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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在评价视觉艺术时，往往以作品是否写实作为标准。艺术作品以刻画现实为宗旨——就像照相机和打印机一样，而这两种工具当时尚未问世。艺术家会在国王或者贵族王公的委托下，利用手头所有的素材，来为一些美丽的人或物绘制画像或是制作雕塑。

虽然技术在不断进步，此番艺术理念却始终存在。石刻艺术家和印花工若是能创作出形象逼真的作品，则会被视作技高一筹。而且，尽管有些艺术家最终走上了探索现实之变形的道路，例如毕加索在作品中通过扭曲生命形态来凸显某种主题，但刻画现实呈现美的能力始终是衡量他们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

然而，人们对于艺术视觉的欣赏标准在某个时刻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包豪斯学派声名鹊起，它以开先河之势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平面设计”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平面设计又影响了包括广告和日常应用软件在内的一系列领域。平面设计不仅仅意味着刻画，它还是一种“视觉上的交流”。目前，它已成为一种艺术语言，以文字所不能及的方式帮助我们传递信息、赢得理解。^[3]若是没有平面设计，我们将无从拥有如今这些千姿百态的网站、电影海报，或者是《探险时光》这样的动画片。

而如今的网站使用者、电影爱好者以及动画迷们不知道的是，催生了平面设计这种全新艺术语言的包豪斯学派，还是仰仗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诞生。

在该学派出现之前，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统治。他们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为了稳固政权，亟须说服俄国的广大民众接受他们的思想。因此，这些人想出了一个妙点子，雇用当地艺术家来绘制一些政治宣传画，然后在俄国各地广泛传播。

巧的是，这些艺术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信奉建构主义。他们主张在创作中大胆构形、大胆着色——主要是红黑两色，崇尚象征主义而非写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像是被剪切成块的建筑图纸，相互叠加堆砌在一起。

举例来说，有一位顶尖的宣传画家，名叫拉扎尔·李西茨基，他创作了一幅建构主义风格的海报，海报中一个巨大的红三角插进了一个白色的圆形，取名为“用红色的楔子击垮白色”，以此来象征社会主义战胜了反共势力。这一类作品被列宁的追随者们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艺术”，却成功地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遍地播撒。

李西茨基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艺术抱持着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艺术可以成为传递思想的工具。也就是说，艺术与现实是可以割裂的，非写实的艺术同样具有价值，甚至比精美的写实作品更有价值。“空间应该被当成舞台或者陈列室，而图画就像戏剧中（或者喜剧中）的角色，在此粉墨登场。”李西茨基解释道，“艺术创作不应是对生活空间的简单模仿。”

建构主义艺术流派在宣传画攻势中大获全胜。布尔什维克尽管在早期势单力薄，此时却因宣传之效而得到巩固。但就在此后，苏联的领导阶层开始担心起艺术家们强大的影响力，唯恐自己的统治因其受到威胁，他们开始打压这些艺术团体，李西茨基的很多同行因此而远走欧洲。

“就是因为斯大林，这些艺术家才投奔西方国家。”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的馆长对我解释道。俄国艺术当时已经对包豪斯学派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稳固政权之后，斯大林就开始打压那些他不喜爱的艺术类型。^[4]她说：“先锋派诞生于俄国，最终却成就了欧洲的艺术文化。”

诚然，平面设计领域的发展受到了多方因素的影响。但宏观来说，现代平面设计是经由包豪斯学派而问世，后者深受俄国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先锋人物正是李西茨基。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李西茨基恰好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的得意门生。

尽管马列维奇对于“艺术零点”的探寻导致他创作出了一些不那么赏心悦目的图画，但这种探寻却向李西茨基等人打开了一扇门，使他们得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正如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里的注解所言：“至上主义将绘画从仅用于写实的传统功能中彻底解放了出来。”李西茨基迈入这扇门，继而开拓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领域。

在多数人眼中，《白底上的黑色方块》不过就是一个黑色的方块。然而，在空无一物的这个方块和世人普遍所认为的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无人曾到达过的顶峰。

换言之，《白底上的黑色方块》终归是有意义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艺术领域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对《白底上的黑色方块》的解读，我们发现，认知多样性中存在着某种有违直觉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坏主意会派上大用场，因为这些坏主意往往能带领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方向。

科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作“偏差容忍启发式”。正如我们的老朋友佩奇教授所言，它是指“在某些时候，一个看似无用的新思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重要的概念说两遍。在某些时候，一个看似无用的新思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关于这个概念，还有一点微妙之处值得我们注意。大家应该记得，在前文中讨论“唤醒”的那一章里，我们提到了合作者是如何将我们从静默状态唤醒继而推动我们有所作为的。但是，《白底上的黑色方块》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列维奇标新立异的至上主义画作并没有推动任何人采取有意义的后续行动。大部分人不认可它，也没有谁强迫所有人接受它。相反，直到有人主动地关注起马列维奇不同于常人的创作理念时，新的可能性和洞见才随之产生。

各位是否已看出其中的差异？“唤醒”会激励我们采取行动，会使我们看见之前不曾看到的东西。而马列维奇和李西茨基所经历的，却是一种“认知拓展”。当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跳出常规认知框架去看问题，并因此而主动地用新视角新方法来思考问题时，“认知拓展”就会发生。

归根结底，当我们将认知方式各不相同的成员纳入团队，并且对他们的想法给予关注时，认知拓展就会出现。事实证明，团队成员之间的视角差异越大，他们相互碰撞出奇妙灵感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不妨将马列维奇视为平面艺术创作团队中的重要一员，尽管他的独特理念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太大作用。李西茨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认真思考了马列维奇的观点，结果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在一些人眼中，塔拉索夫教练无疑是特立独行的，因为他要求队员们学习跳舞，练习忍者之术。也许他是对的。然而，红色军团正是因此开创了独有的球场技巧。塔拉索夫在球队中营造了一种好奇心至上的文化，周遭世界中凡是有助于冰球比赛的，队员们都会去主动关注。

“在某些时刻，你会因为置身于一个让你不明就里的情境而产生好奇心。”山下吉斯先生告诉我们。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好奇心是指人们意欲探索无用事物的一种愿望。但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优秀品质，因为探索的对象也许无用，但探索的过程却往往是有用的。

比利时鲁汶大学开展的系列研究证明，这个观点影响至广。

在研究中，学者们组织了若干个小组进行头脑风暴，每组有8个成员。所有人同时进入房间，按照要求，他们需要就手机游戏或是移动支付软件等话题集思广益，然后在小组协调员的指导下，将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灵感都写下来并一同讨论。

之后的环节较为有趣。为推动小组展开讨论，研究人员会在不同阶段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灵感素材”。有些“灵感素材”非常直白，比如“将可透支信用卡与支付软件相绑定”之类的建议。研究人员会要求大家以此为例，想出更多办法。

而有的时候，研究人员会出一些坏主意。其中之一就是，用手铐来控制用户在移动软件上的消费，当消费过高时，手铐会收紧从而让人产生痛感。很显然，这样的主意肯定不会被商家采纳，同样也不会被立法部门接受。

还有的时候，研究人员会让某些性格古怪的人员加入小组活动。例如帕特里克，一个被妻子、孩子抛弃的潦倒艺人。“帕特里克最好的朋友就是他那条机灵却懒惰的狗。但它有个坏毛病：爱在地毯上撒尿。”研究人员做了这样的说明，“帕特里克目前在做兼职私家侦探，收入所得刚够他买一些廉价香烟和白兰地。”

其后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还记得前文中我们曾提到的那个现象吗？当众人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时，其结果往往比不上个体独自思考时所产生的灵感。然而，在鲁汶大学进行的这些研究中，当一些糟糕的点子，比如令人产生痛感的手铐，被提供给小组成员时，或者当不靠谱的“合作者”加入小组讨论时，结果却出乎意料得好——比之前集思广益时的思考和单打独斗时的想法都要出彩。

就像《白底上的黑色方块》一样，糟糕的点子指引着人们看见了之前不曾看见的世界。

在有关“唤醒”的那一章中，哈伦·内梅特博士的研究已向我们证明，异己分子或是另类想法的存在会迫使团队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当团队中出现不同意见时，大家会更慎重地对待眼前的问题。

她的结论还不仅限于此。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她进一步指出，坏点子的出现也能引导小组获得更多的灵感。“少数派观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代表的立场是否‘正确’。”她写道。

马列维奇推崇的至上主义对错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通过对至上主义的思考，开创出平面设计这一全新领域。

比利时学者安排帕特里克这样的人加入小组讨论，结果却激发了更精彩的灵感，这与“组织沉默”脱不了干系。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有意无意地压制某些想法，因为这些想法超出了团队所认可的范畴。简言之，当头脑风暴活动中融进了一些坏主意时，我们打破组织沉默、提出大胆见解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已经有更不靠谱的想法在为我们垫底了。^[5]

这一结论让我们多多少少地想起了前文中谈到的女性警员们。在一支由男性组成的、行事风格恒久不变的警察队伍中，女性警员——算是少数派——的出现会大有助益。^[6]内梅特博士的研究则证实，即便少数派的观点是错的，只要不被小组成员视而不见，那他们依然能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证明，到访威努斯基的新闻记者若是能在当地多待些日子，那他们就一定能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