至少在今天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更适于法国的气候，而不十分适于英国的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并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在价格上比法国便宜得多。听说，波兰除了少数必需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乡路
保罗·塞尚　油画
约1872—1873年

虽然农民在各国都受到轻视，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实远比在制造业中从事某一分工更加复杂和多变。农业生产力之所以总是较制造业落后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很难完全采用分工制度。在静谧的乡间小路上，色调的跳跃变化显示出塞尚特有的勾勒矛盾气氛的才能。

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原因有三个：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为专业而日益精进；第二，通常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会损失不少时间，分工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第三，由于专门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下面分别进行详细说明。

第一，劳动者娴熟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每一个劳动者由于终生从事一种单纯操作，当然可以大大提高熟练程度。习惯使用铁锤而没有学习过制造铁钉的普通铁匠，一旦因为特殊事故必须制造铁钉时，我敢说他一天最多只能制出二三百枚钉子来，并且质量还很差。就算学过制钉，但假如不是以制钉为主业，就算他全力工作，也不会一天制造出800枚或1000枚以上。而我曾看见过几个专门以制钉为业的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全力工作时，每人每天能制造2300多枚铁钉。此外，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个劳动者，需要鼓炉、调整火力，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较之下，制针和制造金属纽扣所需要的操作要简单得多，而以此为终生职业的人，其熟练程度一般也高得多。在这种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快速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绝对不会相信人的手能这样快捷。

机器与人　路易斯·海因　摄影　1920年

在庞大的机器面前，这个气管装配工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检修每一个螺钉的松紧。熟练操作必然会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一些时间，而节省这些时间所得到的利益，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如果另一种工作需要使用完全不相同的工具，并且不在同一个地方进行，那么这种转换就不可能快速地进行。耕作小块田地的农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如果这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方进行，那么损失的时间无疑会少很多，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损失。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荡一会儿。在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很难立刻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总难免心不在焉。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倒不如说他是在玩乐。闲荡、偷懒、随随便便这些恶习，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内容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20种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来说，可以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至可以说必然会养成的。这些坏习惯使农村劳动者总是散漫懒惰，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时候，也不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因此，就算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桔子摊儿　约翰·西门　摄影1910年

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每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别人所需的物品，他亦能给予充分供给。

机械代替的人力

分工使劳动者的精力集中，也就更容易发现工作中尚需改良的地方。历史上从不缺乏劳动者为了简化和节省劳动而发明机器代劳的例子。图为19世纪末德国曼海姆一家大型的工厂，工人们与大型机械相互配合，有序地工作着。

第三，运用适当的机械能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和节省劳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简化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其发明看来也是由于分工。人类把精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起分散在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简易、快捷方法。分工使人们把精力自然地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上还存在改良的余地，各个部门的劳动者中，不久肯定会有人发现某种更加容易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今天用于分工最精细的各种制造业中的机械，有很大部分都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更加方便的操作方法。不管是谁，只要他经常去参观制造厂，一定会看到某些极方便的机械，这些机械就是普通工人为了使自己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快速容易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早的蒸汽机，需要雇用一个童工按照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项工作的一个童工因为想和伙伴游玩，于是用一条绳子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以自动开闭。因为贪玩而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的大改良之一。

在一个政治状况良好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从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一个劳动者，除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数量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每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他人所需的物品，他能够充分供给；自身所需的物品，他人也能充分供给。这样，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劳动者的日用物品，你会发现，用自己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些日用品的人的数量，是难以数计的。例如，他所穿的粗毛呢外套，就是许多劳动者合作劳动的产物。为制造这种产物，必须有牧羊的、剪羊毛的、梳羊毛的、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通常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工啊！染工所用药料，常常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了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的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且不论，仅就简单器械如牧羊人剪羊毛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剪刀，矿工、熔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各种各样的技艺联合起来。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用具，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睡觉用的床铺和床铺上各种用品，烹饪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并且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用具，餐桌上一切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的陶制和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的各种工具，能透过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极北部成为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且考虑到投在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最微不足道的人，即便想按照他习惯的简单舒服的方式生活也不可能。

个人的需要

在分工明晰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因效率提高而生产了大量自己无法消耗的产品，这就形成可互相交换的市场。个人可以提供他人所需的物品，而其自身所需的物品，也能由他人充分供给。

栖居的小屋

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经由他人的劳动才能得到最终满足。一栋外形再简单不过的栖居小屋，都要经过伐木工人、铁构件的生产者、玻璃生产者、建筑工人、油漆工人等等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供最终的使用者居住。

第2章　论分工的原因

分工有这么多好处，但它却不是人类智慧预见到它会带来普遍繁荣而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天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发展得非常缓慢。这种倾向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就是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暂时无法透彻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或者它是否是人类的理性和语言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个似乎更有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人类都有这种交换的倾向，其他动物则没有。其他动物似乎不知道任何类型的交换或者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看起来像是在合作行动，每只猎犬都把兔子驱向它的同伴，或是在同伴把兔子驱向它时全力拦截。可是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结果，只是那个时刻猎犬们对同一目标的欲望偶然契合的结果。没有人见过一只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只狗公平而又慎重地交换另一根骨头。没有人见过一只动物用动作或叫声向另一只动物表明，“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希望用这个交换那个”。当一只动物企图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获得东西时，它除了向对方表示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了得到食物，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狗做出种种姿态吸引饭桌前主人的注意。人对他的同类有时也使用相同的手段，当他没有其他办法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就开始花言巧语、卑躬屈膝。但是他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干。

狩猎成功　岩合光昭　摄影

分工是人类社会中独有的一种现象，动物界虽然也偶尔会因对食物的欲望而合作狩猎。但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一旦失去了眼前的目标，这种合作关系便会在瞬间分崩离析。

厨房中的女孩们　摄影　1905年

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与他人合作才能完成，这种合作贯穿着每个人的一生。图中一些扎着小围裙的女孩子正在跟随老师学习家庭生活必需的基本技巧。

在文明社会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一辈子也只能获得几个朋友。几乎所有其他动物，当个体长到成熟时都是完全独立的，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同类的帮助。可是人几乎离不开他的同类的帮助，而仅仅依靠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的。假如他能诉诸对方的自利心，向对方说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身有好处，他反而更有可能达到目的。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双方才得到了绝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主要靠他人的慈悲来生活。并且乞丐也并不完全依赖他人的慈悲。乐善好施的人的确提供了乞丐的全部生存资源。但是，他能满足乞丐的一时所需，却不可能满足乞丐的随时所需。乞丐的大部分日常需要还是以和其他人相同的方式满足的，就是通过契约、交换、购买来满足。他用路人甲给他的钱购买食物，用路人乙给他的旧衣服交换更适合自己的旧衣服，或者住所、食物、钱。

就像我们过去曾经在契约、交易或者购买的过程中获得需要的帮助那样，分工真正的性质也是如此，也是从类似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譬如原始游牧部落中的某个狩猎者，也许他发现自己在制造弓箭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越了他人，于是他频繁地制造弓箭并以之与同伴交换牲畜和兽肉，长此以往，最终他会发现以这种交换方式得到的物品比他亲自到荒野中捕猎得到的更多。于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制造弓箭会成为这名猎人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部落中的另外一个人或许以制造和搬迁茅屋为特长，他以这种技能为他人服务，他人也同样以牲畜或畜肉作为回报。更多的人通过类似的途径把自己不能消费的那部分劳动产品拿去与他人交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成为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并在此过程中继续培养和完善他们在这一领域内的才能或天分。

施予药品的巫医

分工的现象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在某一领域具有特长时，他发现专门从事这一项工作，并以工作成果向别人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图中的一名巫医正向疾病缠身的妇女赐予药品，巫师的特长使他们在其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别，事实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最不相同的两个人，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他们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地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6岁或者8岁的时候，可能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游戏伙伴都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显著的不同。而在那个年龄之后，他们开始从事迥然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差别被人们注意到，并且逐渐扩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使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街头搬运工有任何相同之处。但是假如没有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个人就不得不自己准备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责任要承担，有同样的工作要干，那么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可能有才能上的重大差别了。

煎饼过程　克什米尔手抄本　19世纪

人类拥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它与动物的本能不同，而是出于这样一种发现，即分工可以使合作者获得比单独工作更多的报酬。

正如交换倾向造成不同职业的人们在才能上的巨大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这种差异可以利用。和人们在未受到风俗和教育陶冶以前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差异相比，许多被认为属于同族的动物的天赋差异要明显得多。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工的天赋不同，远不及大猛犬之于猎犬、猎犬之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之于牧羊犬。可是，这些动物虽然都属于同族，对彼此却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大猛犬的力量并不能因为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任何的增加。这些不同的天赋和才能，由于缺乏交换的能力，不能变成共同的财富，向同族动物提供更好的方便。每个动物仍然不得不分别独立地养活和保护自己，得不到自然赋予它的同族的那些不同才能的好处。相反，人类之间的不同才能对彼此都有好处：他们各自才能的不同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以货易货和交换的普遍天性，从而形成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交换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才能所生产的产品。

第3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分工的原因是交换，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受到交换范围的制约，也就是市场范围的制约。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专门从事一种职业，因为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劳动产品中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

有些种类的工作，即便是最低级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里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维持生活。一个村庄对他来说太小了，甚至普通小镇也很少大到足够使他拥有稳定的职业。在苏格兰高地荒凉农村中的独户住宅或非常小的村庄里，每个农民必须兼任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才能维持家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在周围20英里之内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同行。那些零落的人家彼此间最近的距离也有8英里到10英里，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干大量的零活，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就可以雇佣各种工人。几乎在任何农村，一个工人都会兼任大体使用同种材料的行业的所有不同工作。例如，一个农村木匠要做与木材有关的各种工作，他不但是一个木匠，还是一个细木工、家具制造者，甚至还是一个雕刻工、车轮制造者、犁杖制造者、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一个农村铁匠要做与铁有关的各种工作，他的职业更是多种多样。在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就算是制钉人这样一种职业也不可能有。一个制钉人每天能造1000枚铁钉，一年工作300天，照这样计算他每年能造30万枚铁钉。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连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也就是1000枚铁钉也不可能卖出去。

水运为各种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这是仅靠陆地运输办不到的。所以，正是在海岸以及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地开始分工，并且得到改进—这种改进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推广到一个国家的内地。一辆宽轮货运马车，2个人驾驭、8匹马拉，大概6个星期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4吨货物。而在大概相同的时间里，一艘由6个或8个人驾驶的轮船，通常可以在伦敦和利斯港口之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可见通过水运，在相同的时间里，6个或8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100个人驾驭、400匹马拉动的50辆宽轮货运马车的载货量。从伦敦到爱丁堡陆运200吨货物，最便宜也要开支100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开支大体相当的400匹马和50辆大车的损耗。而水路运输同一重量的货物，只需开支6个或6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200吨的船只的损耗以及保险费的差额（陆运保险和海运保险之差）。所以在这两地之间，如果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交通手段，那么除了与重量相比价格非常昂贵的物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货物能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他们就只能从事现在在两地之间存在的商业活动的一小部分，也只能提供现在人们在各种产业中所得到的相互帮助的一小部分。依此类推，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类型的商业。在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能负担得起昂贵的陆运费用呢？即使有某种货物贵重到足以负担这笔费用，又有什么办法能使货物安然通过那么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但是，现在在这两个城市之间进行着巨额的贸易；由于相互提供市场，它们对各自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荒凉的小村
保罗·塞尚　油画　1873年

市场的发展对于社会分工的进化有着相当的影响，没有足够发达的交易空间，单独从事某一工作的劳动者就不能交换到充分的、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物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较偏僻、荒凉的地方，社会分工无法进一步细化的原因。

圣彼得堡附近的河流　插图

水运的出现，使得两地之间的交易变得更为容易，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为细化分工提供了条件。18世纪初开始兴建的圣彼得堡紧邻波罗的海，涅瓦河从城市中流过，便利的水运使这座俄罗斯新都很快走向了繁荣。

由于水运的利益这么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必然出现在这些便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各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而这种改进要推广到一个国家的内地总是晚得多—内地除非附近有海岸和通航的大河，否则不可能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长期的市场。所以内地市场的范围，必然在长期内与该地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比例，工艺改进也必然总是落后于整个国家的改进。这也可以解释在英国的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通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扩展到很远的地方。

凿壁画的古埃及人
马克费尔德·帕里什　油画　1902年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最早出现的灿烂文明之一，它有着如此快速的萌芽，与尼罗河流域天然形成的发达水运是离不开的。水运使交通趋于便利，加速了市场的形成。图中的古埃及雕刻师正在端详自己刚刚刻在法老陵墓墙壁上的一组图案。

依据可靠记载，文明最早起源于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中。越过海克力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在古代世界一直被视为最危险、最了不起的航行伟业。就算是最熟练的航海家、造船者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很晚以后才敢去尝试，而在长时期内他们是唯一敢于作这种尝试的民族。

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中，埃及好像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有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尼罗河在埃及南部分成无数支流，境内大城市、各重要村庄，甚至在农村的各农舍之间，只借助很少的技术就普遍实现了水运（就像现在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内地航运的广泛和便利也许是埃及最早发展起文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以及在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似乎也具有同样古老的历史（虽然没有得到住在我们这方世界的人所共信的历史权威的证实）。在孟加拉，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的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供航运的河道，就像埃及的尼罗河那样。在中国东部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各个支流形成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相加更为广阔的河运网。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他们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所有非洲内陆，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遥远的亚洲地区，古塞西亚（即现在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一直处于野蛮和不开化状况，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鞑靼海是不能航行的冰冻海洋，虽然有些世界大河流经鞑靼，却彼此相隔太远，在鞑靼的大部分地区无法进行交通和贸易。在非洲，没有像欧洲的波罗的海和亚德里亚海，欧亚两洲的地中海和黑海这样大的内海，也没有类似亚洲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即泰国）的海湾，可以将海运带到内陆；而非洲的各大河流又彼此相隔太远，无法提供大量的内陆航运。一个国家如果有一条并不分成许多支流，而又在入海以前流经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河流，商业绝不可能发达，因为拥有另外领土的那些国家往往尽力阻止上游国家和大海之间的交通。例如多瑙河的航运对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而假如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独占该河流入黑海以前的整个流域，情况就会大大不同。

陆运的缺陷

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各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会无法进行。因为相对于水运而言，陆运总是显得更为吃力和麻烦。至今仍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的一些国家，地理上不具备便利的水运条件似乎也是它们无法走向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为几名工人正在合作推车，以帮助司机驰过这条路况糟糕的小路。

第4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一旦社会分工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他所需要的很小一部分。他把自己劳动产品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用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从而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这样，每一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

可是当分工出现之初，这种交换必然经常遇到各种妨碍和困难。假设，一个人拥有的某种商品比他自己需要的多些，而另一个人少些。于是，前者愿意卖掉多余的部分，而后者愿意购买前者多余的部分。可是，假如后者恰好没有前者需要的任何东西，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屠夫的店铺中有比自己所能消费的更多的肉，而酿酒师和面包师每人都愿意买一部分肉。但是他们除了各自行业的产品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交换，而屠夫又已经有了暂时需要的全部面包和啤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不能进行交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当分工确立以后，在社会的各个时期都会有聪明的人设法处理这种事情，就是除了他自己行业的特殊产品之外，随时随地保有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时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有许多不同的商品先后被想到并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未开化时代，据说牲畜曾被用来作为普遍的交换媒介。虽然牲畜是一种很不方便的交换媒介，我们却发现在古代常常用牲畜头数来决定某些东西的价值。例如《荷马史诗》说，戴奥米底的铠甲只值9头牛，而格劳克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在阿比西尼亚，据说盐是交易的普遍媒介；在印度海岸的某些地区用一种贝壳；纽芬兰用干鳕鱼；弗吉尼亚用烟草；英国的某些西印度殖民地用糖；其他某些国家用兽皮或皮革。现在在苏格兰还有一个村庄，我听说，那里的人们带着铁钉而不是货币走进面包店或是啤酒店。

中国北周铜钱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种类的货币，例如众所周知的贝壳、牲畜等等，而金属由于其便于携带、易切割、不易磨损等优点，成为最终通用的交换媒介。

然而在所有国家，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人们最终决定选用金属来完成这种职能。没有任何商品比金属更容易没有损失地保存，还可以没有损失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又很容易把这些小块再熔合起来。这种性质是任何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所以最适合作为商业和流通的媒介。例如，一个想要买盐但只有牲畜可以用来交换的人，必然要买入和整个一头牛或一头羊价值相等的盐。他不可能买得比这更少，因为牲畜无法不受损失地分割；如果他想多买盐，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就不得不买入双倍或三倍数量的盐，这些盐的价值相当于两三头牛或两三头羊。而如果他可以用来交换的不是牛或羊，而是金属，他就可以很方便地按当时需要的商品的精确数量按比例支付相应数量的金属。

不同的国家为此目的使用了不同的金属。在古代斯巴达人之间，普遍的交换媒介是铁；古代罗马人之间用铜；所有富裕的商业国家使用金和银。

用于这种目的的金属，最初似乎都是粗条，没有任何印记或币型。普林尼引用一位古代历史学家梯米尤斯的记载，在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以前，罗马人没有铸币，只有没有印记的铜条。这些粗金属条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

金属的妙用

在交换的历史中，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金属作为普遍的交换物。当然，除了逐渐发展出的货币功能，金属还具有更广泛的实用功能。图中分别为安纳托利亚的旗杆顶饰（上左）、埃及的青铜剃须刀（上右）、埃及出土的镜子（中）、及米诺人做饭用的平底锅（下）。

用这种粗金属条作为货币有两种很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困难；第二是化验纯度的困难。在贵金属中，数量上的微小差异会导致价值上的重大差异，而要进行十分准确的称量至少需要非常精确的砝码和天平。尤其是黄金的称量，是一种很精密的操作。当然，对粗糙的金属条来说，微小的误差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穷人每次购入或售出一个法新（英国从前使用的铜币，价值1/4便士，译者）的货物时，都得称一下这个法新的重量，这是非常麻烦的。化验纯度的操作更加困难、繁琐，除非使用适当的熔剂，把一部分金属在坩埚中完全熔化，否则得到的任何结论都不可靠。在铸币制度实施以前，除非通过这些繁难的过程，否则人们很容易受到欺骗，他出售货物换来的不是一磅重的纯银或纯铜，而是外表看来和纯银、纯铜一样，实际搀了假的最粗糙、便宜的东西。为了制止这种行为，促进贸易，鼓励各种工商业，所有进步国家都发现有必要在通常用来购买货物的一定数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官印。于是出现了铸币和叫做造币厂的这种国家机构。这种制度和麻布与呢绒检查官的性质完全相同，目的都是通过加盖公章，确保投入市场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美国希伯尼亚银行

金属货币进入流通后，就迫切地需要为它制订一个通用标准，因为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进步国家为了便利交易，便以官方的身份，负责货币的监管制造，于是就出现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当它发展到极致，便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最初加盖在这种流通金属上的官印，似乎只是用来确保金属的质量或纯度的。这种保证是最困难而又最必要的，就像现在加盖在银盘或银条上的纯银标记，或有时加盖在金条上的西班牙标记—只需盖在物件的一边，不必覆盖整个表面；用来确保金属的纯度，而不涉及其重量。《圣经》中亚伯拉罕称了400舍客勒银子交给以弗仑，用来支付麦比拉的田价。据说当时商人通用的货币是银子，按重量而不是按个数来计算，就像现在的金条和银块那样。古代英格兰的撒克逊国王们的收入，据说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即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来缴纳的。征服者威廉采用了货币纳税的制度。不过，当时纳入国库的货币是按重量而不是按个数收缴的。

国王的权威

在货币标准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及政府的权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吏将印有国王头像的官印盖在流通的金属上，表示经检验的金属已合乎标准质量或纯度。图为公元前两千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头像。

准确地称量和化验金属的不方便性使铸币制度得以产生，铸币的两面完全覆盖官印，有时边缘也有印记，用来确保金属的纯度，也用来确保重量。于是，铸币从此按个数流通，就像现在一样，省去了称量的麻烦。

那些铸币的名称，最初似乎是表示它们所含金属的重量或数量。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首先在罗马铸造货币，在他的时代，罗马的阿斯或庞多包含1罗马磅的纯铜。它像我们的特洛伊磅一样，分为12盎司，每盎司包含十足1盎司的纯铜。在爱德华一世时代，每英镑包含1陶尔磅重的一定纯度的白银。陶尔磅似乎比罗马磅重，比特洛伊磅轻。直到亨利八世第十八年，英格兰造币厂才开始使用特洛伊磅。法国的利弗在查理曼时代包含1特洛伊磅重的一定纯度的白银。当时香槟省的特洛伊集市是所有欧洲人常去的地方，大家因此而熟知并尊敬这个著名的市场的权衡。从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到罗伯特·布鲁斯时代，苏格兰镑也像英镑一样，包含1磅同样重量和纯度的白银。所有英国、法国和苏格兰的便士最初都包含十足1便士重的白银，即1盎司的1/20，1磅的1/240。先令最初也似乎是一个重量单位。亨利三世时一个古老法律规定，当小麦售价为每夸特12先令时，则每块售价1法新的上等面包应重11先令4便士。然而，先令与便士、先令与镑之间的比例似乎不像便士与镑之间那样固定和统一。在法兰西前几位国王统治时期，法国的苏或先令在不同场合似乎含有5个、12个、20个或40个便士。在古代撒克逊人中，有时1先令似乎只含5便士。这种比例的变动，很可能与他们的邻居即古代法兰克人的情况相类似。从查理曼时起在法国人中，从征服者威廉时起在英格兰人中，镑、先令与便士的价值虽然有很大变动，但之间的比例似乎和现在完全一样。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君主由于贪婪而背弃自己的臣民，逐渐减少铸币中应有的金属含量。罗马的阿斯，在共和国之后的各个时代中，降到了原来价值的1/24，不再重1磅了，而只有半盎司重。英格兰的镑和便士现在只含大约1/3的原始值；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只含大约1/36的原始值；而法国的镑和便士只含1/66的原始值。很明显，君主和政府采用这些手段就能够用较少量的白银偿还他们的债务和履行他们的契约。

查理一世行猎图　安东尼·范·代克　油画　1535—1538年

世界各国那些贪婪不公的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断削减货币中金属的真实分量，而且政府也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以新的贬值币偿还从前的债务。这种措施不但使各国君主更容易地追逐奢华放纵的生活，同时也在普遍意义上，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的权利受损。

这样，债权人实际被剥夺了应收账款的一部分。国内的其他债务人于是也享有和君王、政府相同的特权，可以用同样面额的贬值新币偿还任何一种旧币债务。所以，这种办法总是有利于债务人，非常不利于债权人。有时它对私人财产造成的影响，比一场巨大的公共灾难还要巨大得多。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货币在所有文明国家变成了普遍的商业媒介，所有各类货物通过它来进行买卖，或彼此交换。

阿拉贡市场　油画　19世纪

货币最终完成了统一，成为人们用于交易的普遍交换物，一个专工于某项工作的人至此可以方便地在市场中购买任何他需要的物品。图为雅典的阿拉贡市场，它依山而建，既是雅典市民从事民事活动的中心，也是雅典商业的枢纽。

下面，我将考察人们在用货物交换货币或用货物交换货物的过程中所遵守的自然法。这些法则决定着所谓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有必要注意，“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实际用途，有时表示占有该物品所带来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物品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价值；反之，具有最大交换价值的物品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使用价值。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我们不能用它购买任何东西，也不会拿任何东西和它交换。相反，钻石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常常可以用它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雅典执政官梭伦

为了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阐明以下三点：

第一，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什么，或者说，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是什么；

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的真实价格，有时高于、有时又低于它们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是什么原因阻碍市场价格，即商品的实际价格，使之不能与商品的自然价格完全一致。

第5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我们通常根据一个人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然而，社会分工一旦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就只能供应他所享受的上述物品的很小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必须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得。于是我们只能根据他所能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任何商品的价值，对拥有它而又不想自己使用、想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等于该商品能使他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所以，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一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它的人来说，是为了获得它付出的艰辛和烦恼。一件物品对于已经得到它而想处理或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它的实际价格，是它能为自己节省而又转嫁到他人身上的艰辛和烦恼。用货币买到的或用货物交换到的物品都是以劳动为代价，我们获得的物品和我们自身付出的劳动几乎是相等的。那些用来交换的货币或货物节省了我们的辛苦，是因为它们包含了特定数量的劳动，所以我们能够交换当时认为包含同等数量劳动的东西。劳动是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用来购买世界一切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财富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并想用它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正好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

就像霍布斯先生所说的，财富就是权力。可是，获得或继承一大笔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民政或是军政权力。财产也许能够提供他获得民政和军政权力的手段，可是并不绝对能使他得到它们。财产能够直接提供给他的是购买的权力，即对当时市场上所有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一种支配力。他的财产的数量和这种支配力的大小精确地成比例；或者说与他所能购买和支配的他人劳动、也就是他人劳动产品的数量，精确地成比例。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精确地等于它对其所有者提供的这种支配力的大小。

垦荒　手抄本

商品的实际价格一般不由劳动量来估定，因为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包括时间、困难程度、精巧程度等许多复杂因素，非常难以计算。垦荒的工作固然辛苦，可是教师，或者会计师这一类更为精细的工作在同样的时间里会获得更多的劳动量，故而人们宁愿以货币这种更为方便的形式来评定商品价格。

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是商品的价值一般却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很困难的。仅靠支出在两种不同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能确定这种比例。工作的难易程度不同，所用的技巧不同，这些都必须予以考虑。一个小时的困难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更大的劳动量；或者说，花10年才能学会的行业的一个小时的劳动比普通行业的一个月的劳动量可能更多。然而，很难找到精确衡量这种差别的办法。当然，不同种类劳动的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一般也会考虑到劳动的难易程度和所需技巧，然而这不是用精确的尺度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根据日常买卖的大概而不是精确计算的那种等价交换。

日本精选牛肉

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市场的计算一般按货币量，很少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计算。在商品面前摆上已标注价格的标签，这是出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交易便利的需求，毕竟货币的数值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而劳动量的概念却是过于抽象了。

因为每种商品更经常地是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交换，也就是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比较，所以人们更自然地用其他商品的数量而不是用劳动的数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一般人更容易理解某一数量具体商品的价值而不太理解某一数量劳动的价值。前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物品；后者是抽象的概念，就算它能够被充分地理解，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拾穗者　米勒　油画　1857年

尽管人们交换商品的真正标准是等值的劳动，但劳动毕竟难以简单明了地计算，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币取而代之，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交换媒介。三位巴黎近郊的农妇在麦田里捡拾麦穗，人物沉静的表情和动作使整个画面看上去像一首深沉的田园赞美诗。

当物物交换结束、货币成为商业上的通用工具时，每件商品更经常地同货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屠夫不再带着他的牛羊肉到面包师或酿酒师那里去交换面包或啤酒。他把肉拿到市场上，用肉交换货币，然后用货币交换面包或啤酒。他用肉交换到的货币数量也规定着他所能购买的面包或啤酒的数量。所以对他来说，更显而易见的是用货币的数量（即他用肉刚刚换来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他的牛羊肉的价值，而不是用面包或啤酒的数量（即他只有通过另外商品的介入才能交换到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更确切地说，他拥有的肉每磅值3便士或4便士，而不是值3或4磅面包，或是3或4夸脱淡啤酒。所以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地用货币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用它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来衡量。

奇异的收藏

就像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一样，商品的价格时常出现波动，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如这位法国贵族女性房间中风格强烈的东方收藏品，由于奇货可居，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获得。

但是，金和银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有时便宜些，有时昂贵些。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往往取决于当时已知的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矿藏，使欧洲的金银价值比原来的价值下降了大约1/3。因为把这些金属从矿区送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较少，所以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较少。金银价值上的这次变动也许是最大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本身数量不断变化的自然尺度，像一步的长度、伸开两臂的宽度或一手所握之重，绝不能作为衡量其他物品数量的精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绝不能成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相等数量的劳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相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的自然状态，以及技能和娴熟程度，他必然总是付出相等数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不管他获得回报的物品的数量多少，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相同的。虽然这种劳动所能买到的物品的数量，可能时多时少，但是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只要是花费大量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就低廉。所以，唯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随时随地拿它来衡量和比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可是，虽然等量劳动对劳动者来说价值相等，但在雇用他的人看来，其价值却似乎时大时小。他有时用较多量、有时用较少量的物品去购买同等数量的劳动，于是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也同其他所有物品的价格一样是不断变化的。在他的眼中，劳动似乎在某些场合贵些，在另一些场合便宜些。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在前一场合物品便宜了，在后一场合物品贵了。

所以，按照一般看法，劳动也像任何商品一样，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劳动的真实价格就是为得到劳动而给予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的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富有还是贫穷，报酬好还是坏，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是与名义价格成比例。

商品和劳动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之分，不单纯是一件理论上的事情，有时在实践上也有重大的用处。相同的真实价格总是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根据金银价值的变化，相同的名义价格有时具有非常不同的价值。所以，假设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出售地产，如果要使地租的价值永久不变，那就不能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额的货币。如果用定额的货币规定，地租的价值难免会发生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由于同一面额铸币中在不同时代所含的金银数量不同而引起的价值变化；第二，由于同样数量的金银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价值而引起的价值变化。

真实的标准　高登·帕克斯　摄影

无论以任何一种时间评估，我们都可极其准确地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图中这些精致美丽的瓷制器具，在写满历史沧桑的小镇中可能已流传了数百年，其中凝结的劳动价值是唯一一种能代表瓷器真实价值的价值。

一个国家的君王往往通过减少铸币中的纯金属含量而获得眼前利益，却从来想不到增加纯金属的含量。所以，我相信所有国家铸币的纯金属含量都在不断减少，而没有任何增加。这种变化总是逐步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美洲金银矿藏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降低。人们普通预测（虽然我不知道任何可靠的证据），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并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根据这种预测，货币地租的价值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尽管货币地租不是规定用一定数量某种面额的货币来支付（例如，多少英镑），而是用多少盎司的纯银，或一定成色的白银来支付的。

即使在铸币的面额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用谷物规定的地租也要比用货币规定的地租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女皇伊丽莎白在位第18年所颁布的一项法律条文规定：所有大学的土地地租，其中必有1/3是以谷物缴纳的，或者要按当时的市场时价把谷物折算成货币再缴纳。若是像布莱克斯博士那样做一番详细的计算，地租中谷物折算成的货币额度，最初可能只占地租总数的1/3，但现在已经普遍升至其他2/3以货币缴纳的地租的两倍。也就是说，各大学地租中以货币缴纳的那一部分，几乎已经降至原来价值的1/4，或者说，至少不会超过其原来所值谷物的1/4。就英国的情况而言，自菲力普和玛丽当政以来，铸币的面额几乎很少变动，各个时期以来同一数目的镑、便士和先令中包含了数量非常接近的纯银。所以说，英国各所大学地租价值的跌落，实质上全部要归因于白银价值的跌落。

当银价跌落和同一面额铸币的白银含量减少相结合时，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的铸币面额比英格兰的铸币面额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而法国的铸币面额又比苏格兰的铸币面额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这样，一些地租昔日本来具有很大的价值，现在却几乎一钱不值。

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等量的劳动更可能用等量的谷物而不是用等量的金银购买到。相等数量的谷物，在相隔很久的时间里，具有几乎相等的真实价值，能使持有者购买或支配几乎相等数量的他人劳动。但是我只是说，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任何其他商品更有可能购买等量的劳动；因为就算是相等数量的谷物也不可能购得绝对相等数量的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劳动的真实价格，正如我下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进步的社会比停滞的社会多一些，停滞的社会又比退步的社会多一些。然而，每一种其他商品在某一具体时间所能购买的劳动的数量总是和它在当时所能购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成比例。所以，用谷物规定的地租，只受一定数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用任何其他商品规定的地租，不仅要受一定数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一定数量的该种商品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变化的影响。

虽然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看，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化比货币地租要小得多，但是从一年到一年来看却要大得多。正如我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着谷物的货币价格而波动。它不与谷物暂时的偶然价格相适应，而是与谷物的一般平均价格相适应。我在后面也将说明，谷物的一般平均价格，又受到银价的支配，受银矿的富饶程度，或受把银运到市场所必须雇用的劳动量的支配，所以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可是，虽然银价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变动很大，但从一年到一年却变动不大，往往在50年甚至100年中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所以，谷物的一般平均货币价格在相应长的时期内也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也是如此，只要社会在其他方面保持相同或大体相同。而这期间，谷物暂时的偶然价格却经常有很大波动，这一年比上一年高出一倍是常有的事，例如，从每夸特25先令涨到50先令。但当谷价涨到50先令时，不但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上升，谷物地租的真实价值也比从前高出一倍，或者说能购买双倍数量的劳动或大部分其他商品。在这些波动中，劳动的货币价格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保持不变。

解剖课上　伦勃朗　油画　1632年

铸币的纯金属含量的减少会逐步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于是英国曾一度规定向大学缴纳的地租必须有1/3是以谷物上缴，否则按照货币中金银含量的降低，大学在地租方面的收入将非常少。画家生动地描绘出在大学的解剖课上围着尸体的教授与学生脸上或好奇或畏惧的表情。

因此，劳动是唯一普遍的、精确的价值尺度，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用来比较不同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用白银的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真实价值，也不能用谷物的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年到一年的真实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用劳动的数量准确地衡量它们。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看，等量的谷物比等量的白银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所以谷物是比白银更好的衡量尺度。反之，从一年到一年来看，因为等量的白银比等量的谷物更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所以白银是比谷物更好的衡量尺度。

荷兰的庭院　彼得·德·霍赫　油画　约1658—1660年

从长时间来看，谷物地租的变化要比货币地租的变化小，然而由于每年谷物产量的不稳定性，在年度之间比较，谷物地租的实际价值又具有较大的起伏。画家霍赫钟情于表现世俗生活，在这里他描绘了一个温馨美好的荷兰家庭的庭院。

区分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对订立永久地租或者缔结长期租约有用，但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交易却用处不大。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之间存在正比关系。比如，在伦敦市场上出售一件商品，你能卖得的货币越多，它在同一时间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就越多。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商品真实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然而唯有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才是这样。

生活中的享受　科尼利厄斯·德尔夫　油画　1597年

随着产业的进步，人们发现了同时使用数种金属铸币的便利，每种货币的价格都有其特定的波动规律，因此政府往往特别选定其中的一种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图中与女仆一起选购食品的荷兰主妇，正以不同色泽与金额的硬币与市场中的小贩作着交易。

不在同一地点的商品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之间不存在这种比例关系，从一地向另一地贩卖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其货币价格，或者说，只考虑购入商品所用的银数和卖出商品所得的银数之间的差额。例如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可能比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购买的更多。所以对在两地出售同一种商品的人来说，在广州售价半盎司的商品，也许比在伦敦售价一盎司的商品更有价值。但是，如果一个伦敦商人在广州用半盎司白银买入一种商品，然后在伦敦以一盎司售出，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好像广州和伦敦的银价一样了。至于广州的半盎司白银比伦敦的一盎司白银能购买更多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只关心在伦敦一盎司白银总能比半盎司白银购买双倍的劳动或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

15世纪的英国小贩　木雕

对于商人来说，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构成了他最终的利润来源，所以商人普遍只关心商品的货币价格。15世纪的英国小贩除了不得不走街串巷以销售商品之外，还必须担负沉重的赋税。

因为商品的名义价格即货币价格最终决定一切交易的合算与否，所以人们更重视名义价格而非真实价格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本书有时候需要比较某种商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真实价值，或者说，它在不同场合赋予它的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这时我们所要比较的，不是它出售所得的不同数量的白银，而是这些白银所能购买的不同劳动量。由于很难确切知道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劳动时价，而谷物的时价由于历史学家和作家们的经常注意，却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就使用谷物的时价。这不是因为它总是同劳动时价保持完全相等的比例，而是因为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一比例的最接近的近似值。

随着产业进步，各商业国发现同时使用几种铸币的好处。对于大宗交易，他们使用金币；中等交易使用银币；小型交易则使用铜币或者更贱的金属。在几种金属中，他们往往选用一种作为主要标准。并且他们往往选用最早用于交换中介的那种金属作为标准。即使后来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也仍旧保持原来的选择不变。

据说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5年才开始使用银币，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使用铜币。后来虽然有了银币，但是仍旧采用铜作为价值标准。例如他们的货币阿斯和塞斯特斯，阿斯就是铜币的名称；塞斯特斯虽然是银币的名称，但是其含义却为2.5个阿斯，所以仍旧是铜本位。在古罗马，说一个人富有，往往称呼他是拥有很多铜的人。

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国的北方民族，似乎只知道使用银币，此后多年也没有金币和铜币。在英格兰，一直到爱德华三世时，才开始有金币；而在詹姆斯一世前，连铜币也没有。也就是说，长期使用的都是银币。所以我相信在英格兰，以及其他现代欧洲国家，基于同样的理由，都是使用银子来记账；衡量一个人的财产时，我们不说他有多少几尼金子，而说他有多少磅银子。

我认为，各国最初认定的法定支付手段，都是作为价值标准的那种铸币。在英格兰，金币长期以来不被承认是法定货币，金币和银币的兑换关系，不是由法律公告规定，而是由市场交易决定。债务人如果用金币偿还债务，债权人可以拒绝；或者双方对金币约定一个市场价格。而铜币早已不是法定货币，只能兑换一些小额的银币。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就不仅仅只是名义上的了。

阿姆菲斯镇的女人们　阿尔玛·苔德玛爵士　油画　1887年　私人收藏

古罗马的一切账簿，或一切财产价值，都以若干阿斯或若干塞斯特斯计算。阿斯一直是铜币名称。而塞斯特斯一词其意即为两个半阿斯，所以塞斯特斯虽原为银币，但其价值也常以铜币衡量。大师苔德玛唯美地刻画了古罗马人的放纵与狂欢，而她们享受的奢华生活皆是建立在以铜为本位的经济体系之上的。

后来，随着人们逐渐习惯同时使用各种铸币，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更为人熟知和接受；这时候，各国发现确定这种比例关系很容易，就颁布法律，规定多少重量和纯度的几尼可以兑换21先令。也就是规定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之间的确定比例关系。这样，只要在这种法定比例一直有效的情况下，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就只是名义上的了。

但是，如果这种法定比例发生变化，本位金属和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又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了。在一切账目、债务都用银币计算的场合，如果1几尼金币的法定价格，上升为22先令或者下降为20先令，则如果用金币偿还债务，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上升为22先令的时候，所需要的金币就会少；在下降为20先令的时候，所需要的金币就会多。而如果仍旧用银币偿还债务，就不会有这种变化。这样，似乎是用银来衡量金的价值，而不是用金来衡量银的价值。这种差别完全是因为人们习惯使用银币记账，银是本位金属而金不是本位金属。

班汉·德·菲勒兄弟肖像　皮埃·波纳尔　油画　1920年

商人在用货币进行交换时，可以使用本位货币，也可以使用非本位货币。国家规定了本位货币与非本位货币之间的法定比例，在市场中这种比例关系不时发生变化，采取不同的方式偿付就会产生明显的价值差异。图为商人菲勒兄弟在办公室里处理事务。

再例如一张德拉蒙期票，标明25几尼或者50几尼。如果法定比例发生变化，则如果用银币支付，就会发生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又似乎是金的价值稳定而银的价值不稳，用金来衡量银的价值，而非用银来衡量金的价值。所以，如果人们都习惯用金币记账，那么金就成为本位金属而不再是银了。

在某一种法定比例持续有效时，各金属铸币的价值，其实由最昂贵金属的价值决定。例如在英格兰，12便士铜币本应含铜0.5磅，但是由于磨损，或使用劣质铜，其实价值还不到7便士；但是法律规定12便士铜币兑换1先令银币，于是它在市场上就被看作值1先令银币，并且随时可以兑换成1先令银币。再说最近的金币改革，在此之前，金币，至少是伦敦以及附近周边流通的金币，比起大量磨损的银币来说，价值很少跌落到标准以下；金币改革之后，政府更模仿邻国，采取手段使金币尽量接近标准，并且规定政府部门只能按照重量接受金币—只要这个命令一直有效，就可以维持金币的价值不变。而银币则继续不断磨损。但是在市场上，21先令这种磨损的银币，仍旧能够兑换1几尼足值的金币。这样，这次金币改革显然抬高了能和金币兑换的银币的价值。

需要指出，对商品的货币价值，我总是理解为商品出售后获得的纯金或纯银的数量，而根本不在意铸币的名称。例如，爱德华一世时的6先令8便士，我认为等同于现在的1英镑，因为它们包含相等数量的纯银。

康普顿一景　本杰明·布雷肯奈尔·特纳　摄影　1853年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乡村中出产的谷物是价格最容易出现波动的商品之一，而金、银一类贵金属的价格则较为稳定。但实际上，金、银的市价不时地出现变动，而且就英格兰某种铸币所合不同金属的比价也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图为英国康普顿乡间一景。

第6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在没有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原始社会，人们交换物品的唯一标准，似乎是获得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量的比例。例如，如果杀死一只海狸所需付出的劳动量是杀死一头鹿所需付出劳动量的两倍，那么一只海狸当然可以交换两头鹿。所以，两天或两小时的劳动所得价值是一天或一小时劳动所得价值的两倍，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假如一种劳动的难度比另一种劳动大很多，这个当然要予以考虑。一小时艰难劳动的所得，常常可以交换两小时简单劳动的所得。

如果一种劳动需要较高的技巧和智慧，那么出于对这种才能的尊重，也会对他的生产物予以较高的评价，而给以高于一般劳动时间的价值。这种才能往往是长时间实践的结果，所以给予其产品较高的价值，也是对获得这种才能所付出的劳动的合理的补偿。在现代社会，这种补偿往往以劳动工资的形式体现；在原始社会，也许也存在类似的补偿。

在原始社会，劳动的全部产出物都属于劳动者个人。一种物品所能交换和支配的劳动量，相等于生产这种物品所必须付出的劳动量。

某些人手里积累有资本以后，就会运用该资本，为其他人提供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以期通过售卖他们的劳动产品，获得原材料增值的利润。劳动产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的价格和工人工资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部分，作为企业家先期投入资本的利润。所以，工人劳动使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必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一部分作为企业家的利润。如果企业家预期销售劳动产品的所得，少于他所垫付的资本金，那么他不会有兴趣雇佣工人；如果他的利润不能和资本金保持相当的比例，那么他只会进行小额投资而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也许有人会认为，资本的利润，可以看作某种特殊劳动，即监督管理的劳动工资。但是，利润和工资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遵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资本的利润和监督管理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技巧完全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投入资本的价值支配，其大小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例如，假设有某个地方，制造业资本的年利润一般为10％。有两个制造厂，分别雇用20名工人，每人每年的工资为15英镑，即每个工厂每年须支付的工人工资为300英镑。再假设一个工厂每年使用的粗糙原料价值为700英镑，而另一个工厂所使用的精细原料价值为7000英镑。那么，前者的投入资金为1000英镑，后者的投入资金为7300英镑。按10％的年利润计算，前一个企业家每年预期的利润只有100英镑，而后一个企业家的利润则为730英镑。他们的利润虽然如此不同，可是他们的监督指挥劳动却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在很多大工厂里，这种劳动一般由一位重要的雇员担任，他的工资，在严格意义上表达了这种监督指挥劳动的价值。虽然在确定这个工资时，会考虑他的技巧和娴熟程度，以及他所肩负的责任，但是这仍旧不与他所监管的资本的大小成比例。而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虽然几乎没有劳动，但是却仍然期望得到和资本成比例的利润。所以，商品的价格，包含资本利润和工人工资两部分；资本利润和工人工资完全不同，遵照不同的原则。

捕猎归来
水彩画　1896年　瑞士日内瓦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藏

在人类初期最原始的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也许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图中表现了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瑞士人祖先正将猎回的羚羊等野兽运上茅屋前的平台。

查尔斯·沃德默先生　约翰·伊夫瑞·米莱爵士　油画　1888年

决定利润与工资多少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利润的获得受资本家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它的多少与资本大小恰成比例。在同等时间内，一个大工厂的投资者与一家小作坊的主人的利润收入会有巨大的差异，大工厂的投资能够享受优越的生活，而小作坊主的收入却可能仅够维持一家温饱。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产品并不都属于劳动者个人，而必须与资本所有者共有。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须付出的劳动量，也不能决定它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很明显，必须考虑垫付劳动工资和提供原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一国的土地，如果成为私有财产，土地的地主，像其他一切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于是对于土地的自然产出物，也想获得地租。森林中的树木、田野里的草、大地的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劳动者只需出力去采，就可以获得，现在却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就是必须获得土地产出物的采集权：他劳动所得的土地产出物，必须拿一部分交给地主，作为地租。于是，地租，成为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商品价格的这三个不同组成部分，其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决定。劳动，不仅衡量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劳动的那部分价值，并且衡量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部分价值。

在任何社会，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这三个部分或其一。在现代社会，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例如，谷物的价格，一部分支付地租，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以及耕畜劳动的费用，第三部分即农场主的利润。这三者，直接或者最终构成谷物的价格。也许有人说，农场主的资本补充，即耕畜以及其他农具的消耗，应该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是，耕畜以及其他农具的价格，其实也是由上述三个部分组成。例如耕马，就是养马场的地租、养马工人的工资以及企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利润。所以，虽然谷物的价格，还要考虑支付耕马费用的一部分，但是整个价格，仍旧直接或最终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即地租、劳动和利润。

面粉的价格，必须在谷物价格的基础上，加上面粉场主的利润和其雇工的工资。面包的价格，必须再加上面包房主和其雇工的工资。此外，把谷物运到面粉厂、把面粉运到面包房，还需要劳动；运输工人的工资，以及垫付这些工资的利润，也必须考虑入价格之中。

亚麻的价格，也同样可以分为这三个部分。亚麻的加工，需要梳理、纺、织、漂白各个工序，这些工人的工资，以及雇佣他们的厂主的利润，都必须计入亚麻的价格。

一种产品，越接近于最终完成阶段，其价格中的工资和利润的部分，相比地租部分来说，比例越大。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利润的项目增加，并且后一阶段的生产者，比前一阶段的生产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后者比前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例如，雇佣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佣纺工的资本；因为不仅要支付雇佣纺工的资本和利润，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利润对资本必然保持一定的比例。

羊毛业行会会标　卢卡·代拉罗比亚　15世纪

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地租、劳动者工资以及投资者的利润。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现，使得一些保护劳动者和雇主利益的行会纷纷出现，这个雕刻在赤土色陶器上的彩色浮雕便是佛罗伦萨羊毛业行会的标志。

然而，即便在最先进的社会，也会有少数的商品，其价格中只含有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两部分；还有更少数商品，价格只由劳动工资构成。例如，海产鱼类的价格，只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支付渔夫的工资，一部分支付渔业资本的利润。有时这种价格中也会含有地租，但极其少见，我后面会说明。内河渔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至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是如此。鲑鱼业一般都要支付租金——这种租金，虽不能严格称为土地地租，但是无疑却和渔夫工资和渔业资本利润一样，构成鲑鱼价格的一部分。在苏格兰某些地方，穷人在海岸采集被称为“苏格兰玛瑙”的小石头，雕石者付给他们的价格中就只含劳动工资，而不含地租和利润的部分。

总之，任何商品的价格，必定由这三部分，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在支付了土地的地租，以及生产制造、运送产品到市场的全部劳动工资之外，剩下的必定是利润。

推而广之，构成一国全年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必定由这三部分，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并且，按照工资、利润、地租，分配给不同的人群。社会每年的劳动所得，或者说所有产品的价格，最初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工资、利润和地租是所有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来源，所有其他收入归根结底也都来自这三种来源的某一个。

穿起来　罗伯特·F. 哈默斯蒂尔　摄影　1994年

物品的制造越接近于完成，其价格中工资与利润的部分，和地租部分相比较，便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须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而将衣料制成成衣的资本也必然大于纺织衣料的成本。

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不是凭空所得，必然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者土地。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投资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而是转借他人，所得的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出借人既然给借款人获得利润的机会，借款人自然要支付一部分利润作为出借人的利息。利息作为一种派生收入，借款人偿还利息所使用的款项，如果不是来自于借款投资的利润，必然来自其他收入。完全由土地获得的收入称为地租，属于地主。农场主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劳动，另一部分来自资本。对他来说，土地不过是使他能够获得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工具。一切赋税，一切来自于赋税的收入，如薪金、养老金和各种年金，归根结底都来自于这三项根本收入，都直接或间接从工资、利润、地租获得。

墨西哥的金盏花农　班尼·列曼　摄影　1990年

图中的金盏花农，既是耕作者，恰巧又是耕作土地的主人，同时又对金盏花的种植投注了资金，他的收入中混合了工资、利润及地租这几种收入的构成成分，但人们往往把它们与单纯的利润混为一谈。

这三种收入，分属于不同的人时很容易区分，但是同时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就很难区分。

例如，耕种自己一部分土地的乡绅，在支付了雇工的工资之后，必然要以地主的身份获得地租，同时还要以农场主的身份获得资本的利润。但是，他习惯于把这些所得都称为利润，于是就把利润和地租混为一谈了。我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他们多数耕种自己的土地，我们经常听他们谈起种植园的利润，但是很少听他们提及种植园的地租。

又例如，农场主一般很少雇佣监工来管理农场的工作，而是自己也参与大量的工作，如犁田、收割等等。所以，他的所得，在支付了地租之后，剩下的不仅有投入资本和资本的利润，并且也包含他作为监工和工人的劳动工资。但是，他往往把支付了地租和收回了资本以后，剩下的统统算作利润。这样，又把利润和工资混为一谈了。

再例如，一个独立的制造业者，他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以及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将产品送入市场。他的所得，不仅有作为工人的劳动工资，并且有作为老板的资本利润。但是，他的这些所得往往统称为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又把利润和工资混为一谈了。

一个在自己的花园里亲手栽种植物的人，同时身兼三种身份：地主、农场主和工人。他的所得，一部分支付他作为地主的地租，一部分支付他作为农场主的利润，一部分支付他作为工人的工资。但是，他通常把所有收入都看作利润，于是，这又把地租、工资和利润混为一谈了。

在文明国家里，很少有商品其交换价值仅由劳动构成，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中，地租和利润占到相当部分。所以，一国劳动的全年产出物，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生产制造和运输它们到市场所需要的劳动量。如果一个社会每年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都用来再次投入生产，那么由于劳动量不断扩大的原因，后一年的产出物，其价值总是比前一年的大。但是，由于在任何国家，每年的劳动产出物，都不是仅用来供给劳动阶层，还有一个不劳动的阶层，消耗大量产出物。所以，一个国家的年产物的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看这些年产物在它的两个阶层中的分配情况。

种植园主的收入
杰罗姆·利布林　摄影　1962年

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同一个人（如种植园主）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种植园主的收入对应于应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农业家的利润和劳动者工资，但他通常却把他的全部收入看作他的劳动所得。

第7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任何国家和临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都有一个一般比率或者平均比率。我下面将说明，这种一般比率，一部分受社会一般情况，如贫富、进步或退步的影响，一部分受其特殊用途的影响。同样在任何国家和临近地区，地租也有一个一般比率或者平均比率，它一部分受社会一般情况的影响，一部分受土地的性质，如自然肥沃或人工改良的影响。

这种一般或平均比率，称为当时当地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地租自然率。如果一种商品，其出售价格，恰好等于按这种自然率生产、制造和运输这种商品到市场所需要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那么就说这种商品是按照其自然价格出售的。

商品这样卖出，正好等于其实际价值，或者说等于商人的实际成本——包含其应得的利润部分。一般商品的进价中，并不含这一利润，然而如果他不能按照当时的自然率售出，那么他就承受了损失；而如果他把这笔钱用在其他的地方，就可以获得这一利润。他的利润就是他的收入，是他的生活资料的正当来源。他在将货物制造出来并送入市场的过程中，要垫付工人的工资，也同时垫付了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一部分生活资料，与他售出商品所得的合理利润，大体相当。所以，售出商品如果不能获得相应的利润，他就等于没有收回付出的成本。

商品的自然价格（包含这一合理利润），虽然未必是一个商人肯出售这种商品的最低价格，但却是相当长时期内他愿意出售的最低价格。至少在能够随意变换职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因为他如果不能在出售这种商品上获得应该的利润，那么他就可以转而出售另一种商品）。

商品在市场上卖出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有时候高于自然价格，有时候低于自然价格，有时候与自然价格相等。

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这种商品的实际供应量，与愿意支付它的自然价格的人的比例关系。愿意支付它的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而这种需求称为有效需求——只有有效需求才可能使一件商品被售出。有效需求和绝对需求不同。例如，一个贫民，也有想拥有一辆6匹马拉的大车的需求，但是这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没有一件产品是为了满足他的这一需求而被送入市场的。

市场上任何商品的供应量，如果不能满足所有有效需求，而某些有效需求者又不愿放弃这一需求，那么在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价格的竞争。竞争导致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其高出的程度，取决于商品匮乏的程度，以及竞争者富有和浪费的程度。但在同样富有和浪费程度的竞争者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取决于这一商品对他们的重要程度。所以在城市受到封锁或者遭遇饥荒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总是非常昂贵。

反之，如果商品的供应量大于有效需求的数量，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商品不能按照自然价格出售，而只能按低于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这必然会拉低整个市场价格，使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低于的程度，取决于超出额在多大程度上能增加卖方的竞争，或者他们急于售出商品的程度。在超出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易腐烂的商品要比耐用品更容易引起激烈的卖方竞争。例如，输入柑橘过多，就比输入旧铁器过多更能引发激烈的卖方竞争。

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应量不多不少，那么市场价格等于或大体等于自然价格。所有的商品都能够以自然价格售出，但是不能售得更高的价格。竞争使得所有的商人都必须接受这一价格，但是不能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

市场上每种商品的供应量都会自动适应有效需求。因为，供应量少于有效需求，对卖方市场有利，供应量多于有效需求，对买方市场有利。

如果市场上某一商品的供应量大于有效需求，那么它的价格的某一组成部分必然会低于自然率。如果这一部分是地租，那么地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就会收回一部分土地。同样，如果这一部分是利润或者工资，那么雇主和工人也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收回一部分资本或者劳动。这样，商品的供应量不久就会适合有效需求，商品价格的各组成部分也会回升到各自的自然率，从而整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致。

黑色乡镇
康斯坦丁·莫尼耶　油画　1893年

人们投资用于生产商品，所获的利润就是他们在投资过程中的收入，也是他们生活资料的正当来源。商品所获利润高于一般利润率，投资者将获得较高的回报。康斯坦丁在画中描绘了19世纪一个平凡小乡镇，在资本利润的驱动下，正日益转变为忙碌喧嚣的工业中心。

市场对价格的调节

商品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而这一价格经常会随市场供求的变化而产生波动。欧洲小镇中餐厅菜单的订价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固定的，但有时也会受菜蔬或海鲜时价变化的影响，而临时打出变更的告示。

反之，如果市场上某一商品的供应量小于有效需求，那么它的价格的某一组成部分必然会高于自然率。如果这一部分是地租，那么地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就会投入更多的土地。如果这一部分是利润或者工资，那么雇主和工人也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投入一部分资本或者劳动。这样，商品的供应量不久就会满足有效需求，商品价格的各组成部分也会回落到各自的自然率，从而使整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致。

趋向平衡的市场　1814年

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布匹交易大厅中，一些头戴黑礼帽的商人和布商正在谈论布匹的质量和价格。市场上的布匹供应量一旦超过它的有效需求，它的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必定会降到自然利润率以下，刺激生产者减少布匹的供应量。

这样，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成为市场价格的中心，所有市场价格都受其吸引。虽然由于偶然因素，市场价格会高于或者低于自然价格，不能持久地稳定在自然价格，但是它总是趋向于自然价格。

每年为使商品投入市场所付出的劳动量，也尽量按照这种方式适合有效需求。目的是提供足够的产品满足有效需求，而又不提供过多。

在某些行业，相同的劳动量每年所产出的量可以大大不同，而在另一些行业，相同的劳动量每年的产出量都一样，或者相差不多。例如在农业中，同样的劳动量，在不同的年份，可以产出数量非常不同的谷物、葡萄酒、油类、啤酒花等等；但是在纺织业，同样数量的纺工和织工，每年的麻布和呢绒产量都差不多。就前一种行业来说，适合有效需求的生产量，其实是一个平均额，而实际生产量，则有时候极多，有时候极少，所以有效需求即使不变，市场价格还是会时高时低，频繁和大幅变动。在后一种行业，由于同样劳动量的产出基本相同，所以生产量能够更容易适合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也保持不变，基本跟自然价格相等。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即麻布和呢绒的市场价格，跟谷物相比，远没有后者变动那么频繁和大幅度。这是因为麻布和呢绒的市场价格只是根据有效需求变动，而谷物的价格，不仅要根据有效需求变动，并且要根据生产量的巨大、频繁变动而变动。

商品市场价格的偶然和暂时波动，主要影响价格中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地租部分受到的影响较小。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地租，无论从价值还是比率来看，都不会受到影响。以谷物形式支付的地租，由于谷物的市场价格会年年波动，无疑会影响当年的价值，但是每年的比率则几乎没有影响。而在确定租约条件的时候，地主和农业经营者，都会按照所知，尽量使地租适合谷物平均和一般的价格，而不是偶然和暂时的价格。

红磨坊舞会　劳特累特　油画　1890年

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虽说遵照着一条不断趋向自然价格的永恒趋势，但同时却又是非常容易受到种种因素影响的，就像这红舞坊中女人的舞步，时时刻刻都会出现令人难以捉摸的变化。

织厂里的学徒

学徒法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垄断行为，织厂出现伊始对技术的保护使行业中所有产品的市价得以长久地超过自然价格，从而使劳动者及投资人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商品市场价格的偶然和暂时波动情况，要看当时市场上积存商品或劳动的供需情况，或者说，要看当时已经完成的工作和等待完成的工作的多寡而定。例如，一次国丧会提高黑布的市场价格，因为这时黑布的数量往往不够，于是持有多量黑布的商人的利润就增加了。但是，增加的只是商人的利润，织工的工资则没有影响。因为市场情况是积存商品不足，而不是积存劳动不足，是已经完成的工作不足，而不是等待完成的工作不足。但是，裁缝的工资会因此提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感到不足的是劳动，对于等待完成的工作，有效需求大于实际供应量。这次国丧还会降低彩色丝绸的市场价格，使持有多量彩色丝绸的商人的利润降低，也会降低制造彩色丝绸的劳动者的工资。因为这时候，对于彩色丝绸，以及制造彩色丝绸的劳动者的需求量，都会暂时停顿半年甚至一年。这时这类商品和劳动的供应量都大于有效需求量。

商业行会　约13世纪

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的维斯比港，商业行会内商人们组建的船队正在港内停憩。建立一个行会，要由它所在的城市执政官颁发许可。到14世纪时，一些行会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不但拥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还能直接与外国统治者协商并进行贸易。

政府首脑会议

1851年，德国政府首脑卡尔·乔格·马森（左二）等人在水晶宫召开会议。斯密在《国富论》中再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这种干预，特别是这种干预所带来的垄断，将使市场的经济规律失衡，使民众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有向自然价格靠拢的趋势，但是，很多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却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大高于自然价格。

由于有效需求增加，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自然价格，这时，这种商品的供应者往往会小心地隐瞒这种供需情况。因为一旦大家都了解，丰厚的利润就会吸引大量竞争者投入资本生产这种商品，有效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市场价格就会回落到自然价格，甚至低于自然价格。当供应者远离市场的时候，往往能够保守这个秘密数年——但是得承认，不可能永远保守这个秘密；而在这个秘密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就可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

制造业方面的秘密，往往能比商业上的秘密，保守更长的时间。例如一个染工，发现了一种染料制法，其价格只是一般染料的一半，只要他严守其口，往往能够终生享受这一得益，甚至能够惠及子孙。这种得益，来源于他个人劳动的高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他的高工资。但是由于他的资本反复地获得这一收益，并且这一收益和他的资本总额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通常不说这是劳动的高工资，而说是资本的额外利润。

市场价格的这种抬高，显然是由于某种意外事件，而其作用往往可以持续很多年。

有些自然产物，必须有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即便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土地都使用上，也不能满足有效需求。所以，这种商品可以卖给愿意出特殊高价的人，这一价格大大高于自然价格。这种高价往往可以持续几个世纪。在其价格中，地租部分往往高于按自然率计算的地租，而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部分则符合自然率。例如，法国那些土壤和位置优良的珍贵葡萄种植园，跟临近土壤和位置同样优良的一般产物种植地，地租就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

市场价格的这种抬高，显然是由于自然原因，而其作用可能持续到永远。

给个人或者公司以垄断权，其作用类似于制造业或商业中的保守秘密。垄断者会故意造成供不应求，从而以大大超出自然价格的市场价格卖出商品。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劳动工资还是资本利润，都大大超出自然率。

垄断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垄断的存在使劳动力的价格不再直接受市场需求影响，从各个方面都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图为一名建筑工人正在工地中检查拌制的水泥。

垄断价格在任何时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自然价格，或者自由竞争的价格，在长时期内，都是可能得到的最低价格。垄断价格是向买者勒索的最高价格，或者认为买者会接受的最高价格；自然价格，或者自由竞争的价格，是卖者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也是他能够继续从业的最低价格。

同业组织的排他特权、学徒法规，以及对特殊行业的人数限制，都是某种程度的垄断。这种垄断，往往使该行业的商品市场价格，长时期高于自然价格，其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部分，也高于自然率。

市场价格的这种抬高，显然是由于某些法规，只要这些法规继续存在，这种作用就会持续下去。

商品的市场价格，可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不可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价格中的任何一部分，只要低于自然率，与其有关的人马上就能感到损失，从而立刻收回相应的土地、资本或者劳动投入，使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恰恰只够满足有效需求，从而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至少在交易完全自由的地方是如此。

在制造业繁荣的时候，学徒法规或者其他垄断性法规，能够使从业者的劳动工资提高到自然率之上，但是当制造业衰微的时候，它又会使从业者的劳动工资降低到自然率之下。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会阻止其他竞争者进入这一行业，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又妨碍从业者离开这一行业。但是，这些法规，对提高从业者的劳动工资能够起到相当长时间的作用，对降低他们的工资却不能够这么长久。对前者来说，这是因为这些法规能够起到相当长时间的作用；对后者来说，只要受到这些法规约束的人死去，而又没有补充者，学习这一行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从而适应有效需求。但是对像古埃及和古印度那样，由于秉行父职受到教义的规定，否则就是触犯神灵，所以才能长时期使某一行业的工资或资本利润低于自然率。

关于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关系，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自然价格，会随着各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变化而变化。而自然率，会随着一个社会的贫富、进步或衰退情况而变化。我将在下面4章里，竭力说明这些变化。

第8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没有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没有地主和雇主分享他的劳动所得。

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由于分工带来生产力的改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所有产品都会越来越便宜，因为只需使用较小的劳动量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

但是，虽然所有的物品实际上越来越便宜，但从表面上看，有些东西则比以前更贵。例如，假设在大多数行业中生产力提高到10倍，即在1天中能生产出过去10天才能生产的产品；而某一特定行业的生产力只提高到2倍，或者说1天的劳动只能生产出过去2天的生产量。由于等量劳动的产品能够互相交换，所以大多数行业1天的产品能够交换特定行业1天的产品。但以过去的标准比较，这相当于大多数行业10天的产品才能交换特定行业2天的产品，对前者来说，后者比以前贵了5倍。但是实际上，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比以前便宜了10倍或者2倍。

劳动者独享所有劳动产品的这种状态，在出现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之后，便不存在了。远在生产力还没有重大改进之前，这一原始状态就已经结束。所以，探讨这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工资具有什么的影响，就没有必要了。

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的所有产出中分他一份。所以，地租成为劳动产品中首先要扣除的一份。

一般的耕田者都没有生活资料来维持他的生活到田产收获的时候，这些由雇佣他的农场主预先垫付。如果农场主不能从耕田者的产品中获得利润，他就不会垫付这些生活资料。所以，农场主的资本利润，成为劳动产品中第二个要扣除的项目。

其实，扣除利润，不独在农业中如此，在一切其他行业都是如此。在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先垫付原材料、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雇主所分享的这一部分劳动产品，就是资本的利润。

马铃薯　荷西—朱利亚　油画　1898年

在原始的劳动状态下，劳动者生产的一切都是他将收获的劳动成果，而一旦土地私有，农民劳动的一部分就被以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分走，再之后又出现资本家从中分取利润，于是，劳动者自己的所得十分微薄，仅够维持起码的生活！

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有时候也有足够的资本，去购买原材料，并支付自己的生活费。这样，全部的劳动产品都归他所得。但是，他是以工人和雇主两种身份获得原材料的附加价值的，他的收益就是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

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全欧洲，更常见的是，1个雇主手下有20个工人为雇主工作（大概比例如此）。并且，劳动工资这个词汇，一般都理解为，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打工的劳动所得，一方为单纯劳动者，另一方为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

在任何地方，劳动工资都取决于双方订立的契约。而双方的利益是绝对不一致的：劳动者希望多得，雇主希望少给。双方就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上接合起来。

但在一般情况下，要预知在矛盾冲突中谁占上风谁处下风毫不困难。雇主的人数比较少，容易团结；劳动者不仅人数多，难统一，并且他们的联合被法律禁止。我们有很多法案禁止劳动者联合起来讨要较高的工资，却没有一项法案禁止雇主联合起来支付较少的工资。并且，在冲突中，雇主比劳动者更加能够持久。地主、农场主、企业家等，他们由于有充足的资本，即便支持一两年不雇佣劳动者也没有关系；但是，很少有劳动者能够支持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不工作，能坚持一年的几乎没有。所以从长期看，虽然雇主和劳动者同样需要对方，但是雇主对劳动者的需求程度没有劳动者对雇主的需求程度迫切。

满足需要的神奇柜子

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劳动者虽然痛恨资方的这种秘密结合，却往往无抵抗地屈服，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金钱与雇主持续对抗，生活必需的物质需求最终总是迫使他们成为作出让步的一方。

人们经常听到劳动者联合起来讨要高工资，却很少听说雇主们联合起来压低工资。但是，如果说雇主们从不联合起来，这就显得不通世故了。事实上，雇主们为了使劳动工资低于实际工资率，随时有一种秘而不宣的自然联合。只是由于这种联合没有公开说出来，所以一般感觉不到。此外，雇主们还有一种非常时期的秘密联合，这种联合就保持得更为隐秘，而很多劳动者虽然感到这种秘密联合，但是都无抵抗地屈服，从而其他人都不知道。

为了对抗雇主的联合，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组织（例如工会），此外还有自发的联合，讨要高工资。他们所持的理由，要么是生活费昂贵，要么是雇主榨取的利润过高。无论是防御性联合还是进攻性联合都广为人知。为了得到迅速解决，他们高声呐喊，甚至使用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而铤而走险，要么自己被饿死，要么雇主们立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雇主们这时也高声呐喊起来，要求政府严格执行禁止劳动者联合的严酷法律。劳动者的这种暴动式联合很少有什么收益，他们要么由于政府的干涉，要么由于雇主们更能持久，要么多数劳动者为了眼前生计而自己屈服，多数结果都是带头者被惩罚而一败涂地。

不过，虽然雇主们在劳资冲突中能够占到上风，但是似乎还是存在一个最低工资限度。在长时期内，即便是最低级的劳动者，他的工资也不能低于这一限度。

一个靠劳动以赚取工资生活的人，工资必须至少能养活他；在大多数场合，还得比这稍高一些，因为他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必须赡养家室。肯迪隆先生说：最低级的劳动者，假如他还有一对子女，那么他必须至少赚取双倍的工资，以供养自己和子女；至于他的妻子，由于要花精力抚养孩子，劳动所得仅够养活自己而已。再考虑到贫苦人家，小孩的夭亡率极高，那么他至少要养4个子女，才能保证存活2个。但肯迪隆先生认为，养活4个孩子跟养活2个孩子所需的生活费差不多，都跟一个成年人必须的生活费相当。肯迪隆先生还认为，一个健壮奴隶的价值双倍于他的生活费，而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其价值至少不能低于一个健壮的奴隶。不管怎样计算，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对最低级的劳动者夫妇，他们的工资，必须比他们的生活费稍高一些。至于高出多少，这个比例如何计算，我不想确定。

恋人游乐园酒吧　马奈　油画　1882年

酒吧女郎面带悲哀失落的表情，周围的环境一点也没有影响她落寞的心情。这是马奈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张杰作，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从内向外散发着迷人的美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些社会尽管已相当富裕，其发展却陷入长期停滞，市场中的劳动力是无法从中获益，并享受幸福生活的。

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够使自己的工资大大高于这个最低标准。

一个国家里，如果对于劳动者的需求很大，或者说，提供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非常多，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联合起来闹暴动，雇主们自己就会互相竞争用高价抢夺劳动者，他们之间的自然联合也就消除了。

小纺纱工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来看，劳动者的工资不可能低于一个最低限度，即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够维持自身及家人的生活。18世纪初，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加速到来，大量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成为资本家原始积累的牺牲品。

很明显，这种对于劳动者需求的增加，与预计用来作为劳动者工资的资金的增加成比例。这种资金有两种：一种是超出必须生活费之外的收入，一种是超出雇主必须资本之外的资本。

地主、领取年金者、有钱人，如果他们的收入足以维持自身和家人的生活，那么他们一定会拿出剩余额来雇佣一些仆人。剩余额越多，雇佣的仆人也越多。

织工、鞋匠，这种独立工作的劳动者，如果他的资本，除了购买原材料，以及维持自己生活必需之外，还有剩余，他一定拿它来雇佣帮工，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剩余额越多，雇佣的帮工也越多。

纽约　乔德·科伯　摄影　1990年

人们为什么会竞相涌入大城市寻找机会？不用做精细的计算，只需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在城市中发展产业比在乡村要有利得多，城市中雇主对劳动者的需求量更大，竞争的存在使得城市的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加优厚的工资。

所以，对劳动者的需求，随着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不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一国的收入和资本，就是该国的财富。所以，对劳动者的需求，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家财富不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加的，不是国家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国家财富的增值速度。所以最高工资不是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增长最快的国家。现在英格兰的确比北美殖民地总体而言要富有，但是劳动工资却没有北美殖民地高。在纽约，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币3先令6便士，折合英币2先令；造船的木工每天赚10先令6便士，外加值英币6便士的一品脱朗姆酒，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建房的木工和泥瓦匠，每天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每天5先令，约合英币2先令10便士。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跟纽约一样高。而在北美各地，谷物的价格都比英格兰低。北美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即便在歉收的年代，也只是减少出口罢了，不会影响自身的使用。所以，北美殖民地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比母国高，那么它的真实价格，也就是劳动者购买和支配生活必需品、便利品的能力，肯定比母国更高。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口最多也最勤劳。但是，中国似乎长期以来已经陷于停滞。500年前马可·波罗所做的游记，跟今天欧洲人到中国回来所写的笔记，描述几乎一样。也许早在马可·波罗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到其制度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旅行家们的记述虽然经常彼此矛盾，但是对于中国普通劳动者求生的困难，却是众口一词。中国的农民，虽然终日劳作，所得若能够买一点稻米，就会觉得很高兴。技工的处境更为困难：欧洲的技工可以坐在家里悠哉地等待顾客上门，中国的技工就不得不随身携带工具，到处寻找工作以求糊口。中国下层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困国家的劳动者。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家贫民，没有陆上的住所，只能栖息于河道的小船。他们缺衣少食，甚至争夺欧洲船只抛弃的最肮脏的垃圾。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者死狗，已经一半溃烂发臭，他们也像得到了卫生食物一样高兴。此外，中国人鼓励结婚，并不是因为生儿女有利，而是因为可以自由杀害他们。在大城市里，每天晚上都有婴儿被抛弃街头，或者像小狗一样被溺死。这种可怕的杀婴行为，据说是某些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不过，中国虽然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但还没有退步。在那里，没有被遗弃的城市，没有被荒废的土地。每年被雇佣的劳动量，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所以，指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也没有减少。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然匮乏，但还能勉强支持下去，维持本阶层的正常人口不变。

在指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这些国家，每一年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劳动量，都比上一年减少。上层社会的职业者，也不得不到下层社会寻找工作。于是在下层社会，不仅本阶层的人难找到工作，还挤进了其他阶层的人。结果，寻找工作的竞争极其激烈，以致劳动工资降低到非常悲惨的地步，劳动者不得不忍受极少的生活资料。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被饿死，要么沦为乞丐，要么不得不铤而走险成为可怕的凶犯。贫困、饥饿、死亡，从下层社会逐渐向上蔓延，波及全国，直到该国的人口减少到收入和资本足以维持的程度。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已经大量减少，生活资料并不难于获得，但是每年仍旧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那么可以断言，这是因为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迅速减少的缘故。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结构，与压迫、压制东印度的商业结构比较，两者的不同性质，在此得到了极好的说明。

老北京人

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富庶在世界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但由于它的经济发展已长久地陷入停滞，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十分清苦。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家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然征兆；而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兆；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兆。

社会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在任何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都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绝不能对整个社会有害。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并且，供给整个社会衣食住行的人，也应该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一部分，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才是社会公正。

贫穷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是并不能阻止结婚。贫穷甚至还有利于生育。在苏格兰高地，一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往往能生育20多个子女，而贵族阶级的妇女却经常不能生育，或者至多只能生育两三个子女。奢侈的生活，似乎能够激起妇女享乐的欲望，但是却削弱、甚至破坏了她们的生育能力。

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是却极其不利于抚养孩子。娇嫩的幼苗诞生了，但是在严酷的环境里却迅速枯萎死亡。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一个生有20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最后只能有一个长大成人。几个见多识广的军官告诉我，在军营出生的士兵的子女，就算是补充部队所需的吹鼓手，也嫌不够；可是在军营见到的可爱的孩子，却比其他地方都多。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没等长到十三四岁，就纷纷地夭折了。有些地方，孩子不满4岁，就死去一半；很多地方，在7岁前死去一半；在9、10岁时死去一半，在各地的下层阶级中是普遍现象。下层阶级虽然生的孩子多，但是死亡率也很高，很少有孩子能够活到成年。因为他们不能像上层阶级那样注意抚养。在育婴堂，以及教区慈善会里收养的孩子，死亡率更加高。

一家三代的饥饿　乔·罗宾　摄影　1992年

几乎用同样的姿势，祖父、父亲和儿子同时用手捂住了脸，身体上的肌肉与热量一起消耗殆尽，露出嶙峋的骨骼。这是1992年的索马里，当一个国家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正显著减少，甚至不足以维持下层劳动者的生活，就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正处于急速的倒退之中。

各种动物的繁殖，都跟生活资料的多寡自然形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能够超过这一比例繁殖。可是在文明社会，只有下层阶级才会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限制人类的繁殖。为了限制繁殖，他们只有忍心杀死自己多子女婚姻所产生的大多数子女。

丰厚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能够改善子女的生长环境，养活更多的子女，从而突破上述限制。需要指出，上述限度突破的程度，也必然和对劳动者需求的程度相适应。如果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结婚和生育，使他们增殖人口，来供给劳动者。任何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鼓励人口增殖，过不了多久劳动报酬就会因为劳动者的缺乏提高；相反，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不久劳动报酬又会因为劳动者的过多而下降。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者供给不足，在后一场合，劳动者的供给过多，两者最后都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适合的水平。所以，就像供需关系左右着市场上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供需也决定着人类的繁殖。生产过于迟缓，就需要促进；过于迅速，就需要抑制。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的正是这种供需关系。它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则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晾衣服妇女　卡米勒·毕沙罗　油画　1887年

一旦下层劳动者所获的工资不足以抚养其子女甚至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劳动力的供给就会立即显示出缺乏，从而使对劳动力的竞争趋向激烈。毕沙罗在这幅画中热切地尝试了印象派画家所标榜的“直觉的色感及奔放的画法”，刻画了19世纪社会动荡中的温馨场面。

雇佣者与劳动者的工资

劳动者工资的增加对于雇佣者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工资的增加意味着资本会随之增加。资本的增长则会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以较少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图中法国工人正在连接通话的电缆，电话是又一项使人类活动效率得到提高的伟大发明。

有人说，奴隶的生活资料由主人提供，而自由雇工的生活费用由自己支出。其实，自由雇工和奴隶一样，生活费用也由雇主提供。因为支付给各种雇工的工资，按照社会需求的增加、减少、不增不减，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不过，虽然雇工和奴隶的消费都是由雇主支出，但是雇工却要比奴隶的消费少一些。因为奴隶的消费由主人或监工管理，雇工的消费却由自己管理。富人家的管理方式凌乱、挥霍无度，穷人家的管理方式则精打细算、小心谨慎。所以，奴隶的消费支出必然比雇工的消费支出要高。根据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我相信，一个自由人的产品，必然比一个奴隶的产品其价格要低廉，即便在波士顿、纽约、费城这些劳动工资普遍较高的地方也是如此。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家财富增加的结果，也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丰厚的劳动报酬口出怨言，就是对社会繁荣昌盛的原因和结果口出怨言。

也许应该指出，不是在社会极度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逐渐走向富裕的时候，贫穷的劳动者——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态，才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静止的状态，生活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生活是悲惨的。进步的社会状态是社会各阶层快乐兴旺的状态，静止是呆滞的状态，退步是悲哀的状态。

丰厚的劳动报酬鼓励人们生育，也鼓励他们勤勉地工作。高工资，是对勤勉工作的奖励。勤勉，也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受到奖励的激励。丰富的生活资料增强了劳动者的体力，增大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良好愿望；在丰衣足食中终其一生的良好愿望，促使他们更加勤勉地工作。所以，在高工资的地方，我们总是看到工人们更加快乐、勤勉、迅速地工作。比较英格兰和苏格兰，大都市和穷乡僻壤，就会看到这种不同。当然，有些劳动者如果能够在4天挣够一星期的生活资料，其余3天就懒散而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采用按件计酬的方式，就会有很多劳动者因为过度劳动而损害自己的健康。据说在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很少有木匠能够精力充沛地工作到8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各个行业，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在制造业，甚至普通工资比较高的农业，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几乎所有各类工匠，都因为劳动过度而患有轻重不同的某种职业病。有一位叫拉马齐尼的著名意大利医生，对这种疾病曾有专著。士兵，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最勤勉的人群，但是他们在按件计酬进行某项特殊工程时，军官常常不得不规定他们一天所能获得的钱数，按某一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一规定实施之前，士兵们经常因为希望获得更多的酬劳，而劳累过度，损害健康。

收拾鲜鱼的女仆　皮尔特尔·德·胡克　油画　19世纪60年代

劳动价格，即劳动者的工资，与食物的价格也不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劳动价格一方面受生活物资的价格影响，另一方面也被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左右。荷兰家庭雇佣的女仆，即使在物价低廉的时期，如果市场中可供雇佣的女仆较为稀缺的话，也能拿到较高的工资。

一星期4天的过度劳累，是其余3天闲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对这3天的闲散，却横加指责、议论不休。人们在紧张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之后，自然会需要休息、放松。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除非受到某种强力的禁止，必须得到满足。自然的天性要求，在紧张工作之后，得到适当程度的休息方式——或者是悠闲自在一会儿，或者是纵情娱乐一会儿。如果不这样，就会发生危险，甚至致命。不然，迟早也会得上某种职业病。如果一个雇主具有理性，并怀有人道主义，他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地工作，而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行各业，如果一个人适度地工作，那么他不但能够长期健康地工作，并且能在一年中完成更多的工作。

来去匆匆的东京人　卡伦·卡斯玛斯克　摄影　1991年

相对于奴隶制而言，雇佣方式可以使雇主在经济方面的损失降至最低，因为缘自于懒惰、疏忽等因素的损失，在奴隶社会将归于奴隶主；而在雇佣的时代里，却归于被雇佣者自身。这正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根本原因。

巴塞罗那市场　摄影　1962年

在劳动报酬特别优厚的情况下，劳动者身体的损耗往往更快，他们不能理性地看待人类身体的极限。因此，雇佣者应该设置最高收益的额度，从而使劳动力得到持久的使用。图为在巴塞罗那市场内，一名装卸工人正竭尽全力地调整着比他身高更高的装满货物的小车。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时候，劳动者比较懒惰，而在物价高昂的时候，劳动者比较勤快。他们由此得到结论：生活资料丰富，会使劳动者变懒，而生活资料匮乏，会使劳动者变勤快。说生活资料比往常丰富，会使一部分人变得懒惰不愿工作，这是不错的；但是要说这会使大部分人都变得懒惰不愿工作——或者说，人们在饿肚子的时候比在吃饱的时候工作好，在沮丧的时候比在快乐的时候工作好，在生病的时候比在健康的时候工作好，这却是大可怀疑的。有必要指出，对一般人民来说，饥馑的年代往往是疾病和死亡流行的时候，而疾病和死亡总会使生产物减少。

在物价低廉的时候，雇工往往离开雇主自己谋生。而物价低廉，使用来雇佣工人的资金增加，雇主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因为与其把谷物在市场上低价出售，不如用来养活更多的工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对雇工的需求增加，而雇工的供给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在物价低廉时上升。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由于生计困难，自谋生路的工人们又急于获得原来辞去的工作。而谷物昂贵，又使雇主们用来雇佣工人的资金减少，从而需要减少雇工的数量。此外在物价昂贵的年代，贫穷的独立工人，不得不拿原来购买原材料的资金来购买生活资料，而沦为雇工。对雇工的需求减少，而雇工的供给却增加，所以劳动价格在物价昂贵时下降。

所以，各类雇主在物价昂贵的时候和雇工签订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时候更为有利。并且他们会觉得，雇工在物价昂贵的时候比物价低廉的时候态度更温顺、更依赖他们。所以雇主们会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代，也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场主会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决定于谷物的价格。不过，要是以为人们为他人干活会比为自己干活卖力，那就太荒谬了。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要比一个按件计酬的雇工，工作更加勤勉。因为前者的劳动所得全由自己独享，后者却必须和雇主分享。大制造厂的雇工，常常会被恶友引诱而道德败坏，为自己工作的独立工人却不容易受到这种影响。工资以月或者年结算的雇工，无论干多干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与之相比，一个独立工人的工作效率当然更高。物价昂贵的年代，倾向于提高独立工人对雇工的工作效率，而物价低廉的年代，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先生是法国一个博学多才的作家，曾在圣·艾蒂安选举时担任税收官。他曾经比较过埃尔伯夫的粗毛纺织业、卢昂地区的麻纺织业和丝织业，这三种不同的制造业在物价低廉的年份和物价昂贵的年份的生产量和价值。他的报告表明，这三种制造业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都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生产量和价值要大。这三种制造业都处于停滞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一年和一年的情况不同，但是总体而言，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

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纺织业，同是正在发展中的制造业。它们虽然年年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从生产量和价值两方面来说，都处于增长趋势。我曾经研究过它们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没有发现产量和每年的物价低廉或者昂贵有明显关系。1740年是物质严重匮乏的一年，的确这两种制造业产量都有大幅下降。但在物质同样严重匮乏的1756年，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却比往年有更大的增长；而在同年，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却大幅下降，直到1766年废止美洲印花税法之后，产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平。1766年及次年，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此后一直不断增长。

英格兰海岸上　威廉·霍尔曼·亨特　油画　1852年

在物资丰厚的日子里，劳动力的市场会表现出清淡的景象，这时更多的雇工会脱离他们的雇主，试图独立做些什么。譬如有些农民会选择自己畜养绵羊，而不再从事为他人牧羊的工作。威廉·霍尔曼·亨特是拉斐尔前派的代表性画家，这幅《英格兰海岸上》具有极度绚烂夺目的视觉效果。

以远销异国为目的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量，与其说是取决于产地国每年物价的低廉或高昂，不如说取决于消费国每年的需求情况，取决于战争还是和平，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兴衰，取决于主要顾客的消费心情好坏。此外，也许在物价低廉时期所制造的产品中，有大量并没有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离开雇主的雇工，成为独立工人。妇女回到父母家中，用纺织给自己以及家人制造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不总是为大众制造商品，而是被邻居雇请制造家庭用具。所有这些经常没有登记，要么又登记得非常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根据这种不实记录，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贩卖腌鱼

两个德国鱼贩正在核对青鱼的数量，并把它们放在木桶里用盐腌上，以便从海岸地区运走。这种远销外地的商品，其生产量必然会随需求地区的需求数量而变化，亚当·斯密据此指出：过于简单的对商品价格与生产量之间的关系作出判断是不可取的。

四季的劳作　法国版画　15世纪

就总体而言在物价高涨时，雇佣者是更加喜欢这一时期的日子的。首先，此时的劳动者对雇佣者的依赖更大。其次，雇佣者可从高涨的价格中获得更多的利润。法国版画《四季的劳作》描绘了劳动者在一年的12个月中辛勤劳作的景象。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但不总是和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并且经常是相反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食物价格对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到两种情况支配：一是对劳动的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决定于购买这些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以，虽然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已经很高，但是在食物价格昂贵的地方，劳动的需求保持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还会更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物质突然丰富的年份，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增加，而上升；在物质突然匮乏的年份，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减少，而下降。

在物质突然丰富的年份，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雇请到比往年更多数量的工人；但是却往往雇不到。于是雇主之间为了雇请工人而竞相抬价，从而提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在物质突然匮乏的年份，情况恰好相反。雇主手中的资金，不足以雇请到跟往年同样数量的工人；而大批工人因为失业，彼此竞价以获得工作，从而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例如在1740年的大荒年，很多人只要有口饭吃就愿意工作；而在之后的几个丰年里，要雇请到工人则很困难。

在荒年，食物价格昂贵，从而抬高劳动价格，但是在荒年，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又会降低劳动价格。同样，在丰年，食物价格低廉，从而降低劳动价格，但是在丰年，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又会抬高劳动价格。食物价格随着年收成时而跌落时而上升，而劳动价格却因为两种对立的趋势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价格在任何地方，都比食物价格显得更稳定、持久的原因吧。

劳动工资增加，从而商品价格中工资部分的比例增加，从而抬高商品的价格，减少国内外对这种商品的消费量。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又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量就能生产较多的产品，从而降低商品的价格。雇佣大量工人的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尽量使工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为此，他对工人进行最完善的分工，并提供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机械。在一个工厂里所发生的事情，必然扩展到整个社会。劳动者人数越多，分工就越精密。更多人从事对先进机械的研究，先进机械就更容易发明出来。因为精密分工和先进机械的使用，使用较少的劳动量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些劳动量的减少，抵偿劳动工资增加引起的商品价格抬高绰绰有余。

西班牙面包师傅　弗尔南多·格里洛　摄影　1967年

法国人麦桑斯在其任职税收官时根据调查作出判断，物品的价格与其生产量恰好成反比。也就是说，物价低时，面包师傅倾向于做出更多的面包以弥补他的收入，而物价高时，他很可能因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而并不想付出更多的劳动。

第9章　论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的增减，跟劳动工资一样，也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是社会财富对两者的影响，却绝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而降低了利润。某一行业，当许多富商都投入资本时，由于彼此竞争，自然会降低这一行业的利润。一个社会的各种行业，如果资本都同样增加，那么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所有行业的利润都下降。

前面说过，要确定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劳动的平均工资，非常不易；就算是能确定，也是最一般的工资。而相比之下，资本的利润就更加难以确定。利润极易变动，即便是专营某一行业多年的人，也不一定能说出他某年所获得的利润是多少。资本的利润，不但受到商品价格的影响，还受到竞争者以及顾客的影响，以及商品在运送和储藏中所发生的意外变故的影响。利润率不但年年变、日日变，甚至时时变。所以，要确定一国内各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非常困难；至于要精确测定过去或现在的平均利润，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虽然精确测定过去或现在的平均利润不可能，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对货币利息的观察，略知其梗概。首先可以确定一个原则：凡是在货币使用能够得到较多利益的地方，利息也较高；凡是在货币使用不能得到较多利益的地方，利息就较低。于是可以确信：一个国家资本平均利润的变化，必然跟市场的平均利息率保持一致。利息高，则利润高；利息低，则利润低。所以，可以根据利息率的变化，略知资本利润的变化。

难以确定的商业利润

相对于工资，利润似乎更加难以确定。尽管我们可以确定在某一行业内，资本的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利润减少，然而毕竟还有商品价格、运输费用，甚至顾客在该阶段的购买欲望等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在分别对利润形成影响。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颁布的法律规定：一切利息不得超过10％。由此可以推断，之前的利息率有时高于10％。热心宗教的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由于受宗教影响，规定一律不得收取利息；但是这一禁令跟所有其他同样性质的禁令一样，都没有起到作用，而人们受高利贷的迫害，反而更深了。伊丽莎白第十三年颁布的法律第8条规定，使亨利八世的法令又重新生效。自此，10％长期作为法定利息率，直到詹姆斯一世第二十一年，才改为8％；复辟后不久，降至6％；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时，再降至5％。这一切变动的时机，都极为适当：它们都是在市场利息率（即有良好信用的人借款的一般利息率）发生变动之后才跟着变的，而不是走在之前。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5％的利息率似乎高于市场利息率。在最近一次战争以前，政府曾经以3％的利息率借款；在王国的首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信用良好的人一般按3.5％，4％，4.5％的利息率借款。

自亨利八世以来，英格兰的财富一直在增加，并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工资不断增加，而大多数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则不断减少。

金字塔广场　吉赛柏·德·尼提　油画　1875年

同样经营一种产业，在大都市里不仅会遇到更多的竞争对手，就连雇佣工人也并非像乡村中那样容易和廉价。都市的繁华与不断涌现的机会形成许多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但只有当身处其中，才会清晰地体会到激烈的竞争与生存的危机。

在大城市经营某一行业，通常需要比在乡村更多的资本。在大城市，由于各个行业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竞争者，所以资本利润率比乡村的要低。但是，城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乡村要高。在繁荣的城市，拥有大量资本的雇主往往雇不到需要数量的工人，于是互相竞争，抬高劳动工资，而资本利润率下降。在偏远的乡村，由于缺乏大量资本雇佣所有的劳动者，于是他们互相竞争以获得工作，降低了劳动工资，而资本利润率提高。

在苏格兰，虽然法定利息率与英格兰一样，但是市场利息率却略高一些。在当地，信用良好的人，一般不能以少于5％的利息率借款。在苏格兰，几乎经营所有产业，需要的资本都比英格兰要少。所以苏格兰的一般利润率高于英格兰。前文已经说过，苏格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低。此外，苏格兰比英格兰穷得多，发展的速度也慢得多（虽然也处于明显的进步状态中）。

以领土面积和人口多少的比例而言，荷兰比英格兰富有。荷兰政府以2％的利息率借款，而信用良好的人以3％的利息率借款。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高。大家也都知道，在荷兰从事任何行业所得的利润都比欧洲其他国家低。有人说荷兰的商业正在衰退，也许就某些行业来说确实如此，但是上述征候也表明，并没有全面衰退。利润率降低时，商人们很容易抱怨是商业衰退，但是其实这正是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或者投入资本比以前更大的自然结果。在最近一次的英法战争中，荷兰人趁机获得了法国的所有运输业务，并且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其手中。而英法两国向荷兰所借的国债，也是荷兰的一笔大财富。据说，单是英国的国债，就有4千万英镑（但我认为这个数字过大）。此外，荷兰人还把巨额资金借给利息率较高的外国人。这些都表明，荷兰的资本过剩，或者说，他们的资本已经增加到不能在本国投资获得利润的程度；但是这并不表明商业衰退。正如经营某一特定行业所获得的私人资本，虽然增加到再投入这一行业不能获利的程度，但是这一行业仍在进步；一个大国的资本也可能这样。

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以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在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为6％到8％。不过，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唯有在新殖民地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新殖民地，其领土与资本的比例、资本与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都低。雇主的资本不足以在全部领土上投资，所以他们只投资于土壤最肥沃、位置最佳的沿海、沿河地区。所投入的资本往往比这些土地的自然出产物的价值要低，所以他们能获得极丰厚的利润，而支付高额的借款利息。迅速增值的资本，能使他们雇佣更多的工人，以至于很快当地的劳动者就数量不够雇用了。所以劳动者的工资就大大提高。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扩大，资本的利润逐渐降低。肥沃、位置佳的土地占完了，就只能投资于相对较次的土地，因而资本的利润率降低，所需支付的利息率也降低。所以在本世纪，我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大大降低。随着财富、人口的增加，资本利润降低；劳动工资却不随着资本利润的降低而降低。只要资本增加，不管利润高低，对劳动的需求都会增加。资本利润虽然很低，资本却会继续增长，并且增长得越来越快。就这一点来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一样。低利润的大资本比高利润的小资本增长更快。俗话说，“钱生钱”，已经有了小钱，获得大钱自然不难，难的是如何获得最初的小钱。这里，我对资本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增长的关系，已经作了部分说明，更详细的说明，我将在后面讲到资本积累的时候说到。

优越的荷兰　扬·斯滕　油画

较高的工资及较低的利润更能说明商业正处于繁荣的阶段。就如在亚当·斯密的年代，荷兰素以商业利润最低而闻名，但是其富裕程度仍远远超出英国。图为荷兰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画面传达出一种宽松而自在的氛围。

新领土的获得或者新行业的发展，也会提高资本的利润率，从而提高货币的利息率。由于一国的资本不够投入新获得或者新发展所带来的全部业务，只能投入利润最高的行业。必然有一部分资本从原来的旧行业撤出来，投入更为有利的新行业。于是旧行业的竞争压力减小，商品供应减少，商品价格提高，从而资本利润率提高，货币的利息率提高。在最近的一次战争结束后不久，信用良好的个人，以及伦敦一些大商号，以5％的利息率借款，而在战争之前，他们没支付过高于4％或者4.5％的利息率。我国占领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后，我国的领土和商业都得到了增长，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上述论点，用不着假想不列颠的资本存量减少。旧资本需要应付那么多新业务，必然会减少对很多行业的投入，从而这些行业的竞争压力减小，利润必然增大。我相信，最近一次的战争，并没有使不列颠的资本存量减少，其原因我将在后面说明。

攫夺财富的殖民者　1878年

另一种获得高利润的方法，则是在压低劳动工资的同时，提高商品的价格。尽管这种状态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殖民地的出现却为之创造了条件。殖民者对其殖民地上生活的人们施以恐怖的暴力统治，以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资产。

社会的资本存量，即维持产业的资金减少，可以使劳动工资降低，从而使资本利润率以及货币利息率提高。劳动工资降低，社会上剩余资本的所有者，就能够以比从前低的成本为市场提供商品；由于他们提供给市场的资本比以前少，所以能够以比从前高的价格出售商品。支出的少，获得的多，他们的利润从两方面增加，所以能够支付很高的利息率。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获得巨额财富是那么快、那么容易，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些地方的劳动工资非常低，而资本利润率非常高。货币利息率也相应地非常高。孟加拉的农场主往往以40％、50％或60％的利息率借入资金，而以下一次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支付这种高额利息的利润，必然吞噬地主的几乎全部地租。这样高额的利息，也必然吞噬利润的大部分。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省在总督们竭泽而渔的暴政下，这样的高利贷似乎触目皆是。西塞罗的信件告诉我们，即便是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岛以48％的高利息放贷。

一个国家的财富，如果发展到它的土壤、气候，以及位置，所能容许的最大极限，陷于停滞，却还没有退步，那么它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可能降到非常低的程度。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已经多到领土以及资本所能供养的最大限度，处于饱和，那么就业竞争一定非常激烈，而使劳动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劳动者人数的地步；由于人口已经饱和，劳动者的人数也不会继续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如果和国内所有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经达到饱和，那么这些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该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业的竞争都非常激烈，从而使利润率降低到不能再降的程度。

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达到如上所说的这种富裕程度。

一个国家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该国的利息率大大高于实际贫富程度所要求的程度。法律如果不能强制人履行契约，那么借款者的地位，就跟法制完善国家中破产和信用不良者的地位一样。出借人收回贷款的高风险，促使他向借款者索要高额的利息率。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省的野蛮民族中，履行契约长时期只是依靠双方的信义，没有裁判所干预，所以当时的利息率非常高，这恐怕也是一部分原因。

法律完全禁止收取利息，这也是不妥当的——实际也不可能做到。必然有人需要向他人借款，而出借人需要收取相应的利息作为报酬；此外，因为要冒违反法律的风险，还要多加一点利息。孟德斯鸠说：伊斯兰国家的利息率之所以高，不是因为国家穷，部分是因为法律禁止收取利息，部分是因为贷款难以收回。

最低的一般利润率，除了补偿投资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损失之外，还需要有一点剩余。这剩余的部分利润，就是所谓净利润或纯利润。一般所说的毛利润，除了含有净利润，还含有补偿投资中可能遭遇各种损失的部分。借款人所能够支付的利息，只与净利润成比例。

新兴行业的利润

一个新兴行业在市场中必然缺少与之抗衡的竞争者，以大量的生产供应市场需求，同时获得高昂的利润。近代电视及电脑的商品化可以算作很好的例子，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后所赢得的巨大利润几乎是人尽皆知的。

耶那桥下的塞纳河的雪景　保罗·高更　油画　1875年

在尚不十分发达的社会中，资本总额不高，因此有相对较多的机会可供投资，而一旦社会财富达到最高的状态，劳动者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都会降低到不能再低。画面中原始的平涂与极度复杂的塑形显然是高更惯用的绘画手法。

向他人出借资金，即便相当谨慎，也有遭遇意外损失的可能。所以，和一般利润率一样，一般利息率，除了补偿可能遭遇的各种损失之外，还必须有一点剩余。如果没有这点剩余，那么就只能是出于同情或者友情了。

在一个财富已经达到极限的国家，各行业的投入资本都达到其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最大程度，一般净利润率变得极低，从而所能负担的利息率也变得极低。其结果是，除了大富豪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依靠货币利息生活。所有小、中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监管资本的使用，从而人人都成为商人。荷兰现在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每一个荷兰人都是商人，都从事某种经营，经商成为时尚。而时尚影响风俗，正如衣着过时会惹人嘲笑一样，在荷兰不经商，也会惹人嘲笑。一个不经商的人在荷兰，就如一个文人在军营里一样尴尬。

最高的一般利润率，也许是这样：它占去商品价格中属于地租部分的全部，而剩下只够支付生产制造和运输商品到市场的劳动的最低工资，即仅够维持工人生活的工资。因为要工人劳动，就必须养活他们，而地主则可以不给。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大概跟这个差不多。

通常市场利息率与一般净利润率所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升降而变动。在大不列颠，商人们一般把双倍于利息的利润称作适中合理的利润。我把这理解为所谓毛利润。在一般净利润率为8％或10％的国家，借款来经营的人，支付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可能是合理的。资本的风险由借款人承担，他似乎为出借人买保险。在大部分行业中，4％或5％的利润率，足以抵偿他所冒的风险，也足以作为他辛苦所得的报酬。可是，在一般利润率过低或过高的国家里，就不可能有上述利息与净利润的比例关系。利润率过低时，也许不能拿出一半作为利息；利润率很高时，就能拿出一半以上作为利息。

财富迅速增加的国家，能够以低利润率补偿劳动的高工资，从而能够以同样低廉的商品价格，和周围不太发达、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进行竞争。

古登堡印刷的圣经　1455年

借贷，与经营一样，其过程要承担或大或小的风险，因此一般利润率，除了补偿投资中可以遭遇的各种损失之外，还要有一点剩余，才足以使借贷人出借资金的行为稍有收入。西方最有效的活字印刷系统是由德国人约翰·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但由于他缺乏经营意识，最终将这一技术投入商业领域，并从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却是另有其人。

其实，高利润比高工资更会抬高商品的价格。例如，在麻纺织业中，如果洗麻工、纺工、织工等各种工人的工资每人每天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价格所要提高的数额，只等于雇工的人数乘以他们的工作天数，再乘以2便士。商品价格中属于工资的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只是按算术级数递次提高。但是，如果这些工人所有雇主们的利润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属于利润的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却会按几何级数递次提高。也就是说，洗麻工的雇主在售麻时，除了要求垫付的原材料以及工人工资外，还要求增加5％的利润率。纺工的雇主、织工的雇主，也都会在垫付的原材料以及工人工资外，再要求5％的利润率。这样，高利润对抬高商品价格的作用，就相当于复利对抬高债务的作用；而高工资对抬高商品价格的作用，只相当于单利对抬高债务的作用。我国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对高工资抬高商品价格，从而导致对外销量减少，总是牢骚满腹，但是对高利润抬高商品价格，则只字不提。他们对自己造成的恶果保持沉默，对他人造成的恶果却喋喋不休。

奥福德电力汽车

财富雄厚的国家必须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弥补高工资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从而以较低廉的商品与他国竞争。事实上，高利润对于商品价格的影响更甚于高工资，在制造业更是如此。图为1896年奥福德工厂推出的以电力作为动力的汽车，但它在速度方面无法与汽油驱动的汽车竞争。

加工羊毛

在极度富有的社会里，一般利润率已降至最低限度，任何人都无法仅依靠出借资本收取利息生活。就像荷兰在18世纪几乎全民皆商的情况一样，人们必须兼取工资与利润两部分的收入，才能维持日常生活。图为一个荷兰家庭正在加工羊毛。

第10章　论工资和利润随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同

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劳动和资本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但是它们的收益肯定都相等，或接近相等。假如有某一种用途有明显的不利因素，那么人们肯定会纷纷离开它，而转向其他有利的用途，到最后，所有的用途的收益肯定都差不多。在一个充分自由，每一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能够随时改变职业的社会，情况必然如此。每个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必然选择有利的用途，而避开不利的用途。

卖蜡烛的人　1966年

个人工资收入一般应与付出的劳动相匹配，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从事屠夫、刽子手等一些肮脏恶心、人人厌弃的工作，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高额报酬，而如马德里街头蜡烛店里的这名店员一样，因为可以在整洁的环境中工作，并不会获得很高的报酬。

的确在欧洲各地，工人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随着劳动和资本的用途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但这自有其特殊的原因。一种原因是各种用途本身的情况，这些情况抵消了促使其收益与一般收益平等的因素，例如本来某一行业只有微薄利润，一般情况下人们会离开这个行业而使之衰微，但是由于这一行业的某些特殊性，使其利润得以相当补偿，而维持了下来；反之亦然。另一种原因是欧洲各国的政策都不允许事物完全自由地发展。

本章就分两节来讨论这两种原因。

第一节　由于用途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不平等

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以下5种情况抵消了促使某一职业的收益与一般收益平等的因素。第一，职业本身给劳动者带来的愉悦程度；第二，学习这种职业的难易程度，学费多寡；第三，这种职业的稳定性；第四，这种职业所承担的责任轻重程度；第五，在这种职业获得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种：根据工作的难易程度、洁净程度，以及受到的尊敬程度不同，工资有高下之别。例如在大多数地方，缝工比织工挣得少，因为缝工的工作比较容易；织工比铁匠挣得少，因为织工的工作干净得多；铁匠工作12小时，没有普通煤矿工8小时挣得多，因为铁匠的工作没有煤矿工那么危险、肮脏。对尊贵的职业来说，荣誉是报酬的大部分，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这种职业的报酬一般都很有限。而对卑贱的职业来说情况正相反。屠夫的职业既野蛮又讨厌，但在许多地方报酬都比大部分其他普通职业多。刽子手是最招人嫌恶的职业，可是与其工作量相比，他的报酬比任何普通职业者都多。

不愉快和不名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和对劳动工资的影响相同。小旅馆或小酒店的老板不得不忍受醉客的蛮横无理，他们的职业既不名誉又不愉快，但是在普通行业中，很少有能像这样以小额资本得到大额利润的。

资格证书上的图章

欧洲的政策规定，把所有机械师、技师、制造业者的劳动都看成是技术劳动，而将所有农村劳动者的劳动都看作是普通劳动。劳动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关键性地影响工资的高低。图为欧洲第一个“工程师联合会”会员证上的图章。

第二种：根据学习这种职业的难易程度，学费多寡，工资各不相同。我们购买高价机器，必然期望在机器毁损以前，依靠其特殊作业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利润。一种费去许多精力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程度的职业，与这种情况类似的。这种职业者在工作时，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考虑到人的寿命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寿命那样。熟练劳动和一般劳动的工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资本的利润则不大受这一因素影响。这大概是因为，各种投资方法就其学习的难易程度而言，其实都差不多。国内或国外贸易的任何行业，投资难度都一样，谁也不比谁更难。

第三种，职业的稳定性不同，工资也不同。有些职业比其他职业稳定得多。大部分制造业的工人一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工作。而泥瓦匠在天气不好时就完全没有工作，天气好时有没有工作还得看顾客有没有需要。所以泥瓦匠可能常常没有工作。他们一旦有了工作，其工资所得必须能够维持他们没有工作时候的生活，并且必须对这种不稳定所带来的焦虑、沮丧予以补偿。所以泥水匠的工资一般都有制造业工人的1.5倍，甚至2倍。制造业工人可以算普通劳动者，他们如果一星期可以获得4、5先令，泥瓦匠往往可得7、8先令。在伦敦，前者如为9、10先令，后者常为15到18先令。但是在各种熟练工种中，泥瓦匠的工种似乎最容易学习。据说，伦敦的轿夫在夏天有时候兼做泥瓦匠。所以这种劳动者的高工资，与其说是工作熟练的报酬，不如说是工作不稳定的补偿。

画室　李恩·约翰逊　摄影　1997年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画师和雕刻师、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当更加丰厚，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任何行业，资本的一般利润都不受行业稳定性的影响。资本是否稳定地使用，不取决于行业，而取决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第四种，职业所承担的责任轻重程度不同，工资也不同。在各个地方，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都比其他普通劳动者的要高，尽管后者可能比前者需要更多的技巧。这是因为被托付给他们的材料很贵重。

我们把身体的健康托付给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托付给律师。这么重大的信任绝不能随便托付给微不足道的人。医生、律师的重要的社会地位，使得我们放心把这些托付给他们。而他们为这一重要社会地位所接受的长期教育以及付出的巨额费用，必然使他们的劳动价格很高。

一个人只是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生意，那么牵扯不到信任问题。至于他能否取得他人的信任而获得贷款，不取决于他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正直和智慧的判断。虽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利润率，但是这跟职业者所承担的责任轻重毫无关系。

第五种，工资随职业成功可能性的大小而不同。一个人能否在他的职业上取得成功，随职业的不同而结果大不相同。一个学习机械的人，成功率比自由职业者大得多。例如，送一个儿子去学习制鞋，送另一个儿子学习法律，将来前者依靠制鞋而活的机会，比后者依靠做律师而活的机会，比例至少是20∶1。在完全公平的彩票游戏中，中彩者应该得到落彩者所失去的全部。如果一个职业，只有1个人能够成功而20个人不能成功，那么这个人就应该得到那20个人得不到的全部。所以，对一个要到将近40岁时才能有所成就的律师来说，他的报酬应该不仅补偿他多年教育来所付出的巨额费用，并且还足以补偿其他20个人所付出的时间和费用。所以，律师的收费虽然有时候显得很高，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们应该的收费更高。计算一下某个地方的鞋匠或织工这类普通工人的一年总收入和总支出，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一般多于支出。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一下该地律师或见习律师的一年总收入和总支出，就会发现，就算尽量高估他们的年收入，并尽量低估他们的年支出，他们的年收入也只是年支出的小部分。所以，律师这种职业，绝不是回报完全公平的职业。律师，以及许多其他受尊敬的自由职业，就其收入来说，显然不能补偿他们的实际付出。

屋内的妇与子　保罗·马迪　油画

伦敦城区只能为单独工作的裁缝工提供极其稀少的工作机会，因此伦敦裁缝工的工资比起小市镇的裁缝工资要高出许多倍。在马迪笔下，母亲正在熨烫送洗的衣服，而站在门外的儿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辛劳，只顾着将好奇与探究的眼神望向外面的世界。

但这种出路狭窄的职业仍旧受到人们的青睐，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向这里挤。鼓舞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一行业的顶尖者，其显赫的地位和收入引人羡慕；第二，所有人对自己的才能和运气，都或多或少具有天然的自信心。

诗人但丁在月球天　威尼斯手抄本　14世纪晚期

如果能在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达到中等水平的职业中出类拔萃，那就是天才的标志。诗人、律师、医生都属于这一类极难取得成功的职业，因而也会获得高额的工资。但丁在其伟大著作《神曲》中描述了他与昔日恋人贝雅特丽齐一起升入天堂的幻想。

各种用途的资本，其一般利润率或多或少都随收益的不确定性而不同。一般来说，对外贸易比国内贸易的收益不确定，对外贸易的某些部门比另一些部门的收益不确定。例如，对牙买加的贸易比对北美的贸易收益不确定。一般利润率随风险程度的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风险的大小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说，增高的利润不一定能完全抵偿所冒的风险。风险最高的行业破产最常见。最危险的行业要算走私。冒险成功时得利固然丰厚，但这种冒险在绝大多数城市导致破产。对成功的狂热欲望诱使许多冒险家去做这种危险的生意，他们的竞争又使利润减低到不够补偿所冒风险的程度。要完全补偿风险，其一般收益应在资本的一般利润外，还对冒险家提供一种与保险人利润同性质的利润。但是，如果一般收益能够提供这些，那么这些行业就不那么容易破产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偷窃者

与工资不同的是，资本的利润率首先与其投入行业收益率是否稳定有关。如果某一行业所冒的风险非常巨大，那也就意味着会有相当高的利润回报。在这种丰厚利润的诱惑下，许多人会抑制不住地甘冒风险，因此才会有走私、偷窃屡禁不止的现象出现。

所以，使劳动工资产生差异的5种情况，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的利润，即第一种和第五种。就第一种情况而言，虽然大多数资本的用途不同，工作的愉悦程度不同，但是利润都相差不多。就第五种情况而言，资本的一般利润虽然随着风险的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的程度不一定和风险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可以推论，在同一个社会里，各种用途资本的一般或平均利润率，和各种劳动的工资相比，更接近同一个水平。事实也正是如此。普通劳动者和生意好的律师（或医生）比较，其收入差异明显比两种行业的一般利润率的差异大很多。并且，由于我们未必能把工资和利润区别开，所以各种行业利润表面上的差异往往靠不住。

人们一般认为，药剂师的利润属于暴利。在大城市中，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全年所卖出去的药品，成本也许不过三四十磅，但是卖出的价格却是三四百镑；换句话说，以10倍的利润出售。但是，这种表面上很大的利润其实只是药剂师的合理劳动工资。药剂师比其他一切技工都需要更精巧的技能，他被付托的责任也沉重得多。所以，他的报酬理当和他的技能，以及所托付的责任相称；而这一般是包含在药品的价格中。他的合理工资，除了加在药品价格上，没有其他方法取得。所以他的绝大部分利润，其实是穿上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保罗·嘉塞医生　诺伯·裘诺特　油画　1891年

有些医生也可能以几倍的价格卖出他们手中拥有的药品。从外表上看，人们可能会以为医生在售出药品时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忽略了医生的收入本就部分来自于这些药品利润的事实。

零售商与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差异，在城市比在农村小得多。如果一个地方零售业的总投资为1万镑，零售商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来说，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部分。所以在那种地方，富裕的零售商和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更趋于相同。所以，商品的零售价格，城市里一般和农村同样低廉，甚至更加低廉。例如，城市的杂货比农村低廉得多；而面包与家畜肉往往是同样低廉。这是因为，把杂货运往城市的费用和运往农村的差不多；而谷物和牲畜由于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运往城市的费用比运往农村的大得多。杂货的原价在城市和农村都一样，所以附加利润少的地方货物价格就低廉。面包和家畜肉的原价，城市比农村高，所以城市的利润虽然低，但是这些物品的售价未必低，而往往是同样低廉。对面包和家畜肉来说，表面利润减少是因为其原价增加。市场扩大，一方面会由于所用资本增加而减少表面利润，另一方面又会由于从远方供货而增加原价。表面利润的减少与原价的增加，在多数场合几乎互相抵消。所以谷物和牲畜的价格虽然在王国各地很不相同，但面包和家畜肉的价格在大多数地方几乎相同。

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的利润差异

大都市批发贸易所获的利润比乡村中零售贸易的利润少，但是在大城市的投资往往很快就能回收资金，甚至赚取大把的金钱。因为在乡村狭小的市场范围中，贸易不可能随着资本的扩大而扩大，投资者获得的利润率虽然很高，但总额却依旧很少，无法获得更快速的积累。图为一名乡村农场主正在催促他的雇工快些将猪运走。

虽然零售商和批发商的资本利润，在城市一般比在农村小，但是在城市里经常可以看到以小资本开始经营而发大财的人，在农村却几乎看不到一个。由于农村市场很狭隘，资本增加了，贸易未必随之扩大，所以在农村，虽然个别商人的利润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大，每年的资金积累也有限。相反，城市的广阔市场使贸易能随资本的增加而扩大，并且勤俭商人的信用比其资本增加得更快。所以，他的经营随他的信用和资本的增加而扩张，利润总额随营业的扩张而增加，每年所积累的资金随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

但是，即使在大城市，由于从事某种一般行业而发大财的也很少见，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时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的确，在大城市往往有从事投机生意而突然致富的，但投机并不是一般性的行业。投机商往往今年是谷物商，明年是酒商，后年又是砂糖商、烟草商或茶商。只要他预见到某个行业有超过一般利润的可能，他就马上加入，而一旦预见到那种行业的利润将要跌落，他又马上离开。所以他的利润和损失，不能与一般行业的利润和损失相提并论。他可能由于两三次投机的成功而突然暴富，但也可能由于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破产。这种投机生意只有在大城市才能进行，因为只有在商业最繁盛、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会有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情报。

股市交易所　爱德加尔·德加　油画　1878—1879年

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利润，这样的机会唯有在大城市才能获得，唯有在商业和通讯足够发达的地方才能提供这种大风险投资所需要的信息。图为两个神色凝重的男人正准备步入股市交易所，投入新的一轮战斗之中。

上述5种情况，虽然造成各种用途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很大的不平等，但是综合考虑各种用途的特殊情境，那么事实上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不平等。这些特殊的情境，使一些用途的较小的收入得到补偿，使另一些用途的较大的收入得到抵消。

但是，要使各种不同用途的收入能这样平等，那么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那些用途必须在当地众所周知而且已经稳定；第二，那些用途必须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第三，那些用途必须成为使用者的唯一或主要用途。以下进行分说。

第一，那些用途只有在当地众所周知而且已经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平等。

煤矿工人

煤矿开采历时几百年，已发展成为一种收入极为稳定的工业，工人所获的劳动工资相对要少一些。

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高于旧行业。新行业当刚起步的时候，必须以高于其他行业或者本行业应该有的工资，才能把人吸引进来，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工资降低到一般水平。有一些商品，比如时装，必须跟随时尚的脚步随时变化，不能持久。而另一些商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其结构和外形可能历经几百年也没太大变化。所以前一种行业比后一种行业的工资一般要高。伯明翰的制造品大多属于前一种；设菲尔德的制造品大多属于后一种。据说这两个地方的工资差异跟它们制造品的性质差异也非常适合。

新行业，无论是属于工业、农业或商业，某种程度而言都是投机，经营者希望由此获得高额的利润。这种利润有时很大，有时不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新行业的利润跟当地其他旧行业的利润相比是很不稳定的。这种行业如果成功，初期利润一般都很高。但是当大家都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也就是这个行业变得众所周知而已经稳定的时候，竞争就会使利润降低到与其他行业相同的一般水平。

海报的精心设计　诺沃　1900年

任何一个新兴的行业都意味着一场投机，而在新兴行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往往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当海报设计刚刚兴起时，一张优秀的设计可能会为设计者赚取一大笔钱。

第二，那些用途只有在处于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才能够实现平等。

几乎各种劳动，其需求都有时跌时涨的时候。在跌的时候，劳动工资降到一般水平以下；在涨的时候，劳动工资升到一般水平以上。例如，在农村，农忙的时候工资总是高于农闲的时候。又比如说在战争中，原来为商船服务的海员很多不得不为国王服务，于是为商船服务的海员人数减少，工资由平常每月21至27先令上升到40至60先令。而在制造业中，虽然随着战争而凋敝，但是很多工人仍是不愿意放弃工作，所以工资虽然比平日低，还是感到满足。

资本的利润，随着商品的价格而变动。当价格升高时，资本的利润增加；当价格降低时，资本的利润下降。商品的价格总会有波动，但是一些商品的价格波动，往往比另一些商品的价格波动要大很多。我们知道，社会生产的目标是供需平衡，一般情况下社会的年产量，总是大概与年消费量持平。前面说过，有些行业，同样的劳动量总是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商品。所以在这一行业，商品价格一般总是很稳定。例如国丧使得黑布的价格提高，但是素色麻布和呢绒的需求并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价格还是很稳定。而在另一些行业，同样的劳动量未必能够生产出同样数量的商品，所以在这一行业，商品的价格就不稳定，时常发生变化。例如在谷物、葡萄酒、啤酒花、砂糖、烟草业中，情况就是如此。经营这些行业的资本的利润，因此也极不稳定。而许多投机商人就侧身其中，当商品的价格看涨时买进，而在看跌时迅速卖出。

第三，那些用途只有在成为使用者的唯一或主要用途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平等。

壁炉前　15世纪

总体上，投入在不同行业内的劳动与资本总能获得大致相等的回报，然而，这种平等性偶尔也会被打破。在2月份，英国伦敦是非常寒冷的，如果不能保证薪柴的足够供应，薪柴的价格一定会飞涨，行业中的相关人员也就会获得较高的收入。

一个人虽然从事某一项职业，但是只占据他平日很少的时间，那么他闲暇时就可以从事另一项职业，从而这项职业虽然工资低于一般水平，他也可以忍受。

第二节　由于欧洲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

上一节说，即使在最自由的地方，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之一，也会造成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利益不平等。但是，由于欧洲的政策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的发展，由此所造成的利益不平等就更加严重。

欧洲政策主要是以这三种方式造成不平等：第一，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想加入这一职业的人进不去；第二，增加某些职业上的竞争，使其超过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让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其不能随便从一个职业转移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下分别说明。

第一，欧洲政策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想加入这一职业的人进不去，从而使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利益严重不平等。

花开的果园　毕沙罗　油画　1872年

在另一种情况下，投入在不同行业内的劳动回报也会表现出不平等。研究者一度认为中世纪欧洲佃农的劳动价格远远低于其他行业的收入，但亚当·斯密认为这只不过是因为其工资并不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毕沙罗笔下的果园具有一种单纯柔和的美。

伦敦的繁荣　17世纪初

伦敦及许多欧洲城市为了保证持续的繁荣而在经济方面设定了种种保护政策，允许公会享有专有特权就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这一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同业组织的排外特权。在有这种特权的城市，只允许同业组织内部进行自由竞争，组织外的人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加入这种同业组织通常必须在当地有资格的师傅门下做学徒。规定学徒的年限，有时还规定一个师傅只能带若干学徒。规定学徒的数量，可以直接限制竞争者的人数。规定学徒的年限，就是通过提高学习费用，而间接限制竞争者的人数。两者都同样有效。

一个人能够随意支配他自己的劳动，这种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所以这种权利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一个穷人来说，他的体力和技巧，就是他所有的财富。不让他在不妨碍邻人的条件下使用自己的体力和技巧，很明显是对这一神圣财富的侵犯。这不仅妨碍劳动者的正当自由，并且妨碍雇主的正当自由。劳动者不能在他认为自己合适的行业里工作，雇主当然也雇不到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劳动者。一个人合适不合适被雇佣，当然应该交给雇主自己来决定。现在政府越俎代庖地替雇主决定一个人合适不合适被雇佣，就是超过了自己的本分。

因为自由竞争必然会引起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下降，所以行业组织，以及各种规则的设立，都是为了限制自由竞争，阻止这种下降。过去，欧洲多数地方，要成立行业组织，只需取得所在自治城市的许可。在英格兰，还要取得国王的特许状。不过，国王的这种特权，不是为了支持自由竞争，而是为了自己获得金钱。一般来说，只要向国王支付少许金钱，就可以取得这种特许状。没有特许状的行业组织，即所谓非法的行业组织，一般也不会遭到取缔，而只需向国王交付罚金，就可以继续存在。所有行业组织，以及它们所制定的所有规则，都由所在的自治城市监督。所以，管理一个行业组织的，不是国王，而是这个城市的更大的行业组织，所有附属公会都只是它的一部分或者成员。

梳理羊毛的工人

公会特权的存在会极大地限制行业内的竞争，一些英国城市的行业公会规定了每个师傅教授学徒的数量，从而减少了进入该行业的人数。在14世纪的英国，纺织业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图中一名学徒正在其师傅的指导下挤压和梳理羊毛。

海德堡大学

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多人将公会称为“大学”，将它看作是知识与身份的象征。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正是这些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由鲁珀特一世在1386年创立。

自治城市的管理权当时完全掌握在商人和工匠手中。对于各个行业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防止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积压太多，所以需要保持供货不足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行业都急于制订各种规则；而只要让他们制订自己的规则，他们不介意其他行业也制订类似的规则。结果，市场上所有行业的产品，都不得不以高于规则制定以前的价格购买。自己向他人高价购买产品，自己的产品也可以高价售出，一买一卖保持平衡，所以对城市里的所有行业来说都没有损失。但是，在跟农村交易时，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利益。使城市富裕起来的，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城乡交易。

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曾以其强硬有力的统治带领英国走向鼎盛的繁荣，然而她统治下颁布的《学徒法》，也是一份以限制行业竞争为目的的法律。由于受到法律的限制，人们一生只能从事有限的几项工作，最终大大阻碍了英国各行业的发展。

有人说，行业组织是出于管理行业的需要，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对劳动者真正有效的监督，不是行业组织，而是顾客。劳动者担心失业，自然会兢兢业业地工作。而行业组织则削弱了这种监督。由于行业组织的排外，有一些劳动者不管好坏你都得雇佣。在有众多行业组织的城市里，这一弊端的严重性非常明显，以至于就算在最平常的行业里也很难找到一个令顾客满意的劳动者。你想要真正质量好的产品？只有去远郊，那里的劳动者没有排外特权，只靠真本领。但是，你得把偷偷地把它们运进城市。

欧洲的政策，就是这样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从而使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利益严重不平等。

第二，欧洲的政策增加某些职业上的竞争人数，使其超过自然的限度，从而造成另一种不同用途劳动和资本利益的严重不平等。

公费教育，使牧师和牧师助理这种职业的人数大大增加，超过其应有的程度，所以在一般教区，牧师和牧师助理的劳动工资，即他们每月所领取的圣俸，是非常低的。而在没有圣俸可领的律师、医生这些自由职业，如果也有这么多人接受公费教育，那么不久这些职业也会竞争非常激烈，从而大大削减他们的收入。这样，自费培养子女去从事这种职业就不值得了。结果会造成所有的律师、医生将由公共慈善机构所培养的人士充当，他们人数众多且贫穷，一般都满足于微薄的薪水；律师、医生这种职业所受到的尊敬程度也大大降低。

玻璃工艺品

由于学徒制法规的种种限定，使得劳动力无法按照其自由意志移动，于是，像这样精致优雅的工艺品就只能以有限的数量供应人们的需求。

第三，欧洲的政策，不让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使其不能随便从一个职业转移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而造成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利益的严重不平等。

学徒法令和行业组织的排外特权，甚至使劳动在同一个地方不能由一种职业转到其他职业，同一种职业不能由一个地方转到其他地方。

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行业处在发展状态，不断需要新的劳动者，劳动者因此获得高工资，另一种行业处在衰退状态，劳动者大量过剩，劳动者却不得不满足于最低的生活费不能离开。这两种行业虽然在同一城市或同一城市的邻近地方，相互间却由于学徒法令和排外的行业组织不能有丝毫的协助。有许多工作方法类似的不同行业，如果没有这种不合理的法规从中作梗，劳动者就能很容易由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例如，织素麻与织素丝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织素羊毛的技术和它们只略有差别，麻织工或丝织工只要学习数天也能成为差不多的毛织工。所以，就算这三种制造业中有任何一种陷入衰退状态，该行业的劳动者也可以转入其他两种繁荣的制造业中，他们的工资就可以保持平衡。而在实施学徒法令的地方，劳动者不能随便转行，衰退行业的劳动者只好请求社会救济，或者以生手的资格从事普通者劳动。

玻璃器皿的制造者

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中世纪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国所实施的行业法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对人权的侵犯。个人劳动的权利作为其所有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而各种行业法在一方面妨碍了劳动者工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妨碍了雇主按照自身需求雇用工人的自由。

凡是阻碍劳动自由流动的东西，也同样阻碍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行业组织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相对劳动来说要小。在任何地方，一个富商获得经商权总比一个穷技工获得工作权要容易得多。

我将用下面的话结束这冗长的一章。过去，劳动工资由全国性的法律统一规定，各州郡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量调整，现在，这两种办法都已经被废止了。伯恩博士说：“四百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把性质上不允许严格限定的事物非要严格限定，这种错误的做法该停止了。如果所有同一行业的工人都领取同样的工资，没有了自由竞争，人们的勤劳才智也就停止了发挥。”

前面说过，社会的贫富，进步或退步、停滞的状态，不会影响不同用途的劳动和资本的不同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公共福利上的这种改变，虽然会影响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是由于它对所有不同的用途具有相同的影响，所以不同用途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仍旧会保持不变—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为这种改变而变动。

第11章　论地租

地租是租地人使用地主土地的代价。在决定租约条件时，地主都尽量使租地人获得最少的收益，也就是说，在土地的生产物中，只留给租地人用来补偿他所付出的农业资本（包括种子、耕畜和其他农具、工人工资）和提供他应得的当地农业资本的一般利润，剩下的地主全部拿走。所以，地租是租地人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小数额，是他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这一数额就是土地的自然地租。自然地租是大部分出租土地应得的地租。有时候，出于仁慈或无知（后者比较多见），地主接受比这一数额略低的地租；有时候也出于无知（比较少见），租地人缴纳比这一数额略高的地租，也就是甘愿承受比当地农业资本一般利润略低的利润。

秋获　杜比尼　油画　1851年

一般来说，地租的数额大致等于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其预期收益减去购买生产资料以及基本生活资料的费用后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尽管偶尔会有起伏，就长时间来看，这一数额是基本确定的。杜比尼所在的巴比松画派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热心于描绘具有田野风味的自然风光。

须纳地租的天然产品——海藻

在设得兰群岛附近有丰富的产鱼量，鱼是当地居民食谱的主料。渔民要打鱼，必须租借附近的土地居住。所以，该地地主的地租中，就不仅含有土地的收益，还含有海上的收益。地租和渔民由土地和海上两方面所得的利益成比例。地租是以鱼来缴纳的，所以鱼的商品价格中含有地租成分——这与地主何克尔普海藻收取地租一样，都是非常少见的实例。

有人错误地认为，地租是地主付出资本改良土地的合理利润或利息。的确有些情况下是如此，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并非如此。地主对于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并且有时候改良土地的资本实际由租地人付出，但地主在续订租约的时候也要求增加地租，好像改良是由他出资的。所谓改良资本的利润或利息，其实只是原有地租的附加额。

地主有时候对根本不能人工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例如，在不列颠几个地方，尤其是苏格兰的沿海岸生长着一种叫克尔普的海草。这种海草一经燃烧即可成为制造玻璃、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碱盐。它生长在海水高潮时所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被海潮淹没两次。所以，这种海草绝不是通过人力而增多的，但是地主对生产这种海草的海岸土地，也像对谷田一样要求地租。

贫苦的渔夫　夏凡纳　油画　1881年

在人们无法自由得到土地的前提下，地主收取的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将尽其可能地榨取租地者的所有收益。譬如在产鱼丰富的设德兰岛附近打鱼，地主收取的地租不仅包含土地收益的部分，还要按照海上收益的比例收取一定金额。

所以，作为使用土地代价的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付出的资本，或者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和租地人所能支付的数额成比例。租地人生产的越多，地主能收取的越多。

土地生产物的一般价格，必须至少能够补偿上市所预先垫付的资本并提供一般利润，否则不可能经常送往市场。超过这个价格，剩余部分就属于土地地租。正好在这个价格，货物虽然可以送往市场，但是不能提供地主的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数额取决于市场需求。

有些土地生产物，由于市场需求使得其价格总能超过这个数额，所以总能给地主提供地租。有些土地生产物，市场需求使得其价格或者超过或者不超过这个数额，所以有时能提供地租有时不能。

所以必须注意，地租构成商品价格成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商品价格高低的结果。或者说，商品上市所需要支付的工资和利润越高，商品价格越高；商品价格越高，能够支付给地主的地租越高。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与一切其他动物一样，人类增殖的数量和生活资料的多寡相对应。人们为了获得食物而劳动，或者说，食物总能购买或支配一定的劳动量。虽然等量的食物不一定能支配等量的劳动，但是它总能按照某地的平均生活标准支配一定数量的劳动。

任何地方的土地，所产的食物都足以维持上市所需的劳动，并且还有剩余。剩余的量，不仅足够补偿雇佣劳动的资本及其利润，还可以支付地主的地租。

地租随土地肥沃程度以及土地的位置而不同。同样肥沃的城市附近和偏远地方的土地，前者比后者能提供更多的地租。两者同样肥沃，所以耕种所花费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后者比前者偏远，运送产品到市场需要花费的劳动量大，所以总体而言，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的劳动量。同样的商品在同一个市场必定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劳动工资部分增加了，资本利润和地主地租部分自然减小。前面还说过，偏远地方的资本利润率一般比城市附近高，所以留给地主的地租部分就变得更小。

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可以减少运输费用，从而使偏远地方和城市附近更接近同一水平。所以，交通改良是所有改良中最有效的。由于大多数农村处于偏远地方，所以交通改良可以促进广大农村的开发。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和最上等的同面积牧场相比，出产的食物也多得多。所以，耕种稻田虽然需要较大的劳动量，但是其产物在扣除所有农业资本后，剩余量也较牧场大得多。在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一磅面包比一磅鲜肉更值钱，或者同样值钱。所以，种植谷田比牧养牲畜更为有利，是农业家利润及地主地租的主要来源。

在所有大国中，谷田和牧场都是大部分耕地的用途。这种土地的地租和利润，决定其他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有某块土地本来用于生产某种特殊产物，而地租和利润比上述的少，那么马上就会被改作谷田或牧场。而如果地租和利润比上述多，那么很快就会有一部分谷田或牧场被改作生产这种特殊产物。

历史久远的葡萄园

农产品必须要被送至消费地，才能实现其价值，所以土地的位置对地租会产生很大影响。法国马赛附近的苏维安葡萄园是一家号称已有近千年历史的葡萄园，由于距离城区较近，酒的品质又好，一直是马赛城中最重要的供酒商之一。

为了使土地适合这种特殊产物，一般都会需要比谷田或牧场更多的土地改良费用，以及每年更大的耕作费用。改良费用增加会提高地租，耕作费用增加会提高利润。所以，这样增高的地租和利润是较大费用支出的合理报酬。

从道理上讲，栽种啤酒花、果树及蔬菜的土地，应该比谷田或牧场能够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润。改良土地使其适合于这些作物，应该给予地主更大的地租。栽种这些作物需要更精心的照顾，应该给予农场主更大的利润。此外，由于这些作物（至少是啤酒花和果树）的收成很不稳定，所以在价格中还应该包括类似保险的利润，以补偿意外损失。但是，事实上种园者很少能获得上述的高收入。因为很多有钱人（他们本来应该是最好的顾客）为了自娱，都亲自种植这些贵重的作物，从而大大减少了市场需要。

所以，这些作物虽然比谷田或牧场能够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润，但是超出额如果仅仅够抵消较高的费用支出，那么其地租和利润实际上还受一般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当然，有时候也会有特殊情况：适合栽种这种特殊作物的土地太少，产品不够满足市场需要。这时候，就会有人以高出市场一般价格的高价收购这种产品。这种高价超过按大部分一般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计算的一般价格。在且仅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价中除去改良及耕作的全部费用后，剩余的部分可以不和谷物或牧草的同样剩余部分保持正常的比例，而是可以任何程度超过。超过额的大部分都属于地主的地租。

簸谷的人　尚——法兰克斯·米勒　油画　约1866—1868年

土地用于耕种或放牧等不同用途，其收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但是用于耕种的土地相对要比放牧的土地具有更好的条件，因此地租也会相对提高一些。米勒善于运用巧妙的构思传达农民们在经年累月的辛苦劳动中麻痹的身心。

上段中提到的“正常的比例”，如果以葡萄园而言，就是指普通葡萄园的地租利润对谷田和牧场的地租利润的一般比例。这种葡萄园除了生产状况良好，土壤质地一般，生产的葡萄酒也没有足以称道的特色。国内普通土地只能和这种普通葡萄园相提并论，和有特殊品质的葡萄园简直没有可比性。

所以，生产人类食物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特殊作物耕地的地租不可能长期低于食物耕地的地租，因为肯定会立即改为他用。要是特殊作物耕地的地租高于食物耕地的地租，那也是因为适合于这种作物的土地太少，不能满足有效需求，属于特殊的例外情况。

在欧洲，谷物是直接充作人类食物的土地生产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谷田的地租支配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国不必艳羡法国的葡萄园和意大利的橄揽园，因为除非占有特殊位置，葡萄与橄揽的价值也由谷物价值规定，而英国的土地肥沃程度并不比这两国差。

啤酒花　弗兰兹·尤金·科尔　手绘图谱

最先将啤酒花用于酿酒的是德国的一名修道士，随着他的发现，这种植物被人们当作一种经济作物开始栽培。种植经济作物可以获得更高的地租和利润，但是相对于耕种和放牧，初期的投入也较巨大。

如果有一个国家，人民一般爱吃的植物性粮食不是谷物，而是另一种植物，并且假设在这个国家的一般土地上经过和谷田耕作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耕作，所生产的这种植物量比最肥沃的谷田所生产的还要多，那么地主的地租肯定要大很多。也就是说，在扣除劳动工资、农场主的资本及一般利润后，剩余量肯定更多。不管这个国家劳动的一般工资是多少，较大的剩余量总能维持较大的劳动量，所以地主就能购买或支配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就是说，地租的真实价值会更大。

圆形谷仓

在一般情况下，谷物是欧洲市场上最主要的农业作物，所以谷田的地租对所有其他作物用地的地租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这座圆形谷仓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比传统的长方形谷仓更加利于面积的利用。

例如，稻田比麦田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据说每英亩稻田，一般每年收获两次，每次产量30～60蒲式耳。虽然耕种稻田比耕种麦田需要更多的劳动，但是其产量除了维持劳动外的剩余量也多。所以，以大米为主要食粮的国家和以小麦为主要食粮的国家，前一个国家的地主比后一个国家的地主所得要多。在卡罗林纳和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耕作者一般兼有农场主和地主双重身份，所以地租和利润混淆在一起。当地的稻田虽然每年只收获一次，并且当地居民根据欧洲的习惯不以大米为主要食粮，但是也认为耕种稻田比耕种麦田更有利。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泽地，其中一季充满了水。它除了种稻以外，不适合作为任何其他用途—不适合种麦，不适合放牧，不适合种葡萄，等等。而适合种麦、放牧、种葡萄的土地也不能作为稻田。所以，就算在产米的国家里，稻田的地租也不能规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为其他耕地不能转为稻田。

亚洲的稻米之乡

在东亚的缅甸、越南、中国这些以大米为主要食粮的国家，由于稻田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年产量比普通麦田更高，所以地主可以获得更高额的地租。图中的两名缅甸妇女正在检拾稻米中的杂物。

第二节　论间或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在土地的各种生产物中，只有人类的食物肯定能够提供地租，其他生产物随情况不同间或能够提供地租。

除了食物以外，人类最需要的就是衣服和住宅。在原始自然状态下，土地生产的衣服及住宅材料比食物能供给更多的人。但是在进步状态下，前者就没有后者能供给的多了，至少就人们愿意支付代价这方面说。在原始自然状态下，衣服和住宅材料总是过剩，所以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大部分衣住材料由于用不上而被抛弃，使用的那少部分，其价格只等于改造这些材料所花费的劳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在进步状态下，这些材料往往缺少，供不应求，所以价值增大。对这种材料，总有人愿意出超过生产和运送到市场的劳动的价格来购买。所以这种情况就能为地主提供地租。

食物之外的需求

人类在食物以外，总还会产生其他的生活需求，而其中最迫切的莫过于更加体面的衣着和舒适的住宅。在这种情况下，衣服与建筑就能间接地为地主提供地租。图中的几位年轻人正在宽敞舒适的房间内玩着猜字谜的游戏。

一个国家的人口，不与衣住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而和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衣服和住宅问题比较好解决，而食物问题难以解决。在不列颠许多地方，一个人只需花费一天，就可以造成用来居住的简单建筑物；把兽皮制成简单的衣服，也花费不了太多的时间。对野蛮、未开化民族来说，全年99％的劳动都用于获取食物，还只勉强够用；而花费于获得衣服和住宅的劳动，只有全年的1％。

但是，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的结果，少数人的劳动就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剩下的人就可以用其劳动来生产其他物品，满足人类的其他欲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家具，以及各种应用物品，就是这些欲望和嗜好的主要对象。富人所消费的粮食，并不比穷人所消费的更多。质的方面也许大不相同，但是量的方面几乎相同。但是比较一下富人的豪宅和穷人的陋室，以及两者的衣柜，那么其巨大的差异，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会使人感叹。人类的食欲受到胃的狭小容量的限制，但是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各种应用物品的欲望却似乎没有止境。所以一个人有剩余食物而又对其有支配权，肯定愿意拿它来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其他欲望。用满足有限欲望的剩余物品，来换取无限欲望的满足。劳动者的人数随着食物的增多而增加，或者说，随着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而增加。再由于他们的工作容许极度分工，所以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料比他们的人数增加得更多。于是，人类对能够用在衣服、住宅、家具、各种应用物品上的原料都有了需要，甚至土地中的化石、矿产、贵金属和宝石。

所以，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不仅是食物能够提供地租的原因，能够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产物，其价值中相当于地租的部分也是源自于此。但是，这些后来才能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并不总是能够提供地租。即便在土地改良、耕作进步的国家，对这些土地生产物的需求，未必都能够使其价格在除了支付工资、偿还资本并提供资本一般利润之外，还能有剩余。这类土地生产物是否能够提供地租，要视具体情况来定。

例如，煤矿能否提供地租，既要看它的产出力，又要看它的具体位置。矿山的产出力决定于使用一定数量劳动、从矿山所能采出的矿物量；跟使用等量劳动从其他大部分同类矿山的采出量相比，哪个大产出力就大。有些煤矿虽然位置很便宜，但是产出力过小，产出物不够偿还费用。这样的煤矿既不能提供利润，也不能提供地租，所以不能开采。

有些煤矿的产出物仅够支付劳动工资，偿还开矿资本并提供一般利润。企业家能由这种煤矿得到若干利润，地主却不能由此得到地租。所以，这种煤矿只有地主投下资本亲自开采，可以得到一般利润，其余任何人都不能经营得利。苏格兰有许多煤矿就由地主亲自经营。这些煤矿不能由他人经营。因为地主不会允许任何人不付地租就开采，也没有人会赔本支付地租。

苏格兰还有些产出力很大，但是位置不好的煤矿不能开采。这些煤矿虽然只需使用一般劳动量或比一般少的劳动量就能开采出来，但是因为人口稀少、缺少公路或水运，而无法运到市场卖出。或者说，产出量只够补偿采矿的资本和利润，而不够补偿运输的资本和利润。

即使有些煤矿能够提供地租，其价格中地租部分一般也比其他大多数土地产出物的要小。土地的地面产出物的地租，一般等于总生产额的1/3。这个比例很稳定，不太受意外变故的影响。但是煤矿的地租，一般只有总生产额的1/10，要是有1/5就是非常大的地租。并且这个比例极不稳定，很容易受意外变故影响。这种意外变故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认为是购买田产的一般价格是30倍年租的国家，10倍年租也被认为购买煤矿的高价。

自动冲水的马桶

在粮食的供给已经远远超出社会需求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劳动投入在满足人类各种各样、难以捉摸的欲望的方面。图为1894年英国厂商为其自动冲水的马桶产品所做的广告，广告中宣称该设计可以避免臭味的散发，而其装潢具有皇家般的奢华特色。

对煤矿的价值来说，产出力和位置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但是对金属矿山的价值来说，产出力比位置具有更大的影响。由矿石分离出来的金属，尤其是贵金属，价值都很大，足以补偿长途水陆运输的费用。其市场不局限于矿山邻近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在欧洲出售，西班牙的铁在智利和秘鲁出售，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出售，并且通过欧洲卖到了中国。

各个矿山所产的各种金属，其价格都受到当时世界上产量最大的矿山产物价格的支配。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价格，仅够偿还开采费用，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在贱金属价格中地租只占很小部分，在贵金属价格中这一比例就更小。金属价格的大部分都是由工资和利润构成。

康沃尔锡矿以产量丰富著称于世，据矿区副监督波勒斯说，它的平均地租高达总产量的1/6。他还说，有些矿山的地租超过这个比例，有些则不及。苏格兰由许多产量很丰富的铝矿，其地租也占总产量的1/6。

间或可提供地租的煤矿业

煤矿是否能提供地租，与其自身的诸多条件皆有关系，经综合评价后，唯有那些在偿付劳动工资、预付资本，并使投资者获得利润的煤矿，才能够为地主提供地租。自19世纪起，采煤技术出现了大幅度的飞越，单矿产量的提升使得投资者对煤矿业的发展愈来愈看好。

青铜火盆

这是庞贝古城中发掘出的一个烤火盆，古罗马人在冬天也要烧煤以抵御寒冷。

贵金属的最低价格，也就是它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其他货物的最小量，跟一切其他货物一样，受同样的原理支配。这种最低价格，决定于使贵金属从矿里开采出并运到市场通常所需投下的资本，或者说所消费的食物、衣服和住宅。最低价格必须足够偿还所费的资本，并提供资本的一般利润。

贵金属的最高价格只取决于本身的实际供给情况，而不受其他任何货物的价格支配。煤炭的价格受木柴的价格支配，木柴的缺乏能够使煤炭价格上涨。贵金属则不是这样。如果黄金稀缺到一定程度，那么最小的一块黄金也会比一颗钻石还贵重，能交换到更多的其他货物。

美国亚利桑那州出产的金块

相对于煤矿而言，贵金属矿是否有能力提供地租与其所在位置关系较小。贵金属体积小，运输方便，而其自身的高昂价值完全可以抵消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带来的些许损失。

人类对贵金属的需求，部分出于其实用性，部分出于其美质。除铁以外，也许任何其他金属都没有贵金属有用。贵金属不易生锈和受污，所以如果餐桌和厨房用具能够用金银制造，将更讨人喜欢。银制的煮器比铝、铜或锡制的煮器清洁，金制的又比银制的清洁。不过，贵金属的价值更在于其美质。这种美质使其特别适宜作衣物和家具的装饰。没有任何颜料或染料，其色彩能像金银的闪光那样美丽。贵金属的这种美质，又因为其稀缺而大大增加。大部分富人都喜欢炫耀财富，自己具有别人没有的象征富裕的决定性标志，就是最大的炫耀。如果有一些物品非常稀少，收集这种物品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量，而这么大的劳动量只有他们才能支付，于是这些物品的价值大大增加。也有些普通的物品比这种物品更美丽、更有用，但因为太常见而不稀罕，就比不上这种物品更有价值。实用、美质、稀少，是贵金属之所以贵的原因，解释了其为什么能到处换得很大数量的其他货物。贵金属并不是在作为货币之后才具有高价值，它本身就具有高价值，它也是因此而适宜作为货币。但是需要指出，贵金属的这种新用途，由于减少了能被用于其他用途的数量，从而更增加了其价值。

提炼白银的过程

从矿砂中提炼白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过程，首先要仔细地清洗矿砂，然后再将矿砂倒进盐、粪和水银的混合物中用力踩踏，最后再将得到的混合物加以冲洗并加热提炼得到纯银。安第斯山脉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矿脉，银矿的开采大大促进了西班牙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人类对宝石的需求全由其美质。除了作为装饰物，宝石没有其他功能。美质的价值，因为稀少而大大增加。因为采掘困难、采掘费用浩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宝石的高价格几乎全部由工资和利润构成。除了产出力最大的少数矿山外，地租在宝石的价格中几乎不占任何部分。宝石商塔弗尼埃曾考察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钻石矿山，据他所听来的，当地矿山都为国王的利益而开采，国王命令，除产出力最大、所产钻石最美的矿山外，其他一切矿山全部关闭。在国王看来其他一切矿山都不值得开采。

金制盐盒　切利尼

人类对于贵金属的追求缘于对其华美外形的追求。贵金属的最低价格由其耗费的生产资本决定，而最高价格只决定于市场上的实际供求情况。图为巧匠切利尼于1543年为法国国王制作的金制盐盒，以黑檀木为底座。

贵金属及宝石的价格在世界各地都受产量最丰富的矿山产物价格支配。所以，贵金属或宝石矿山能给所有者提供的地租，不与其绝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相对产出力成比例，也就是说，和该矿山对其他同类矿山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如果新发现的银矿比波托西矿山优越，正如波托西矿山比欧洲矿山优越一样，那么银价就会下降，以至于波托西矿山也无利可图。在西班牙属西印度群岛被发现前，欧洲产出力最大的银矿，也许已经能对所有者提供像今天秘鲁产出力最大的银矿对其所有者所能提供的地租。当时全世界的银量虽较现在少得多，却可以交换到与今天等量的其他货物，矿山所有者所得的份额，也能够交换和今天等量的劳动量。矿山产物和地租的价值，即它们为公众和所有者提供的真实收入，今昔可能一样。

最丰富的贵金属或宝石矿山，对世界的财富也不能增加多少。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正在于其稀少，要是多了价值必然降低。那时候，世界能从这种丰富供应中所得的唯一好处就是，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华丽装饰，能用比以前少的劳动量购买到。

托莱多的埃利诺及其儿子的肖像　油画　1545年

人类对宝石的需求更是全部建立在其美丽的外观上，除了作为饰物，宝石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实用功能。这幅油画中所绘的人物是意大利最富有的美第奇家族的第一夫人埃利诺与她的儿子，埃利诺佩带的项饰与腰饰都是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

地面的产出物则与此不同。土地的生产物及地租，其价值不和相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绝对产出力成比例。生产一定数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为一定人数供给衣食住。而且，不论地租占多大的比例，地主总能因此支配相当比例的劳动。最贫瘠的土地，其价值并不会因为附近最肥沃的土地而减少，相反常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养活的众多人口，给贫瘠土地的生产物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的生产物，本来在自己产物维持的人口中是找不到市场的。

任何东西，只要能使生产粮食的土地产出力增加，就不但增加了该土地的价值，并且使生产其他产物的土地的价值也增加。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剩余的粮食增多了，人们对贵金属和宝石等土地的其他产物的需求也增多了；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和其他一切便利品、装饰品的需求也增多了。食物不仅构成世界上财富的主要部分，并且由于食物的丰富而使许多其他各种财货具有了价值。西班牙人刚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的时候，当地的贫苦居民经常用小块黄金作为头饰和服饰。他们看这小块黄金，正如我们看比一般略美的小鹅卵石一样；或者说，值得拾取，但是有人要时却不值得拒绝。所以当新来的客人请求得到黄金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赠与，并不认为赠与了客人非常珍贵的礼物。他们对西班牙人那么热切地希望获得黄金感到非常惊讶。由于他们的食物总是匮乏，所以他们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拥有那么多丰富的食物，以至于愿意用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小量这种会发亮的玩意儿。要是他们能理解原因何在，他们对西班牙人的黄金热也就不会奇怪了。

非洲土著的黄金饰物

贵金属与宝石的罕有价值仅可在人类生活资料已极大丰富的社会中才体现得出来。当西班牙人刚刚发现古巴和圣多明各时，当地盛产黄金，但由于生产力落后与食物的匮乏，那里的居民几乎无法理解西班牙人为什么会对这些不必需的装饰品怀有极度的热情。右图中戴着王冠的人像是安第斯山北部穆伊斯卡民族以金和铜的混合物制成的祭品，而左图的垂饰装饰有两只巨嘴大鸟，来自南美洲的泰罗纳地区。

第三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产品与间或能提供地租的产品价值间比例的变动

不断的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使得粮食产量日益丰富，这必然增加人类对其他仅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前者肯定能提供地租，后者间或能够提供地租。在整个过程中，可以肯定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动，那就是后者的价值不断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对衣服和居住材料、土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矿物、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些物品所能换得的食物越来越多，也就是其价格越来越高。这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数场合的情况，要是不出意外使某种物品的供给大大超过有效需求的话，它就适合于所有情况。

修枝白牡丹　马内　油画　1864年

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良，粮食产量也随之越来越丰富，这使市场中对非食物类的土地生产物需求持续增长，产品价格也越来越高。譬如仅供插瓶玩赏的珍稀花卉并非生活必需品，但其价格足以与大量粮食相交换。

在露天咖啡座的女子　德加　油画　1877年

国家经济整体的发展和技术改良对生产矿石的矿场影响很大，这是由于矿厂所能占据的市场不会特别大，而银矿则完全不同，它的市场是面向整个世界的，因而仅是较微弱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画中的几名女子正在露天的咖啡座中消闲，德加特有的视角带给人们一种静静的窥视感。

例如，石灰石矿的价值，必然随着国家的不断改良和人口增长而上升，尤其当附近只有这一个石灰石矿时。但是银矿就不同，即使周围千里没有第二个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着国家的改良而增加。这是因为，石灰石的市场很少扩展到周围数英里以外，所以其需求一般和小区域的改良与人口增长成比例。白银的市场却可以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处人口都增加，否则需求不会随银矿附近某一个国家的改良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良，但是如果在这过程中又发现了更丰富的新矿山，那么虽然白银的需求会增加，但是由于供给增加得更多，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反而可能会下降。一磅白银所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或者说所能换得的劳动者生活资料（即谷物）的数量可能反而会减少。

白银的大市场是全世界有商业文化的地方。如果白银市场的需求随发展而扩大，但是供给却不能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相对于谷物的价值增加。一定量的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量将增加，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下降。相反，如果由于某种意外，例如发现了新的大银矿，供给在好多年内都大于需求的增加，那么虽然有这些进步，白银的价值也会跌落。一定量的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量将减少，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增加。又如果白银的供给和其需求几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一定量的白银就能继续换得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就是说虽然一切有了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同样的平均货币价格。

以上三种假设包括了改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组合。我们以过去400年中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事实来判断，这三种组合似乎都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并且发生的顺序和我上面所说的大致相同。

关于过去四个世纪中白银价值变更的离题论述

第一阶段

在1350年以及之前的数年，在英格兰，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大约都不低于陶衡银4盎斯，约合现在的货币20先令。这以后，小麦的平均价格跌落到2盎斯，约合现在的10先令。我们认为，每夸特10先令是16世纪初估定的小麦价格，直到1570年还是这么多。

白银相对于谷物的价值提高，也许是因为供给不变而需求增加，也许是因为需求不变而供给减少。这两者同时作用还是部分作用不能肯定，但是以下事实是可以肯定的。15世纪末叶及16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都比过去数世纪安定。政局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当然使土地改良和耕作进步的程度增高，对贵金属及其他一切装饰品、奢侈品的需求也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社会年产物增加，为了流通这些年产物，市场上需要更多的铸币。富人数量增加，需要更多的银器和银制装饰品。但是当时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由于多数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已经采掘将尽，所以开采费用增加是很自然的。

大部分作家在提到古代的商品价格时，都错误地认为，从诺尔曼征服时代起，甚至从恺撒侵略时代起，白银的价值都在不断降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我想，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谷物及其他土地生产物价格的观察，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一种通俗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一切国家的银量自然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其价值由于供过于求自然跌落。

在他们观察谷物价格时，似乎常有以下三种情况使他们走入迷途：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地租都是以实物，即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可是有时候地主也规定，地租可以用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货币支付。在苏格兰，把这种以一定数额货币代替实物缴纳的价格称为换算价格。因为选择要实物还是要货币的权力在地主手中，为了保护佃户的利益，换算价格一般都定得比平均市价略低。例如在许多地方，换算价格都比平均市价的一半稍稍多些。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直到今天还对家禽沿用这种换算办法，少数地方对牲畜沿用这种换算办法。要不是由于公定谷价制度废除了这种换算办法，那么对谷物恐怕也会沿用这种办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由委员会作出判断，对各个种类不同品质的谷物，每年依照各州实际市场价格而定的一个平均价格。这种制度在换算谷物地租时，都按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不是市场实际价格，所以佃户的利益得到保障，地主也觉得方便。但是搜集往年谷物价格的研究者，往往把换算价格误认为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就自认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由于他当时是为某一特殊目的而从事著述，所以在他把这种换算价格用了15回以后才敢承认错误。那时换算价格是每夸特小麦8先令。在他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8先令所含的银量与现在16先令所含的相同，但在他研究的最后一年即1562年，8先令所含的银量与现在8先令所含的相同。

对自然的改善

土地的改良与耕作的进步意味着社会年产物的大幅增加，为了流通这些年产物，市场上需要更多的铸币，而人们对于贵金属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多数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已经采掘将尽，这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很可能是中世纪白银价格走高的原因之一。

第二，某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令，或者是由懒惰的抄写人马虎地抄写的，或者是由立法当局草率地制定的，这些都使研究者受到误导。

午憩　凡·高　油画1889—1890年

人们通常认为一直以来银价在不断跌落，这可能是缘于他们对古代文献记录数据的误读。所谓的公定谷价是根据各地的实际市场价格估算出的一个平均价格，却并不能代表谷物真正的市场价格。两位农人安适地躺在稻草堆上午憩的形象暗示他们仍是紧紧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在古代，有时候小麦以极低的价格出卖，这也使研究者产生误解。他们觉得，既然当时的小麦最低价格比后代的小麦最低价格低得多，那么其一般价格肯定也比后代低得多。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有时候古代的小麦最高价格，也比后代的小麦最高价格高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每夸特小麦的两种价格：一种是当时的货币4镑16先令，合今币14镑8先令；一种是当时的货币6镑8先令，合今币19镑4先令。这么高的价格，在15世纪末叶或16世纪初叶都见不到。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会变动，但是在动乱的时期变动就更剧烈。这时候商业和交通都被中断，使得国内甲地丰富的粮食不能救济贫乏的乙地。12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叶，英国由金雀花王朝统治，当时国家很混乱，一个地区也许很富饶，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地区却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而陷于饥馑；如果有某个敌对贵族的领地介于这两个地区之间，那么前者就不能援助后者。但是在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由于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到敢于扰乱社会秩序。

制炭者　恩佐·塞尔罗　摄影1963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白银与谷物的价格在不断波动与变化，然而一定要牢记，劳动才是决定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图中的几名制炭者正在将制好的木炭收集起来，他们投注在木炭中的劳动是决定其价值的重要因素。

要随时牢记，劳动才是决定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

在人口稀少、土地几乎荒芜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往往比居民所能消费的还多。这时供给超过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商品代表或等于的劳动量大不相同。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由于各种劳动的平均产量大体上总是和其平均消费量相适应，也就是说，平均供给和平均需求相当。又由于无论在任何发展阶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气候中，生产同样数量的谷物都需要花费几乎相等的劳动量（这是因为，虽然耕作改良了，但是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加被农具价格的不断增加所抵消）。所以，可以确信：在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中，等量谷物都比等量其他土地生产物能更加正确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谷物是比任何其他一个或一种商品更正确的价值尺度。所以，在各个发展阶段，我们用谷物与银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与银相比，更能正确判断银的真实价值。

此外，在各个文明国家，谷物或其他植物性食物，都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农业发展使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都比动物性食物多得多。劳动者总是以最便宜、最丰富的食物为主要生活资料，所以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昂贵的地方，动物性食物都只占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很小部分。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高的苏格兰，一般贫民除非在节日或其他特殊场合，很少尝到肉味。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取决于家畜肉或其他土地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量，而不是所能购入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生产物量。

不过，上述对谷物和其他商品价格的粗劣观察，不可能使那么多聪明的作家陷于迷途。他们还受到另一个流行见解的影响。当时普遍认为，国家的银量自然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所以白银的价值随之减少。这种见解毫无根据。

在任何国家，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可能由于以下两种原因：第一，供给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加；第二，国家财富增加，即社会年产物增加。第一种原因的确会减少贵金属的价值，但是第二种原因则与之无关。

农人的七月　手抄本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同样数量的谷物所耗费的劳动量都几乎是相等的。因此，等量谷物都比其他等量土地生产物能更加正确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要判断白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涨落，谷物也是最好的标准。这幅插图描绘了北欧农夫在7月里剪羊毛和收获庄稼的情景。

新的丰富矿山的发现，会使市场上具有更多数量的贵金属；但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如果跟从前一样，那么等量贵金属所能换得的商品量肯定比从前减少。所以，第一种原因必然减少贵金属的价值。

贵族的婚礼庆典　波提切利　壁画　1483年

在贵金属矿的产出量增加或国家总体财富增长的情况下，市场上会出现更多的贵金属。前者会使贵金属的价值降低，而后者则至少会使贵金属的价值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图为两个意大利家族正为其子女的婚礼大肆庆祝。

相反，国家财富增加，即社会年产物增加时，一方面，更大量的商品流通需要更大量的金银铸币，另一方面，人民由于买得起金银器皿，出于虚荣心而对金银器皿的需求增加。精美的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雕刻家、画家在富裕繁荣时代所获的报酬不可能比贫穷萧条时代低，同样，金银的价值也不可能比贫穷萧条时代低。

所以，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段时期，虽然不列颠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财富都不断增长，但是不管贵金属的数量如何增大，都不可能减少贵金属的价值。搜集古代商品价格的作家，既然没有理由根据对谷物或其他物品价格的观察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减低，那么就更没有理由根据国家财富的增加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减低。

第二阶段

不管学者们对第一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有多么不同，他们对第二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却全体一致。

从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大约70年的时期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走势完全相反。白银的真实价值降低了，或者说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比从前少了；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从前每夸特小麦售价是2盎斯银，约合今币10先今，这时售价是每夸特6盎斯或8盎斯银，约合今币30先令或40先令。

印加的黄金　1200年

从1570年到1640年间，白银对应谷物的价值有所降低，美洲殖民地上银矿的丰富出产是直接原因。图为金制的秘鲁印加民族的至上神印提。

大家一致认为，美洲丰富矿山的发现，是这时期白银对谷物的比价降低的唯一原因。对这一事实和原因，从未发生过争执。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产业都大幅进步，对白银的需求随之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远远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反而低落。有必要指出，美洲银矿的发现对英格兰的物价直到1570年以后才有影响，而这时已经距离发现波托西银矿20多年了。

向塞尚致意　莫利斯·德尼斯　油画　1900年

国家财富的增加，会促使人们对于金银器皿、精美的雕像与绘画的需求增加。图为鲁东·维亚尔等巴黎画家们正众星捧月般地围着塞尚的静物作品。

第三阶段

发现美洲矿山所导致的银价低落，大概在1630年到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就已经停止。自那之后，银价似乎就开始上升。到本世纪，银价已经上升，而这种趋势在大概上世纪某时期就已经开始。

据记录，从1637年到1700年，即上世纪最后64年间，温莎市场上最优质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夸特2镑11先令1/3便士。这个价格比16年前的平均价格仅高1先令1/3便士。而在这60年间发生了2个事件，使当时谷物的缺乏远远超过收成不好所造成的程度。仅这2个事件就足以说明谷物价格这时略微上涨的原因，而不必以为银价又进一步下跌。

第一个事件是内战。它阻害耕作，妨碍商业，结果使谷物价格上升到大大超过当时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内乱的影响波及到不列颠的一切市场，而伦敦市场由于完全依靠远方给养，所受影响尤其惨重。所以，根据记录，温莎市场上最优质小麦的平均价格，1648年为4镑5先令，次年为4镑，这两年的谷物价格大大超过1637年前16年的平均价格2镑10先令，总计3镑5先令。要是把这3镑5先令在最后64年中分摊，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谷价只有稍稍上升。这两年的价格虽然是最高价格，但是内战所引起的高价格无疑不只是这些。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颁布的谷物输出奖励法令。有人设想，这种奖励金会促进耕作，从而能增加谷物产量，使国内市场的谷价变得便宜。奖励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谷物生产，减低谷物价格，我下面将会说明，但是我现在只想说，在1688年到1700年间，并没有发生这种预期效果。这个时期，奖励金的唯一效果是，曾经使丰年的剩余不够补偿灾年的歉收，反而抬高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1693年到1699年，英格兰普遍感到谷物缺乏。主要的起因是当时年成不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并不仅只英格兰这样。但是，由于政府继续鼓励对外输出谷物，确实增加了谷物缺乏的程度。所以，1699年曾有9个月禁止谷物输出。

内战中抢劫农舍的士兵

基督教内出现的分歧不仅成为英格兰，也同样成为欧洲各国国内战乱的起因。在这期间，战乱与劫掠使农业遭受了严重破坏，使得谷价稍有上升，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误认为银价在下降的原因。

磨损使银币贬值

银币在流通过程中会受到磨损，这一事实自查理二世的时代以来，已使银币实际的含银量比标准含量下降了25％。市场会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变化并作出反应，18世纪初谷物价格名义金额的增加正是这一系列反应中的一种。

杰尼维勒的麦田　贝尔特·莫莉索　油画　1875年

谷物价格的上升实际上还含有奖励金制度刺激的因素，为了鼓励继续耕作，奖励金制度即使在最丰收的年度仍会设法使谷价提高，而在谷物歉收的年度，政府虽然会停止发放奖励金，但是谷价还是会受到一直上扬的市价影响。

在上述两件事发生的同时，还有第三件事发生。这件事虽然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也不会增加对谷物实际支付的银量，但是谷物价格的名义金额却必然会因此增加。这件事就是剪削和磨损造成的银币贬值。这种弊端开始于查理二世时代，此后日渐加剧，直到1695年。据朗迪斯所说，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比其标准价值平均约低25％。但是构成任何一种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只由银币实际含银量决定，不由标准银币应该含有的银量决定。所以这时谷物价格的名义金额必然因此增加。

由此可知，在本世纪，白银对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稍稍上升，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大概在上世纪某时期就已经开始。

1687年，温莎市场上，最优质小麦的平均价格，每夸特为1镑5先令2便士。这个价格是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所以，从上世纪某时期起，白银对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上升了。到本世纪，这种上升的趋势虽然由于奖励金的作用，没有按照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形而显著起来，但是仍旧保持着上升。

在丰年时，奖励金由于促进谷物的输出，当然会使国内市场的谷价超过本应有的数目。但是奖励金制度的目的，就是在最丰收的年度仍要设法使谷价提高，从而鼓励继续耕作。

虽然在谷物歉收的年度，一般停止发放奖励金，但是奖励金制度还是会影响许多歉收年的谷价。这是因为奖励金使丰年的剩余物异常输出，而导致剩余量不够调剂歉收年的不足。这就是奖励金制度的弊端。

所以，不论在丰年或在歉收年，奖励金都会使谷价抬高到按照实际耕作情况本应有的价格。如果本世纪最初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那么在同一耕作状态下，要是没有奖励金的作用，谷价就一定更低。

谷物平均货币价格上的这种变动，与其认为是谷物真实价值下落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前面说，谷物和白银或任何其他商品相比，是更正确的价值尺度。美洲丰富矿山发现后，谷物的货币价格比从前上升了3倍甚至4倍。当时，人们都以为这不代表谷物的真实价值增加，而是白银的真实价值降低。所以，如果说本世纪最初64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大部分时候都低廉，我们就应该同样说，这不代表谷物的真实价值降低，而是白银的真实价值增加。

畜牧业中蕴含的无限可能

改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18世纪英国的农业环境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农场主们运用配种技术培养出比以往更肥更壮的牛。经济繁荣使得英国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走高，劳动力的货币价格也随之上扬，而并非是缘于想象中的银价跌落。

英国的劳动货币价格，在本世纪中的确有所增加。但这种增加，不是由于欧洲市场上银价降低，而是由于不列颠普遍繁荣，从而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法国没有英国繁荣，从上世纪中叶以来，法国的劳动货币价格随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减少而日渐低落。在上世纪和本世纪，法国一般工人劳动一天的工资，几乎始终等于1塞蒂埃（1塞蒂埃约等于4温切斯特衡蒲式耳）小麦的平均价格的1/20。上面说，英国劳动的实际报酬，也就是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数量，在本世纪大幅增加。这种劳动货币价格的上升，不是由于欧洲一般市场上银价的跌落，而是由于英国这个特殊市场特别乐观的环境而使劳动的真实价格上涨。

美洲银矿发现后的初期，白银在欧洲市场上仍旧以原来的价格或不太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售。所以这一时期银矿的利润非常大，远远超过一般水平。但是不久，人们就发现，高价输入的白银不能以高价卖出。白银能够交换的货物量逐渐减少，银价逐渐落到自然价格的水平。也就是说，银价仅够按照自然率支付上市所需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了。前面说过，秘鲁大部分银矿都要向西班牙国王缴纳总产额的1/10作为赋税，从而吞食了全部地租。这种赋税，最初为总产额的1/2，不久减低到1/3，接着又到1/5，最后为1/10，一直继续到现在。对秘鲁大部分银矿来说，这就是偿还矿产家资本并支付其一般利润后剩下的全部。矿产家的利润曾经非常高，现在却仅够使他继续开采了。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金碧辉煌的歌剧院

所谓的流行理论试图使人们相信，贵金属不易消耗，而且多年来不断地涌入市场，这必然会造成供大于求。事实上，大规模的制造业与建筑业将在镀金等工业环节中消耗大量不可恢复的贵金属，所谓的“供大于求”并不存在。图为1783年建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巴洛克风格的马林斯基歌剧院。

美洲银矿自从发现之日到现在，其出产物的市场一直在扩大。

为了供给广阔的市场，每年各矿山生产的银量，不但要供应所有繁荣国家不断增加的对银币和银器的需求，还要弥补所有国家银币和银器的不断磨毁。

贵金属用作铸币、器皿，以及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商品，这种消耗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消耗每年必须有极大数量的供给。某些制造业中所消耗的贵金属，跟总消耗比起来也许不算多，但是由于消耗的速度很快，所以感觉特别明显。例如在伯明翰，某些制造业镀金包金所使用的金银量，每年总计达英币5万镑。这5万镑金银一旦用于这种用途，就绝对不可能再行恢复。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全世界类似伯明翰这种制造业，以及镶边、彩饰、金银器、书边镀金及家具等物上所消耗的金银，每年不知道有多少。这些金银在运输过程中所损失的数量也肯定不少。此外，亚洲各国普遍有把宝物埋在地下的习惯，埋藏的地点当埋主死掉以后往往无人知晓。这种习惯也会增加金银的损失。

诱人的小吃

即使贵金属的价格在发生变化，相对于可食用的土地产出物，其变化也是微乎其微的。可食用的土地产出物一方面年产量不够稳定，另一方面又极易被作为生活资料而消耗掉，难以在市场中保持稳定的占有率。

和金银相比，每年由矿山提供给市场的铜和铁的数量要大得多。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些贱金属的供给会超过需求，从而使其价格日趋下降。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贵金属就会这样呢？铜和铁比金银耐磨，但是其磨损的机会大大高于金银。它们比金银的价值小，所以人们对其保存也不像对金银那么上心；但是，金银并不一定比铜和铁更能长久保存，它也经常以各种方式毁损和消磨。

所有金属的价格虽然都会有变动，但是跟其他土地生产物相比，其逐年变动的幅度非常小。贵金属价格突然变动的可能性比贱金属更小。金属价格之所以不易变动就在于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谷物，到今年年终就会全部或几乎全部吃光，但是几百年前所采出来的铁，到现在可能还在使用。几千年前所采出的黄金，也可能有一部分还在使用。每年消费和生产的谷物量相比，总是保持大概稳定的比例，但是不同年份所使用的铁的数量，几乎不会受到该年铁矿产出量偶然变化的影响。所使用的金量更不会受金矿产出量变动的影响。所以，金属矿和谷物相比，虽然前者的产量每年变动更大，但是价格变动却很小。生产量对这两种不同生产物价格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黄金价值和白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在美洲的矿山被发现之前，欧洲各造币厂所规定的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为1∶10至1∶12，即1盎斯纯金的价值被认为与10至12盎斯的纯银相等。到上世纪中叶，这一比例改变为1∶14至1∶15，即1盎斯纯金的价值被认为与14至15盎斯的纯银相等。于是，金所能交换的银量增多了，即金的名义价值增加了。金银这两种金属的真实价值虽然都有所下降，但是银比金落得更低。由于美洲金矿银矿的发现，金银的丰富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但是银矿比金矿似乎更加丰富。

每年由欧洲大量向印度输运白银，使得英国一部分殖民地的银价对金的比例日趋下降。加尔各答的银价与欧洲一样，认为1盎斯纯金价值等于15盎斯纯银。这个比例和黄金在孟加拉市场的价值相比有点太高。中国的金银价格比例仍旧是1∶10或1∶12，日本据说是1∶8。

银柄象牙餐具　荷兰　约1860年

根据历史数据来计算，自欧洲各国大力开采美洲矿藏之后，金、银这两种贵金属的真实价格的确较以往稍有下降，而由于银矿产量较金矿产量更为丰富，故而只有以更多的白银才能交换到与以往等量的金，也就是说白银相对于金的名义价格下降了。

根据梅更斯先生的计算，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数量的比例将近1∶22，也就是每输入1盎斯黄金，就同时有22盎斯白银输入。但是，输入欧洲的白银又有相当一部分转运到东印度，于是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比例大概跟其价值比例相同，即1∶14或1∶15。他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这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一定等于数量比例。所以他认为，如果没有白银不输出，那么它们的价值比例就会是1∶22。

但是两种商品的价值比例与它们在市场上的数量比例，不一定相等。例如，一头值10几尼的牛的价格，约为一头值3先令6便士的羊的价格的60倍，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推断，市场上有一头牛，就有60头羊，这是非常荒谬的。所以，如果根据金银的价值比例是1∶14至1∶15，就以为市场上的金银数量比例是1∶14至1∶15，也是非常荒谬的。

通常，市场上金和银的数量之比，比它们的价值之比，要大很多。在市场上，廉价商品与高价商品相比，前者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后者，总价值也大于后者。例如，每年上市的面包，不仅数量比家畜肉多，价值也比家畜肉大。因为购买廉价商品的顾客肯定比购买高价商品的顾客多，所以廉价商品能售出更多的数量和更大的价值。廉价商品的总量对高价商品的总量的比例，通常肯定大于一定数量高价商品的价值对等数量廉价商品的价值的比例。

路边的招牌

在经济领域中，表面的价格并不能说明一切，虽然金相对于银的价格比以往略高，但是并不意味着金矿能比银矿带来更多的地租收入。图为一家面包店摆在路旁的招牌，表面价格很高的面包也未必能给商家带来较多的收入。

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银的价格可能永远比黄金低，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就今天西班牙市场的情况看，或许可以说黄金比白银便宜。这是根据两种金属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其可能长时期供应市场的最低价格所说的。所谓最低价格，就是它只够补偿商品上市所需的资本和提供一般利润，不能提供地主的地租。这种最低价格全部由工资和利润构成。现在在西班牙市场上，黄金比白银更接近于这种最低价格。

钻石和其他宝石的价格，现在或许比黄金更接近这个最低价格。

怀疑白银价值仍继续下降的根据

现在欧洲的财富正在日益增加。流行观念认为，贵金属的数量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而贵金属的价值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所以很多人相信，欧洲市场的金银价值一直在跌落。而许多土地生产物的价格正在不断上升的事实，使他们更相信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已经说过，由于国家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贵金属数量，绝对不会降低贵金属的价值。可以再解释如下。富国的奢侈品和珍奇品肯定比穷国多，这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便宜，相反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昂贵。因为它们可以在富国卖得更好的价格，所以它们都流入富国。贵金属流入富国的原因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优越性，就不会有这种趋势。

我也说过，谷物，以及一切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如家畜、家禽、各种猎物、地下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变得昂贵。这些商品能够比以前交换更多的白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白银的价值降低。我们只能说，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了，所以其名义价格也提高了。银价实际上并没有低落。

艺术品陈列室　瓦萨里　油画18世纪

正是由于富国市场内各类生活必需品及奢侈品的极大丰富，才有能力使更多金银进入市场流通。这幅油画表现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艺术品的欣赏成为流行的时尚，艺术家的陈列室中也招徕到大批的顾客。

改良进程对三类天然产物的不同影响

有三类天然产物。第一类，人类的劳动无法使其数量增加；第二类，人类的劳动能使其数量随需要增加；第三类，人类的劳动虽然能使其数量增加，但是增加的实际数量却不一定如人意。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第一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可以无限制地上升；第二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虽然可以大幅提升，但是不能长久超过某一限度；第三类天然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改良进程中也有提高的趋势，但是在同样的改良程度下，价格则有时下降、有时上升、有时不变，随意外事件而定。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谷物或者一般商品的价格低廉，表明金银的价格昂贵。金银的价格昂贵，根据供需关系，可以推断金银的数量稀少。有一种经济学体系，认为金银数量多的国家就富裕，金银数量不足的国家就贫穷。于是，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很多研究者，就以谷物或者一般商品的价格低廉，证明当时的一般国家都贫穷、野蛮。关于这种经济学体系，我将在第四篇详细说明。在此我仅想说，金银价格的昂贵，只可以证明供给世界市场的金银矿山的贫瘠，不能证明某个国家的贫穷、野蛮。原因如下：只有富国才能支付金银的高价格，贫国不能，所以富国的金银价格才昂贵。例如，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是金银的价格在中国就比欧洲各国都高很多。

1588年的伦敦

一度在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学说认为金银数量多的国家很富裕，而金银数量不足的国家则比较贫穷。但是金银价格的昂贵，实际上只能证明金银矿产不足，无法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不能证明某个国家的贫穷、野蛮。此图表现了1588年伦敦泰晤士河上繁忙的水运状况。

正如金银价格的低落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富裕繁荣，金银价格的昂贵（也就是谷物或者一般商品的价格低廉）也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贫穷野蛮。

不过，虽然谷物的价格低廉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贫穷野蛮，但是某些特殊商品，如牲畜、家禽、各种猎物的价格比谷物低廉，却差不多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贫穷野蛮。这明显可以说明两个事实。第一，这种产物的数量比谷物多，可以推知畜牧荒地的面积比谷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比谷物耕地低廉，可以推知该国的大部分土地没有加以耕种和改良。这可以说明，这个国家正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

如果完全是由于银价的跌落引起物品价格的上升，那么所有物品的价格应该受到同等比例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银价降低1/3、1/4或者1/5，所有的物品价格也应该同样升高1/3、1/4或者1/5。但是，现在人们议论纷纷的各种食品价格的升高，其比例却参差不齐。从本世纪的情况看，即使是那些认为由于银价跌落而引起物价上升的人们也承认，谷物比其他食品的价格上升率小得多。所以，不能认为其他食品的价格上升全部由于银价跌落，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原因。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原因，也许已经可以解释这一点，而不用去假设是由于银价跌落。

直到最近的异常不良季节以前，本世纪最初64年间的谷物价格比上世纪最后64年间低廉。这个事实，温莎市场的价格表、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所努力搜集的许多市场账簿都可以证明。这种证据本来很难得到，但是现在比预期的还多。至于最近10年或12年的谷物高价，可以用年成不好来充分解释，不必假设是由于银价跌落。

所以，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说明银价在不断跌落。持这种错误见解的人，对谷物价格和其他食物的价格都没有认真地观察。

也许有人说：即使照上面的解释，但是等量的白银所能购买的某种食品的数量确实比以前少了；这个事实，无论是由于白银的价格跌落还是这种食品的价格上涨，对于一个只有一定数量白银的人来说，确定这种区别毫无意义。我当然不敢说，知道这个区别就能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货物，但是知道这种区别绝不是毫无意义。

知道这种区别，就可以确定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如果某种食品的价格增加只是由于白银价格的降低，那么我们只能知道美洲的矿山非常富饶，而不能知道国家的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情况如何。它或许像葡萄牙、波兰那样，正在日渐衰微，或者像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正在日益繁荣。土地是一个国家中最大、最重要、最持久的财富。如果公众能够知道，这最大、最重要、最持久的财富正在增加，那么对他们来说至少能得到一定满足。

准备进入围栏的牛仔　弗雷德里克

当畜牧业产品的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个国家的土地改良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国力必定相当孱弱。图为19世纪下半叶，美国牧场主为了使散牧的牲畜不致侵害田地里的庄稼，发明了以围栏圈养的方法。

现在正处于歉收年份，昂贵的谷物价格肯定使一般贫民受苦。在丰年，谷物以一般价格出售，其他生产物的价格自然上升，但不会使他们太受苦。更有可能使他们感到痛苦的，是食盐、肥皂、皮革、麦芽、啤酒等制造品，由于征税所导致的人为涨价。

改良进程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改良会自然地逐渐降低一切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一切制造业的费用都会随着改良逐渐减低，没有例外。机械改善、技巧进步、分工细化，这些都会使任何工作所需的劳动量大减。虽然社会繁荣会使劳动的真实价格大幅增高，但是必要劳动量的减少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绰绰有余。

如此美好　1852年

如果商品价格的提高的确是缘于传说中的银价低落，那么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应该完全一致，但历史数据再一次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谷物的高价实际上是由连年的歉收造成的。孩子站在老旧的椅子前，面前的一份简单而廉价的早餐已经让他感觉如此美好。

确实有些制造品，从改良所得的利益不够补偿原料真实价格的增高。例如很多木器，其制作过程由于使用最好的机器、最大的技巧、最完善的分工，而使劳动量大大减少，但是这些都补偿不了木材的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上涨。但是，在原料的真实价格没有增加或增加有限的场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一定会大幅下降。

这两个世纪，物价跌落最明显的要数以铜、铁、铝等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上世纪中叶需要20多英镑才能买得的手表，现在恐怕只需要20先令。铁匠所制成的物品、各种钢铁玩具，以及伯明翰、设菲尔德（这两地的钢铁产品赫赫有名）出品的一切货物，价格跌落的程度虽然没有手表那么大，但是也使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惊讶。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即使以2倍甚至3倍的价格，他们也造不出同样优良的产品。也许以贱金属为材料的制造业比其他制造业都更适宜分工和机械改良。它们的制造品价格特别低廉，就不足为怪了。

土地的价值　怀斯　油画　1948年

一旦认识到贵金属价格涨落的真正原因，我们就会意识到唯有土地及其带来的劳动年产物，才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与持久的财富。一位年轻的女子坐在广袤的原野上，俯身向前，像是已经为大地的丰厚与慷慨而感到满足。

轧铁工厂　门采尔　油画　1875年

对于一切制造业的产品，改良的进程无疑会使它们的价格持续降低，特别是以铜、铁、铝等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这幅油画描绘了在烟雾弥漫、机轮滚滚的钢铁厂中工人们紧张忙碌的工作气氛。

本章结论

我将以下面这个结论来结束这冗长的一章。即，每一次对社会状况的改良，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加，从而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

土地改良和耕作的扩大，可以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随着土地总的生产量的增多，地主所得的份额必然随之增多。

有一部分土地的天然产物，其真实价格的提高，最早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结果，后来又成为促进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原因。例如，牲畜价格的提高，会以更大的比例直接提高土地地租。牲畜的价格提高，是由于真实价值提高，而这种提高并不需要比以前多的劳动量来取得，也就是说，只需较小的部分来补偿雇佣劳动的资本及支付一般利润，所以留给地主的地租部分就多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既然能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也就能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通常会把他消费不了的土地产物拿来交换制造品，所以凡是能够降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东西，都可以提高土地产物的真实价格，也就是提高了土地的真实地租。因为，等量的土地产物这时可以换得更多的制造品，也即更多的便利品、装饰品和奢侈品。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所雇佣的有用劳动的增加，都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这些财富和劳动，必然有一部分流向土地。土地生产物会随着所投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地租也会随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提供种羊　1810年

畜牧业的改良会使家畜的市场价格大幅提高，并为地主留下了较多的地租。图为英国牧场主罗伯特·贝克威尔向那些希望提高畜群质量的农民租借品种优良的公羊。他的羊经过特殊的选择工序，生长周期短而且肉质鲜美。

如果与上述情况相反，例如忽视土地改良和扩大耕作，就会导致土地生产物真实价格的降低，从而减少地主的地租。制造技术退步、制造业衰退导致制造品真实价格提高，以及社会真实财富的减少，也会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减少，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的购买力减少。

前面已经说过，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其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这三个阶级，即分别以地租、工资和利润为生的三种人，他们构成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和基本的阶级。其他阶级归根结底都是从这三个阶级取得收入。

英国农庄　哈姆夫利·拉伯顿　1790年

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阶级，即地主阶级，他们的利益是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密切相关的。他们这个阶级获得收入非常容易，因此也非常容易成为懒惰而无用的阶级。图为18世纪英国某地的农庄，耕地用围栏保护着，牛羊则散牧在未利用的土地上。

由此可知，在这三大阶级中，第一个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只要是对社会一般利益有影响的，必然同样影响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在谈论商业及政治问题方面，为本阶级的利益打算——如果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很清楚，绝不会误导国家。但是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阶级的利益。在上述三个阶级中，地主阶级是特殊阶级，他们获得收入非常容易，不用劳心也不用劳力。他们的安乐稳定地位使他们很容易懒惰，而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且使他们不会思考，以预测和了解任何国家规章的结果。

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生活的阶级的利益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前面说，当社会处于进步状态时，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最高。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就会降低到只够他们维持生活。当社会处于退步状态时，他们的工资甚至会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下。劳动者在社会繁荣的时候享受不到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社会衰退的时候却比任何阶级都要承受最大的痛苦。但是，虽然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利益息息相关，但是他们却没有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不能理解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们没有时间接受这些信息，即便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正确判断这些消息。所以，在讨论商业及政治问题方面，只有当雇主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鼓动劳动者发言的场合，劳动者才发表意见。他们很少能有发言权，至于他们的发言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更加少见。

纺织厂中的童工

靠工资生活的劳动阶级在社会进步时，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而一旦社会走入衰退，他们就要比另外两个阶级承受大得多的痛苦。图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纺织厂里工作的妇女与童工，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雇主创造更多的利润。

第三个阶级，即靠资本利润生活的雇主阶级。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推动着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资本家的规划设计支配着劳动者的一切主要活动。但是，他们的规划和设计都是为了追求利润。利润跟地租和工资不同，不会随着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它在富裕的国家高，在贫困的国家低，在迅速衰退的国家中最高。所以这一阶级的利益跟前两个阶级不同。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使用的资本最多，最富裕，所以也最受到社会尊重。他们比大部分地主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这是因为他们终日规划和设计。但是他们通常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为一般社会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无私的时候，也总是取决于对前者的考虑，而不是后者。他们比地主精明，但这与其说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不如说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因为他们比地主有更深的理解力，所以他们往往利用地主的无知行使诈骗手段，使地主相信，他自身（指地主）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指资本家）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从而使地主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利益，去迁就他们。事实上，资本家的利益和公众利益往往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对资本家来说，符合他们利益的是扩大市场，减小竞争。前者对公众有利，后者则不利于公众。竞争减小以后，资本家的利润就会提高到一般水平之上，而公众却不得不承受不合理的负担。所以，对这个阶级所提出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该十分小心地予以考察，绝不能随便采用。因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一般来说，就是欺骗公众，甚至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欺骗和压迫。

在展厅中小憩的商人们

雇主阶级依靠资本利润生活，他们有头脑，精明，终日规划和设计如何谋取更高利润。然而他们通常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是三大阶级中唯一一个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阶级。图为寻求投资机会的英国商人在富丽的展厅中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