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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次被人问及他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异，他回答说，同样是在干草堆里找针，别人可能找到一根后就会停手，而他却会接着找，直到把干草堆里所有的针全找出来。

表面来看，他好像是在浪费时间。有必要吗？但正是由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巅峰领域孜孜以求的探索，他才最终以高屋建瓴的视角提出了改变世界的相对论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理论。

通常情况下，即便一些重要的人或事就摆在眼前，但其重要性依然会被视而不见。举例来说，在歌手云集的竞技场上，多家唱片公司都曾给披头士乐队投过否定票。电话、收音机、汽车、电视等设备最初被各自的发明者摆上桌面时，也都受到过众人的诋毁。如今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公司中，有很多——从苹果到爱彼迎——似乎在初始阶段都犯过低级错误。

这让我们重又回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如何才能甄别有用的多样化认知？以便及时捕捉好的观点和想法，且不至因疏漏而错过像爱因斯坦和披头士乐队这样的天才？

事实证明，根本就不该这样问！创新团队要做的，不是去甄别哪些观点有用，哪些观点无用。他们已经意识到，若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突破，任何一个观点，无论它有多荒诞，都不能被视而不见。

马克·提根对于新奇观点的爱好始终未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用这些观点来影响着那些思想保守的市议会成员。

就像苏联国家冰球队队长瓦雷里·瓦西里耶夫——屡次在冰球场上做出格的事儿，为了干掉对手不惜故意犯规，^[7]提根在他的职业领域内也是一个不断挑战“规则”的人。这使得他所在的队伍有可能实现更高目标。

在提根的努力下，威努斯基获得了联邦资金的援助，人均来看，其资助力度在当时高居全国第二。此后，提根又主持开发了圣莫尼卡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在那里建成了一家闻名遐迩的购物中心。他最终成了美国国内颇负盛名的城市规划师，住房与城市发展规划部还出资请他撰写有关经济发展的专著。

年近七旬时，提根还在马萨诸塞大学授课。在电话访谈中，他说他仍然坚信威努斯基可以造一个他曾心仪的大圆顶，但更重要的是，他说，大家能对此建议做出深入思考。从此，这也成了他的信条。“也许会做错，”他说，“也许会走向歧路，但是我有心尝试，假如某个机构恰好也感兴趣，那我们就有可能干成些事情。”

类似于《白底上的黑色方块》和威努斯基大圆顶这样看似荒唐的作品和想法往往不能直接带我们到达成功的彼岸。但是，马列维奇和提根让我们意识到，关注那些超越常规的视角有多么重要。平凡的队伍正得益于此，才最终成了有创造力的创新团队。

问题在于，在搭建团队之初，我们该如何猎得这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1] 评审委员会也并未认定这种做法真的适合火星。

[2] 此处有龙出没！

[3]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平面设计师杰奎琳·凯西所言：“我的工作就是用引人瞩目或是令人不解的图像来让人们驻足，使他们能停下来阅读其中的信息。”

[4] 有趣的是，斯大林下令禁止的，恰恰是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赢得支持的那种艺术形式。在此情形下，马列维奇只得收敛锋芒，开始循规蹈矩地创作一些写实画作，但此类画作却巧妙地表达着一丝忤逆之意。在他自画像的一角，就有一个小小的黑色方块。

[5] 西北大学的教授利·汤普森也曾得出过类似结论。他发现，若是让人们在开始头脑风暴之前先分享一下彼此的尴尬遭遇，那么之后的讨论效果往往更好。“据观察，和对照组相比，分享过尴尬遭遇的小组形成的意见在数量上多出了26%，在类别上多出了15%。”她写道。将自己的某段经历无所保留地分享给他人，“带来的是更强大的创造力”。

[6] 亦有研究表明，年龄和性取向等其他因素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

[7] 在《队长一族》中，《华尔街日报》编辑山姆·威尔逊用大量证据表明，纵观历史上任何一支出色的球队，都有一个敢于越界犯规的队长。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NBA总冠军底特律活塞队，还是90年代强势崛起的古巴女子排球队，这些体育界的明星团队中总有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