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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新约》中有一个名叫扫罗的宗教信徒，他思想激进，早先曾以迫害并抓捕耶稣的追随者为己任，直至后来的某一天，他的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去往大马士革的途中，他蒙受了耶稣的召唤。

自此之后，曾经站在基督教对立面的扫罗改头换面，变成了基督教的虔诚使徒保罗。保罗将余生都用在宣扬这个曾被他不屑一顾的宗教上。《新约》中有一半的内容都与他有关。

让马尔科姆X改变主张的，并不是神的召唤，他只是看见了天堂的样子。

1964年，X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发现，先知以利亚在亵渎手中的权力。他养了一群情妇，至少有6个非婚生子女，并且还克扣教会成员的捐献以满足私欲。X怀疑，以利亚根本就不是什么先知。

由于向其他牧师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他被以利亚停职了。停职期间，X决定去实现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心头的梦想——去麦加朝圣。

朝圣之旅异常艰辛。他得穿越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得严格遵守先知穆罕默德定下的规矩，以完成对易卜拉欣及其家人的献祭。来自世界各地难以计数的穆斯林会在朝圣之旅的终点聚合一处，在一片和谐氛围中齐声祷告。

这次经历让X深受触动。“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伊斯兰教的召唤下聚在了一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在无私分享，所有人都在倾其所能，倾其所有。”

他目睹了各种肤色的人是如何心存善念地对待他人，也看到了那些在美国被归入“白人”行列的人是如何“怀着兄弟情谊去真诚接纳他人”。他还看到，那些棕色皮肤、黑色皮肤的人聚在一起微笑祈祷，好像对彼此深有好感！^[4]

见证这一切时，他的内心变得柔软起来。

无数研究表明，即便有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人们也依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原有的信念。这是人们为了维系自我身份而一贯采取的态度。

但是，当我们离开生存之所，离开那个维系自我身份的原有领地之后，有趣的现象会随之而至。

哥伦比亚大学亚当·加林斯基博士及其同事开展的研究表明，在旅行途中，人们的想法更容易“变通”，人们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更容易变得多样化，还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功能性固着”。^[5]

也就是说，在远离自己原来生活的区域之后，我们更容易对自己的既有观点进行重新审视。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在旅行途中究竟遭遇了什么？

在诅咒发誓时，人们觉得换一种语言似乎比用母语更能说得出口。华沙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我们的母语与我们的自我身份之间存在着更多情感上的联结，在用其他语言表达时，这种联结会松动。同样，当身处异地时，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自我身份之间的联结也会变得不那么紧密。

这使得某些东西得以乘虚而入。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平衡论”，它能解释我们为何会因为联想而对人和事产生喜好或是憎恶，也能解释为何在旅行过程中，我们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改变看法。

平衡论指出，我们的大脑会排斥不一致性。当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时，大脑会及时做出调整，会让一切回归原位。

正如下图所示：

平衡理论

比如，在面对上面的图案时，你心中有两个声音。你既认为三角形不错，又觉得多边形也不错。而当你知道三角形也喜欢多边形时，你喜出望外，因为它们两个你都喜欢。如此一来，你的内心获得了平衡。

然而，假如你发现三角形讨厌多边形时，平衡就会被打破。由于三角形排斥多边形，所以你对它们二者很难做出公正评价。

你的大脑会因之受到困扰，你只能在以下两条路中二选一，要么淘汰多边形，要么淘汰三角形。

当我们身处异地、被另一种文化裹挟时，曾经坚守的信仰往往会遭遇挑战。我们会发现，之前用来维系内心平衡的那套观点好像有点站不住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重新找回平衡，二是和过去的一切恩断义绝。后者无疑困难重重。

实验室研究表明，某些东西之所以让我们心存偏见——我们与之形成的一种消极联结，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其进行了理性思考，而是因为大脑在拼命让这些东西与我们既有的观念体系保持一致。

举例来说，当心理学家请一群人进入房间，让他们就一个棘手问题，比如堕胎或者动物实验是否合乎伦理，分别列举正反两方面的论点时，人们总是能罗列出更多的论据来支持自己这一方的观点。但是，在研究人员给出相应提示之后，大部分人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想出新的论据来支持另一方的观点。“看来这些反辩观点似乎早就存储在人们的记忆库中，只不过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唤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这样写道。

在远离熟悉的环境外出旅行时，我们的大脑会卸载某个防御装置，正是这个装置让我们没能在此前客观审视自己的观念和信仰。

这会导致一连串的结果。鉴于在旅行时我们的自我意识会松懈，因此我们更容易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主张。

去陌生的地域走一走，那些大脑为维系平衡自动建立起来的联结将会被打破。旅行有助于我们淡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的隔阂，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个体的刻板印象，就像老鹰队和响尾蛇队在野营时化解矛盾的过程一样。

这正是马尔科姆X在抵达圣地麦加后获得顿悟的根本原因。

“我们同吃同住，用同一个餐盘进餐，用同一个杯子饮水，睡同一张床，盖同一张毯，对着同一个主祷告……这些穆斯林中有最纯正的白种人，他们的眸子蓝如星辰……平生头一次，我没有把他们当作‘白人’来看待。”他写道，“这段经历促使我重新梳理了想法，曾经的一些执念被彻底放下了。”

在与这么多善良的白人亲密相处之后，X很难再执着于所有白人都是恶人的观点。他面前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认定穆斯林是恶人，要么承认自己过去对白人的看法是错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打破先前的平衡。

X的女儿日后说：“他游历越多，感受到的自由就越多。我们都像是放下了枷锁。”

有关马尔科姆X伟大转变的介绍，似乎应该就此打住了。他和《圣经》典故中的扫罗一样，在游历途中看到了光。然而，2011年普利策最佳传记奖得主马拉贝尔·曼宁（很遗憾，这位作者已经身故）却在书中指出了一个被多数人忽略的事实（有数据为证）：独自旅行并不是导致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充分条件。对于马尔科姆而言，情况亦如此。

在马尔科姆从圣地麦加返回之后，时隔半个世纪，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青年白人男子也经历了相同的人生巨变，只不过他的路径恰好相反。

德雷克·布莱克是3K党头目唐·布莱克的教子，后者创立的Stormfront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早年间，德雷克曾深度参与到白人种族主义运动中，为其撰文造势，摇旗呐喊，想尽办法怂恿年轻人投身到种族分裂的阵营中来。19岁时，德雷克就已经在白人种族主义者暗中支持的地方郡县选举中顺利胜出。之后，他开始网罗更多白人种族主义者，意欲和美国各地的种族融合势力对抗到底。在3K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眼中，他不光是个种族分裂主义者、反犹太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且还像是某个蒙神谕降临人间的“选民”。

后来，他离开老家去上了大学。在学校，他开始和背景不同、信仰各异的同龄人打起了交道。他和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交上了朋友，对方还邀请他参加了安息日的晚宴。“他就是想让我看看犹太人的真实生活，以便我在继续唱起反犹太人的调子时，至少知道自己见过真正的犹太人。”在日后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布莱克这样回忆道。

而这之后，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

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共处的这段经历打开了他的视野。他开始去认真面对之前他拒绝面对的东西，比如颠覆他信仰的那些事实。他曾坚信种族和智商有优劣高下之分，而事实证明这纯属伪科学。

“我的思想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面，有时很难调和。”他说。但是，大脑的平衡功能拯救了布莱克，他改变了立场，很快就开始为曾经反对的东西充当代言人了。

类似的故事很能鼓舞人心。当然，很多人即便去过麦加朝圣，即便远离家乡上过大学，也不一定会在人生方向上来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么，在马尔科姆X和德雷克·布莱克改变立场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6年，在克鲁姆雷—曼库索博士和劳斯博士的智力谦逊测试量表基础之上，我新添加了少量问题，以期能对上述疑惑一探究竟。^[6]我向美国国内的数千名被试发放了问卷，想研究一下开明程度不同的人是否会在生活方式上存在差异。

不出所料，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外出旅行”与“智力谦逊”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然而，研究结果还揭示出了相关性更高的另一组因素，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旅行之后会发生思想转变，而有些人旅行之后依然故我？

实际上，那些真正生活在异地的人比起那些仅仅到此一游的人更容易在智力谦逊水平上胜出一筹。比起走马观花般地游览10个国家，在异国他乡某一处生活3~6个月更能影响一个人的智力谦逊水平。

资料来源：shanesnow.com 2017 Survey of US Nationals。

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其他研究在智力谦逊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以游客心态去国外短暂旅行无助于提升一个人的思想开明度，唯有融入异国文化才有可能变得更开明。（除非，如上图所示，你去过相当多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本国文化以外的区域度过的）。旅行时，你不必非得品尝那里的食物，也不必非得接纳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表达习惯以及思维模式。但是，如果要在异国生活，你就只能对那里的一切保持开放心态，否则你会举步维艰。

加林斯基博士和他的同事发现，在基于项目的小组活动中，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研究生更容易跳出常规框架去解决问题。时尚设计师也是如此，在国外生活过的设计师更善于推出创意精彩的优秀作品。

在这个方面，我们姑且可以得出结论：思想开明的人早先可能都广泛游历过。然而，我的研究还反映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非所有智力谦逊水平高的人都曾在国外生活过，但是，在多个不同国家生活过的人几乎都在智力谦逊水平上获得了高分。

这也就是说，旅行本身并不是提高一个人思想开明度的唯一要素。关键在于这个人是否接触了“多元文化”，是否能将多种文化视角兼容并蓄，是否能在多种文化模式中取得平衡。

加林斯基博士及其同事提出了“双重文化者”概念，意思是，一个人同时认同两种文化。“比起单一文化背景的成员，双重文化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流畅性、灵活性和创新性，并且更善于在工作中取得突破。”他们的例子充分证明，有着多重文化背景或是对两种以上的文化持认同态度的人更善于在实践中运用横向思维，也就是说，思想开明度更高。^[7]

事实证明，当我们在思想上接纳多语言环境时，行动上也会变得更有开创性。

我并不是说真的要打开一个人的大脑一探究竟。但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在大脑构造上的确有别于他人。学会说一种以上的语言，这能让我们认识到表达的方式不仅有一种，我们从小到大所使用的那种表达方式可能不如别的方式精确。这会让我们大脑中的语言谦逊水平变高。语言学家加布里埃尔·霍根·布伦解释说：“双语者左脑的顶叶皮质下区——大脑中负责语言功能、概念提炼、抽象思维的区域——在密度上超出了单语者的顶叶皮质下区，而且，随着个体语言水平的提升，其密度还会不断增加。”

大脑内部结构上的变化能增加我们对他人的情感认同，缓解我们害怕失去的心理，意味着理性渐渐战胜了本能，同时意味着在是否改变立场这个问题上，我们动用了更多的理性思考。我们对内心的平衡系统调整得越多，大脑的改变就越多，适应未来的能力就越强。

归根结底，智力谦逊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认知多样性。

在马尔科姆前往麦加朝圣之前，他的自我身份已经遭受了一次重创，他被原来的团队从核心位置上推了出去。而且他已经发现，以利亚似乎并不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真主派来的无所不能的使者。

我们可以看出，在由一个毒贩子转变成布道者的早期经历中，X已经具备了调整观点的能力。只是他的观点多年来冥顽不化，导致他对所有白人都抱着仇恨之心。

朝圣之旅慢慢消融了他的仇恨。但如果留意一下X在1964年及1965年的书信、访谈以及布道词，大家会发现，他是在朝圣结束去非洲生活5个月之后，思想才彻底发生了转变。

离开了圣地麦加，他先是回美国待了一段日子，对新想法做了些梳理，然后就动身去了加纳、埃及以及其他一些非洲国家，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多元文化视角。正是在这些地方，他张开双臂毫无保留地拥抱了种族融合观。他意识到，争取平等不仅仅意味着争取民权，而是意味着争取人类应有的一切权利。

“中东和非洲的这两段经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马拉贝尔在马尔科姆X的传记中这样写道，“正是与非洲的这一次浪漫邂逅，正是非洲的美好、多样性和复杂性”促成了马尔科姆的最终转变。

X自己说过，在“与数以千计把我当普通人平等对待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共同生活之后”，他的种族观彻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