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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星际迷航》第二季开拍。那天早上，乔治来到自己的化妆间，却遇到了意外状况。

化妆间里挂着两套演出服。第一季取得成功后，编剧给故事新增了一个人物——星舰上的副指挥官。由沃尔特·凯尼格饰演剧中的帕维尔·契科夫，他将与乔治一同掌舵星舰。

乔治大发雷霆。“坦白说，我恨他。”他回忆道。这个角色是他一手塑造的，他不能忍受别人来瓜分自己的胜利果实。“我简直要气炸了。”

而当凯尼格出现在化妆间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讨厌这个！”

“我更讨厌这个！”乔治反唇相讥。

凯尼格迟疑了片刻：“你也是？”

“当然，”乔治答道，“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吧，但至少你不必戴着它。”凯尼格说。

乔治这才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两码事。凯尼格说的是手上拿着的那顶松垮垮的假发，制片人要求他戴着假发出境。

尴尬之下，乔治稍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怒气，听凯尼格继续说下去。听着听着，他慢慢放下了戒备。

凯尼格和他一样，也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当医生的哥哥。他本人一直在努力打拼，希望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所突破，能让家人认可并尊重他的职业选择。“我看得出，他是一个有抱负的演员。和我一样，他为能在这样一部优秀剧作中得到一个角色而兴奋不已。”乔治说，“我心里的怨恨变成了同情，继而又多出了宽容，最后全都化为一份认同，因为我们的命运是那么息息相关，我们的理想抱负又是那么相似。”

听完凯尼格的经历后，乔治不禁丢下了内心的骄傲，接纳了这个伙伴。“我们来一起演。”他说。

就这样，他们组队成功。两个人相互依靠，相互扶持，共同执掌着进取号星舰的方向盘。苏鲁和契科夫这对搭档不仅成了《星际迷航》中的经典形象，而且也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搭建创新团队提供了经典范例。

时隔40年，乔治在洛杉矶迎娶自己的挚爱布莱德，为他担任伴郎的，正是沃尔特·凯尼格。

[1] 在罗默笔下，对付这个亚洲版莫里亚蒂的是侦探丹尼斯·奈兰·史密斯。他个性分明，胆识过人，思虑周全。当然了，他是个英国人。

[2] 不管怎么说，美国当时与德国和意大利也互为仇敌。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怀俄明州的议员亨利·施瓦茨，还是纽约方面的代表路易斯·卡珀佐力，都不曾有过因战争而遭家人被草率关押的经历。

[3] 一家人之后又被送往图勒湖战时安置点，直到1944年罗斯福总统撤销对日本人的关押令后，他们才重获自由。

[4] 在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后，梅威瑟——已经获得三届布加迪斯大赛冠军并荣获三次全美金手套大奖——当着年幼儿子的面打了自己的女友，还警告孩子们不得报警，否则就要挨揍。世界冠军挑战小学生，这算不算公平对阵？

[5] 再次声明，我不热衷体育，但是这本书真的很吸引人。

[6] 此外，他们还更愿意从新的视角去思考规则，思考比赛，听起来很像是马克·提根或是内莉·布莱的风格。

[7] 1992年奥运赛场上夺冠的美国男篮据说曾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因为队伍中的很多顶尖高手互相不买账。直到“魔术师”约翰逊主动将头号选手的光环让给迈克尔·乔丹，局面才得以缓解。尽管他们二人的性格并不一定谦逊，但各让一步的结果是，整个队伍因此步入了正轨。

[8] 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社会与孤独》，1870出版。

[9] 对奥斯卡·王尔德的那场审判恐怕是大众第一次关注到此类隐秘情事。在几番公开听证后，王尔德因恋上同性被指控犯下了“猥亵罪”，继而身陷囹圄。其中的讽刺意味实在值得深思。

[10] 法国电影蕴含着一丝对同性恋群体的包容姿态——尽管屏幕上未曾直接呈现。早在1957年，法国电影《鸵鸟蛋》一片中就出现过此类情节。而拍摄于1964年的法国影片《特殊的友谊》——改编自194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则对一个天主教寄宿学校内男孩之间的情感进行了更加写实的描述。

[11] 人类通常在两岁左右就会有此体验，确切时间点会因个体差异而有所提前或推后。

[12] 人们发现，鉴于故事会调动起我们的多重感受，因而它能让我们更好地记忆信息。神经科学家们有一句名言，“同步放电的神经元会串联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故事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或者调动了我们的情感时，更多的神经元会被激活，大脑存储信息的能力因而被加强。

[13]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苦不堪言。2017年底，就在本书进入最后一轮编辑之时，《好莱坞快报》爆出了一则新闻，称有人指控乔治在1981年曾犯下强奸罪。乔治否认了该指控，而指控者本人后来也承认自己夸大其词，该罪状并不真的存在。然而，绝大多数人只记得他们最初听到的版本。

[14] 若是将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发动的镇压黑人民权运动的战争作为参照，那么关于美国人最初为何会进军越南的逻辑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假如穆罕默德·阿里发表意见的话，他肯定会说：“我不会和越共为敌，因为没有哪个越共把我叫作黑鬼。”

[15] 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统计，每年约有3 000名不吸烟者因吸入二手烟而丧生。

[16] 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有些研究还反映出类似的问题：比起外团体中的陌生人，与我们同一种族或同一性别的某个陌生人更能有效地说服我们杜绝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我们对自己认定的内团体成员抱持一种与生俱来的接纳心态，因而更容易被他们的诚恳诉求所打动，以至于完全丢掉了自己原来的想法。真是讽刺。

[17] 有时候，红酒也有相似的作用。

[18] 有些学者可能觉得这一论断难以成立，但如果他们读过伊丽莎白·特里斯、劳拉·比文、乔治·巴拉萨、杰夫·施劳兹、保罗·扎克等人在《行为神经学前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体内分泌的后叶催产素对消除货币转移过程中的内团体偏见之影响的研究》，他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这个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结论。

[19] 我认为，人文教育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通过艺术、文学、戏剧、电影以及音乐等形式，将形形色色的故事呈现给我们，以此来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和同理心，让我们能理解并接受他人的视角和世界观。并不一定要通过大学教育或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正规教育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只要人与人之间能展开讨论，进行思想的碰撞，这一目标就能实现。在与他人分享自己对某种艺术形式的感悟时，我们必得说出心中所思所想，从而也让我们必得去聆听他人的所思所想。激发我们想象力和同理心的方式有千万种，但它们殊途同归，最终都回到了分享故事这一种上。我们对艺术的涉猎越是深入，就越是能在全球范围内为创新团队寻找到更多杰出人才。

[20] 委员会同时还听取了阿拉斯加当地人的证言，他们在战时被强行安置到阿留申群岛以北的战略要塞普里比洛夫群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