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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火箭手》里的一个片段是我儿时的最爱。影片接近尾声时，警方和一群犯罪分子展开了枪战。这些犯罪分子效力于提摩西·达尔顿——片中的大反派。他的真实身份是纳粹党徒，作恶多端。在手下马仔狙击警察的当儿，他趁机逃进了一艘巨大的飞船。

飞船缓缓起飞，一面纳粹党的巨幅党旗在船上渐渐展开。

犯罪分子头目叫艾迪·瓦伦丁。看见这面旗子时，他愣住了。他看了看刚刚被自己开枪射中的警察……然后，转身将冲锋枪对准了那个纳粹分子。“可能我赚的每一分钱都不干净，”他大声说，“但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我决不会为该死的纳粹卖命。”剧情出现了大反转，歹徒和警察突然间结成了联盟。

歹徒和警察自然不会有相同的价值观，也不会有相同的目标，但当陷入危急关头时，同是美国人这一身份将他们连在了一起。此时，作为内团体成员的美国人必须取得胜利便成了瓦伦丁的更高目标，比起为纳粹分子达尔顿效力，前者无疑重要得多。

正如前文所说，内团体心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让人们正确分辨对方的意图，知道哪些人可信，哪些人不可信。这种心理能带给人安全感，能使人们敢于为了实现进步而去冒险。当《火箭手》中的警察和歹徒按照“都是美国人”这个标准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时，他们会乐于将信任交付对方，以诚相待。

至于创新团队，在涉及此类信任时，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信任一个人的能力是一回事，这一点无关乎内团体或者外团体，但信任一个人的意图——就像最出色的团队所做的那样——却是另一回事，它往往会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当我们对某个人的意图深信不疑时，他的不同之处——不同的信念、不同时段的不同目标，甚至是他犯下的错——会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会尊重对方，因而在面对认知摩擦时，不至因斤斤计较而不欢而散。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或是纠正对方的观点，因为大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相同的：我知道你不是针对我。

乍看起来，这一章似乎给读者抛出了一个难题。严格奉行同一价值观会促进团队合作，但研究表明，这一做法又会使团队形成有害的群体思维。我们还在本章中看到，不同的小团体若要凝聚成一个为宏大目标奋斗的大团体，那么彼此间的尊重将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假如回想一下前文中探讨过的事例，大家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所呈现的案例都是为了说明创新团队的必备要素。警界拍档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人员差异的重要性。“武当派”的经历证明了坦诚相待才能出成果。卡罗尔·瓦隆教会我们如何通过游戏来取得更好的结果。内莉·布莱让我们看到引发公愤有多么重要。马克·提根和马列维奇则让我们意识到永不停歇的好奇心会带来多么大的回报。而在本章中，我们又看到伟大团队中的彼此尊重为什么必不可少。

讲完这一切，本章那个难题的答案实际上已浮出水面，那就是：并非所有要素都同等重要。团队中应该接纳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点，这样的价值观是我们希望人人皆有的。除此之外，其他的那些价值观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奉行不悖——实际上，若是我们在过多的问题上保持了一致，那就说明眼下的这个圈子太小，是时候扩大了。

此外，当一些组织机构谈及自己的价值观时，往往把价值观和实际行动混为一谈。诸如“顾客永远是对的”“简化过程”“找到平衡点”等口号仅停留在策略层面和操作层面，不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多数时候，这些策略和做法的确行之有效，可一旦人们紧扣字眼生搬硬套，杜绝不同意见的出现，那这个公司将岌岌可危。它们有助于员工团结奋进，但也会阻碍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也可以说，创新团队就像一个家。家庭成员之间不一定总能保持一致。有些人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相同的价值观。有些家庭也总会出一两个败家子。但是，在一个和谐的家庭内部，会有一种凌驾于个体差异之上的纽带将大家紧密联结。每个成员都会受家庭传统的影响而相聚在一起，既亲密无间，又不失个性。而这，正如体育专栏作家比尔·西蒙斯所言，有助于构建一种“不自私的文化”。^[11]就像红色军团的冰球运动员一样，一个既能服从安排又能做出积极贡献的成员更容易将团队成就放在个人成就之前。

无论何时遭遇挑战，这样的一支队伍都能采取有效措施，灵活应对，就像俄罗斯五人组、“武当派”，或是平克顿手下的侦探那样。

搭建创新团队还缺最后一个要素。我们在书中已经间接提到过它。伟大团队中的个体成员也必须借助它来调控自己的势能。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我将为大家细细道来。

[1] 至于托马斯·杰斐逊为何能青史留名，也许主要是源于他在任总统前为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或者，是因为和当时的副总统阿伦·伯尔相比，他还算是个好人。众所周知，是阿伦·伯尔杀害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还曾密谋夺取土地，将西班牙人赶出墨西哥，并且以国家主宰者的身份自居。

[2] 另一个原因是，皮埃尔曾因走私罪被捕入狱。但就在吉恩将英国的入侵计划透露给州政府官员后不久，皮埃尔“神秘地”逃离了监狱。针对他们的有罪指控很快被撤销。而在皮埃尔获得自由之后，拉斐特兄弟再也没有踏上逃亡路……

[3] 我们来把整个过程理清楚：有个家伙露出屁股挑衅杰克逊的朋友，因此被杰克逊的朋友一枪打在光屁股上。这家伙的同伴气急败坏要报复，杰克逊出手用马鞭教训了他，结果失去理智的对方为自保开枪击中了杰克逊的臂膀。就是这么简单。

[4] 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害他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在英国人的船上照料伤员时染上霍乱，撒手人寰。所以，他对英国人满心仇恨，若是对方胆敢再来抢夺他的家园，那么就像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他会带着满腔愤怒毫无畏惧地迎战”。

[5] 其实就是19世纪初期的索尔·古德曼。

[6] 《根特条约》为1812年战争画上了句号。该条约签订于新奥尔良战争打响前的几天，但消息传来却是在一个月之后。假如尼科尔斯攻占了新奥尔良并且继续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挺进，那估计这项条约也会变成废纸一张。最起码，英军会把他们在东岸烧杀掳掠的行径原样照搬到这里。当然，一切都只是无法证明的猜想。

[7] 在不带兵打仗共赴超常目标的日子里，杰克逊并不招人喜欢。他总会设定一些奇怪而苛刻的标准。担任总统后，他常当众奚落自己的副总统，还派出数千名印第安人参加西进运动，其中很多人都命丧于此。

[8] 不难想象，市民们怒不可遏。但更令人气愤的是，人们后来才知道，在执行枪决的5天前，和平协议就已签署生效。只不过信使未能及时从华盛顿赶过来。这件事在数年后被新闻媒体披露，差一点成了杰克逊竞选总统的一块绊脚石。如果他真的因此而落败，那也是咎由自取。

[9] 即便奉行统一而严格的价值标准，但明智的团队都清楚一点：若要突破现状，就得允许人们偶尔打破禁忌。以犹太教为例，当出于挽救生命的目的而采取行动时，你有权违背任何一条教义。

[10] 这在当时是相当恶毒的字眼！

[11] 现代政治领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源于不同的价值观，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彼此的尊重。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不同价值观带给我们的好处，没有意识到正是它将我们凝聚在了一起。乔治·华盛顿在总统离职演讲中正是就这一点发出了警告。他痛恨“政治团体”这种提法，因为它割裂了人们的身份，使人们轻易地忘记了自己原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