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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内莉送往精神病院之前，贝尔维尤医院的医生们就已断定内莉“是他们所接手的病人中最古怪的一个”。

也许是因为她根本就没疯。

假扮成“内莉”的其实是23岁的伊丽莎白·简·科克伦。她为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工作，是名新闻记者，笔名叫内莉·布莱。

布莱克威尔精神病院条件恶劣，这已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但是，没有人知晓其中的细节。就连市政管理人员也不清楚那里面发生过什么。在那里，没有一个医护人员会兢兢业业地照料病人。

岛上卧底10天之后，布莱被普利策救了出来。她依据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并出版了长达17章的新闻纪实，这份纪实占据了《纽约世界报》的所有版面。

“布莱克威尔岛上的疯人院就是一个关押活人的鼠洞，”布莱总结道，“进去容易，但若想逃离，则比登天还难。”

疯人院里差不多有1 600个女人，根据布莱的曝料，她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疯。有一个女人早先患病掉光了头发，因为外表怪异而被送了进来。另一个女人不会讲英语，只会讲德语，医生因为无法和她交流，所以把她送到这儿。还有一个女人，因为早餐吃坏了肚子而被关进了这里。数以百计的女人仅仅是因为不服家中男人的管教而被送进了疯人院。

护士们缺乏专业知识。（有个护士曾经给病人量出了高达150摄氏度的体温！）医生对病人怠慢而轻佻。在内莉·布莱曝光这里之前，几乎没有人对布莱克威尔或是精神病医疗系统给过哪怕一丁点的关注。

在公众眼中，这套系统相当“成功”。

正因如此，布莱的系列报道才在纽约市政厅引起了剧烈的震动。精神病院的残酷现实让政府官员们意识到了资金投入的不足，意识到精神病医疗系统亟待开启全面改革。布莱所做的一切为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诞生铺就了道路，同时，她的行动也唤醒了所有人，让他们能够换一种视角来看问题。最终，在大陪审团的听证下，纽约市政府拨款100万美元整修布莱克威尔精神病院。时隔不久，一场大规模改革在整个精神病医疗系统展开，改革后的新体制更高效，也更具人文关怀。

当布莱的报道赫然摆在面前时，布莱克威尔的医生们恼羞成怒，但一切都晚了。公众——以及政府——都被唤醒了。无论是否心甘情愿，他们如今都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问题了。对他们而言，眼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去寻找一个更高的山峰，一个更好的对策。

假如由布莱克威尔岛上的精神病院来裁决这件事，那么布莱很可能因为充当卧底曝光他们的恶行而受到惩罚。他们会归咎于她，而不是去思考该从她那里吸取什么教训。幸运的是，政府给布莱这一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的揭秘者提供了政策上的保护：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出版自由权”。

在美国，新闻出版往往被视作政府的第四个分支机构。立国之初，政府主要由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立法机构三大分支构成，但是《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出版受保护的地位给出了明确定义。开国元勋们很清楚，新闻出版将会成为推进民主体制的一支核心力量。

调查性新闻报道的目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让蒙受苦难的人得到安慰，让悠然自得的人感受苦难”。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之前不曾有过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冲破静默区。这样的“唤醒”固然会让人不舒服，但它也正是美国的共和政体击退腐败、实现进步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样的进步在很多自由国度中并没有出现过。[2]

美国的立国者们凭借其前瞻性的眼光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团队。我敢说，任何一支优秀的团队都应该以此为鉴。要取得持续的进步，领导者必须要为敢于提出质疑的人提供保护伞，要为发出召唤之声的人给予支持，要让异己分子有勇气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

通过“唤醒”，静默的群体将被推入“可行区间”，群体的潜能将因此被激活。这也就是说，那些唱反调的合作伙伴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我们的敌人，相反，他们是最好的盟友。就像内梅特教授所言，“你不仅要学会尊重和容忍异己分子，而且还要‘敞开怀抱欢迎’他们”。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做到这一点。首先，“挑选”那些会迫使我们认真思考问题的团队成员，就像毕加索身边的吉洛，或是俄罗斯五人小组的教练吉洪诺夫。[3]其次，我们可以邀请视角独到的局外人，让他们来帮我们发现一些我们事后才会发现的问题，就像G集团聘请的布莱恩·米勒。[4]另外，我们还可以将异己分子吸纳到自己的队伍中，并明确告知其义务：及时反映问题，就像美国立国者所设立的出版自由制度一样。[5]

一旦我们将“唤醒”视作积极有益的行为，那我们对待它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6]在这个问题上，五角大楼曾在2016年做出过表率。尽管五角大楼号称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计算机网络，但它却做出了一件令外界大跌眼镜的事——邀请一群黑客，专门去寻找其安全网络的漏洞。

这些黑客受聘于“黑客一号”公司，他们仅用13分钟就找到了第一个安全漏洞。最终，他们共找到138个漏洞。

“有人认为黑客都是些危险分子，会不计后果蓄意触犯法律，”国防部特工丽萨·维斯威尔说，“但事实证明，他们能发挥出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五角大楼请来了“破坏者”，却借此构建了更加安全的计算机网络。美国军方也受此启发，聘请“黑客一号”公司的黑客们去做同样的事。“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陆军部长埃里克·范宁在初次见面时曾对他们这样说。

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权运动领袖、1963年华盛顿游行的组织者巴亚德·拉斯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每一个社区，我们都需要一个善意的破坏者。”他是对的。我们需要那些异己分子，那些敢于表达不同声音的人，那些批评者，那些截然不同的视角，需要他们来帮我们走出静默状态，走进“可行区间”。同时，我们还需要那些能让人们大胆表达、能给人以安全感的领导者。

凡此种种，都可助我们摆脱僵局，实现进步。

但这个观点究竟能够走多远？如果遇到精神异常的人，又该怎么应对？当团队成员中有些人是真疯，或者有些人的想法不合逻辑，那团队从何获益？

事实证明，我马上就要亲眼目睹这一切了。

[1] 出于保护对方隐私的需要，作者对公司名称做了匿名处理。

[2] 普利策新闻奖也会颁给那些激发了社会变革的调查性新闻报道。自布莱之后，更多新闻记者加入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大军，他们曝光过水门事件、水中毒事件，还揭露过枪支走私案和窃听门事件。布莱本人也从未停止过努力，她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人之一，同时也是女权运动的活跃分子。

[3] 在我的记者生涯里，扮演这一角色的是个编辑，她的口头禅就是“再出彩一点”或者“再精练一点”。待到我成立公司，这个角色通常就会由我的搭档戴夫来扮演。不论我提出何种建议，他都会无一例外地说一句“我不这么看”或者“为什么？”

[4] 写书时，我常常会请那些痛恨书籍的朋友，或是我那些无所不知、精通Goodreads阅读网和IMDB影视数据库的好友来帮我挑刺儿。经商时，那些坚决不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那些认为我们的问题严重到无人能解的地步的用户同等重要，他们的反馈意见都有其价值。

[5] 我在工作中喜欢定期听取反对派的意见，会让他们指出我的问题，或是去推翻我的观点。这是个自找苦吃的过程，但它很管用。

[6] 面对“唤醒”时，务必要鉴别哪些是全盘否定式的批评，比如“我很糟糕”，哪些又是有利于改善现状的批评，比如“我的潜能才刚刚发挥出1/10”。前者往往失之偏颇，毫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