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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伦曝光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之后，时隔10年，一群人在影院享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观影体验。影片是“007系列”中的最新一部。伊恩·弗莱明创作的英国特工詹姆斯·邦德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亮点不在这儿！他们这一次不能像平时一样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看电影，而是要戴上装备看。仅从表面判断的话，这套装备很像是来自邦德本人的实验室。

负责此次科学实验的是克莱蒙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保罗·扎克。据他观察，当片中出现邦德与坏人斗智斗勇或是濒临危急关头的情节时，观众们的脑部神经“开始神奇地舞动起来”。仪器显示，电影中的故事情节会影响到观众的脑部活动。

而这些脑部活动会使他们的身体产生一些奇怪的反应。当邦德悄悄靠近大楼边缘，而坏人却正在向他逼近时，观众的心跳会加快，手心会出汗。当邦德身处紧要关头时，观众会心生恐惧。当邦德身陷痛苦境地时，观众们也会产生感同身受的紧张情绪。尽管安然无恙地坐在舒适的座椅上，但这些观影者却在脑海中体验着邦德的种种际遇。

当然，几乎所有人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11]比如看电影，看球赛，或是安慰朋友时。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移情心理？为什么会——多多少少地——把别人的感受移植到自己心中？

扎克博士的实验揭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结论。原来，引发这种情感映射的是大脑中的某种神经化学物质。它是一个小小的分子，学名叫后叶催产素。之前人们只知道后叶催产素与怀孕和哺乳有关，并不知道它还有别的作用，当然更不知道它居然能和动作片发生关联。

也就是说，根据扎克的研究，令我们对他人的思想及观点保持开放心态的，正是这个小小的分子。

“当我们体验到被信任或是被善待的感觉时，后叶催产素就会出现，继而激励我们与他人进行合作。”扎克解释道，“因为它能提升我们的移情能力，使我们更容易感受到旁人的情感。”毋庸置疑，移情能力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一项重要能力。正如扎克所言：“它能让我们明白其他人——包括与我们共事的那些人——为何会在某种情境下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举动。”

为了验证这一点，扎克给参与实验的人先注入适量人工催产素，然后再观看慈善宣传片。他告诉这些被试可以给任何一个慈善项目捐款。猜猜结果怎样？与对照组相比，这些摄入人工催产素的人为慈善项目捐款的概率高出了57%，而且捐款总额高出了56%。总体而言，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对慈善宣传片中的人产生了更多关注。

接下来的事情越发有趣。扎克又重做了一次实验，让被试观看了相同的宣传片，但是没有为他们注入人工催产素。他想看看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际互动中，哪些互动有助于形成催产素。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什么因素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分泌更多的催产素？

他的研究发现为人际沟通中最重要且最有用的技巧提供了神经科学层面的解释。

事后来看，答案并不复杂。在另一次实验中，扎克博士让两组被试观看了不同的两套慈善宣传片，一个是以叙事线串联起来的小故事，另一个则没有情节。比如说，一种是父亲对孩子的患癌经历的沉痛诉说，或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员工对宠物被虐待细节的详尽描述，而另一种则是直接呈现有关儿童患癌率或者宠物被虐事件的统计数据。扎克发现，有故事情节的宣传片比起直接陈述事实数据的片子更能激发人们的慈善热情。在对被试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后他发现，观看有故事情节的这部分人血液中的催产素含量更高。这就是说，故事加剧了他们大脑中催产素的分泌。

在前文提到的以“007系列”电影为内容的实验中，被试出现了心跳加速、掌心出汗等症状。这一次，扎克的实验又进一步证实，被试的大脑还会在观影时分泌更多的催产素。通过若干同类实验，扎克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当人们观看以人物为主线的故事时，大脑中就会产生更多的催产素。

尽管不是刻意为之，但扎克博士的确一不小心就用化学的方法解答了数百年来诗人们竭力歌颂的爱情之谜。

是故事让人们坠入爱河。是故事让人与人建立起联结，并且相互关心。

早在尚无文字可考的时期，故事就已在人类社会中彰显出威力。在当时，神话与故事代表着所有人的共同身份。借由故事，人们才能更容易在一起劳作、生存。借由故事，人们才能在一个没有现代通信条件的世界里整合并保存信息。部落中的日常琐事——以及部落中的族群精神和大小典故——都是被口口相传，传遍四方，传至后代。讲述并且记住故事是人类大脑固有的禀赋。^[12]

故事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有力工具，而且还能让我们知道该关心谁，关心什么。表达关心是催产素的职责。假如某个故事中的人物对我们的生死存亡起到决定性作用，那大脑会促使我们做出反应，会使我们记住并且关心那些人。催产素的部分作用是让我们的身体模仿自己的同类，包括呼吸、流汗、用肢体语言传递意义，以及产生情感。如果某人是我们群体中的一员，那大脑就会推动我们与他接近，一起跑，一起跳，一起记住发生的一切。

在同性恋题材的影视剧发展史上，2009年首度公映的电视音乐剧《欢乐合唱团》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作品。克里斯·柯尔弗在剧中饰演了同性恋者科特·汉默尔。

科特并不是异类，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在略显尴尬的环境中艰难成长，几乎每个同龄人——无论是不是同性恋——都能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心直口快却又细腻敏感，做起事来一往无前，个人魅力十足。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科特的苦恼也逐一呈现在观众眼前。他得应付张牙舞爪的同学，得和自己的父亲周旋，还得承受一系列情感上的困扰。《欢乐合唱团》这部电视剧让数以百万计普通大众看到了一个同性恋男孩的真实生存状态。而且，正如同性恋者亚历山大·史蒂文森在新闻中所写：“科特不仅仅是故事中起陪衬作用的配角，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鲜活的人。”

这就是科特存在的价值：电视编剧没有预料到他们塑造的这个人物会改变美国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在使人们接纳同性恋的过程中，他们的确是功不可没。《好莱坞快报》的一项研究显示，27%的美国人认为《欢乐合唱团》以及《摩登家庭》（主角是一对同性恋）是导致他们支持同性恋权益的直接因素。

在同性恋题材的故事中，主人公与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思想、情感、苦恼，也有着各自的家庭。当普通大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此类故事时，他们对这个群体产生的同理心也越来越强烈。在导致我们换位思考、站在科特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过程中，大脑中的催产素不断分泌。它让我们饱含关切。在此类故事的影响下，数百万人抛掉了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不再把他们当怪物看——当外团体成员看，而是将他们接纳为正常人——接纳为内团体成员。

尽管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但对于同性恋故事有所了解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愿意与同性恋者合作。2015年，情景喜剧《我本坚强》中蒂塔斯·安德洛梅登一角爆红荧屏，当时，仅有不到19%的美国人表示不愿与同性恋者共事。认为同性相恋不合法的美国人比例也从50%下降到了25%。在被问及是否接受同性恋推销员的服务时，90%的美国人认为完全可以接受。70%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在意自己的医生、总裁接班人，或者部队中的士兵是同性恋。人们对于同性恋的畏惧和歧视并没有彻底消失，但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大家的思想开明度却翻了一番。

美国人没有理由自己给自己装点门面。毫无疑问，促使大众接纳同性恋的最主要力量来自那些勇气可嘉的普通人（包括许多在娱乐业从事台前幕后工作的人），是他们冒着被世人唾骂的风险大胆向全世界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调查显示，当人们知道了某个人的同性恋身份后，他们对其态度往往会发生积极转变。

那么，在结识一个人后，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会彼此分享故事。我们会把过去看过的喜剧和影片拿出来重温一遍，会在餐厅，在酒吧，在休息室，在餐桌旁，将我们经历过的一切娓娓道来。

遗憾的是，故事的正面威力虽然不容小觑，但它也曾起到过不良影响，这与上一章中提到的平衡理论有关。

19世纪中后期乃至20世纪早期，以亚裔美国人为主角的故事极大影响着外界对他们的普遍看法。当然了，全都是负面看法。

在小说、广播以及早期电视节目中，亚洲人的形象要么是恶魔，要么是笨蛋。这使得公司和学校有了充分的理由去拒绝接收亚洲人。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方面又以此为由，监禁了境内的12万日裔。

请注意，美方在做出如上决定时并没有依托数据。故事战胜了逻辑。你是否曾听说过一些人惯于靠奇闻逸事而非数据来说话？“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家伙……”^[13]

以下是经典平衡理论的表现：

以上图示则严重背离逻辑。通过联想，失衡的大脑将恐怖故事转写成了人人皆有的罪恶。遗憾的是，这样的转写往往是奏效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恐怖故事没有导致后叶催产素的大量分泌，相反，它激活了大脑中的杏仁核。

此类状况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最典型的莫过于越南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士兵被指挥官灌输了大量有关越共罪行的故事，导致他们杀害了数以千计无辜的越南平民。1971年，一个名叫约翰·吉曼的美军下士将士兵接受的洗脑内容披露给媒体：“你们对越南人做什么都不过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历史学家尼克·特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多年的大量历史资料中找到了有关越战罪行的证据，如他所言，“美方的核心观点就是，越南人算不上真正的人”。他继续说道，自打士兵接受训练之初，“他们就被告知，‘不要称对方越南人，就叫他们外国佬，叫他们歪瓜裂枣、酒囊饭袋’。军队统领用尽一切手段，就是要抹杀美国兵的人性，消除美国兵生而为人的一切仁慈，让他们将所有越南人——无一例外——统统当作敌人”。

因此而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强暴妇女，滥杀老人和儿童，把无辜民众当成射击的靶子。这一切引发了当地人血腥的报复行动，以致战争结束后，几千名美国士兵返回家乡时都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曾经的恐怖经历变成了他们记忆中抹不去的一笔。

在整个战争史中，这样的事件并不稀奇。要想让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去对其他人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讲述故事，讲述那些将他人妖魔化的故事。

“伊斯兰国”在早期宣扬白人是恶魔时，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既然白人原本就非人类，那痛恨白人有什么不对？有关叶尔孤白的传说的确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影响。X和其他继续为这个组织出谋划策的人事后也感到了悔恨，他们悔不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该像白人种族主义者将黑人妖魔化那样，在故事里把白人描述成恶魔。^[14]

在故事中将同性恋者妖魔化，这也是导致民众恐惧同性恋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些专家利用奇闻逸事证明了“同性恋者非人类”这一论点，因而使同性恋者的权利得不到宪法的保护。此类故事有些取材于早期的恐怖电影，影片中的怪兽被牵强附会地变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也有些是荒诞不经的传说，说不怀好意的同性恋者强迫好人做了自己的同类。就这样，同性恋者与僵尸、盗肾者、尼斯湖水怪一样，成了街头巷尾流传不息的故事的主人公。

故事自有其威力。它们能促进后叶催产素的分泌，激发同理心，也能引起极端的恐慌。与火、钢铁、核能一样，故事可“好”可“坏”，既可造福于人，也可贻害无穷。

我们可以以宾夕法尼亚州的沈礼江博士为例来说明故事中“好”的那一面。2000年底至2010年初，沈博士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实验中，被试需要观看一些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的公益广告。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观看的是充满骇人场景的广告，比如气管切开术、切断手术以及其他此类案例，而另一些人看到的却是以激发同理心为目的的广告（站在因吸入二手烟而患上肺病却仍然勇敢面对的儿童视角去思考问题）。^[15]沈博士发现，两类广告都能改变被试对于吸烟问题的看法，但是前一类的影响力不及后者。实际上，充满骇人场景的广告让许多被试产生了抗拒，令他们不愿改变态度。据他们所言，这种吓唬人的手段激起了防御心理，会让他们觉得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到了威胁。

相反，能激发同理心的广告不会遭遇这样的抵触情绪。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改变态度，而非因受到胁迫不得已而为之。

另一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沈博士的结论。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奇迹”咨询集团的创始人兼总裁罗伯特·皮尔兹就是其中之一。皮尔兹发现，当人们对试图说服自己的另一方产生同理心时，他们会更愿意去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儿，比如改变自己对某个重大问题的固有看法。举例来说，公司老板原本不敢雇用刑满释放人员，但是当他们听到自己的同行——而非其他人——指出这样做的诸般好处时，老板们转变态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16]

故事是如此善于引发人的同理心，以至于我们会因之而接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经理，因为手下的两个团队成员闹得不可开交而心烦意乱。这两人视角各异，还拒绝接受对方的观点。假设你召集二人坐下来协商，并且宣布，如果他们不能好好相处，那就统统解雇。

你认为结果会怎样？

你我的判断可能是一致的：他们会认为你的警告是认真的，继而停止表面上的针锋相对，但他们依然不喜欢对方。你的威胁只是迫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却并没改变他们的内心。你实则是将他们逼入了组织沉默。

那再来设想另一种情形。你让他俩一起来准备一顿晚餐。禁止在此期间讨论工作。他们只能和对方聊聊自己的生活，比如在哪里长大，在什么情形下遇见了生命中重要的人，生活中的十件最美妙的事，曾经的搞笑片段，诸如此类。

结果会怎样？他们在次日再度共事时，彼此间会不会多一些同理心？对待彼此的态度会不会友好一些？甚至，让我大胆揣测一下，会不会互帮互助、听取对方的意见？

故事的威力再次显现。^[17]

乔纳森·麦克布莱德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白宫人事工作，在本书成稿期间，他在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黑石基金任总经理一职。麦克布莱德和他的同事经过数年实践，对于如何将形形色色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

黑石公司在推动人员多样性——涉及性别、种族、背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上曾经用尽了心思，遗憾的是，这家公司多年来的遭遇和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个案——那些合并后走向下坡路的企业，以及分崩离析的团队——并无不同。对于形形色色的人而言，和平共处可能是个极其难熬的过程。假如你是团队中的少数派，你很可能会保持沉默。如果团队内部的紧张氛围过于浓重，那整支队伍都有可能陷入组织沉默。黑石公司为提高团队成员多样性所做的一切努力只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到归属感。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麦克布莱德带领自己的团队从小事着眼，力图让黑石公司的员工——就算存在差异——产生归属于某个分支团队的归属感。这些小小的举措包括培训企业领导，让他们找准机会开展一些有益的微行动计划。但是，黑石公司采取的最有力的措施，是教会大家通过分享彼此的个人故事来凝聚在一起。通过讲故事，通过采取其他一些措施，黑石公司荣登《财富》杂志“最令人羡慕的公司”榜单，成为美国人权观察协会评选出的最能够保障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的统称）权益的工作场所，并且成为领英网站评选出的全球范围内“人们最想加入的公司”之一。

“你得让人们互相关心。”麦克布莱德说，“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得靠饱含深情的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