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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莉被送往精神病院的那一年，巴勃罗·毕加索刚刚6岁。时隔几年，他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出问题了。

20岁时，他的抑郁症已经非常严重。其后几年里，他的所有画作都在表现一种悲伤和忧思，所有画作都被一片阴郁的蓝色所笼罩。

最终，毕加索战胜了抑郁症，成了西班牙——很快也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画家。但年届60岁时，他的情绪又一次陷入了悲观忧郁的泥沼。

这使得他每天早晨都会重复上演奇怪的戏码。当时陪伴在毕加索身边的，是比他小40岁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吉洛在回忆录里说“他总是带着沉重的悲观心理醒过来”，他会躺在床上抱怨。接着，无一例外，以下这些情节会逐一展开：

女服务员给他端来咖啡和烤面包。毕加索依然躺在床上，抱怨着。“为什么要起床？为什么要画画儿？”他痛苦不堪。觉得自己病了，觉得生活的重压让他难以承受。他会盖着被子继续躺上至少一个小时，而吉洛就在一旁恳求着，希望他起床去作画。

“你没有病，”她会安慰他，“你的朋友们都爱你。你的作品举世无双，大家都这么说。”

过了良久，毕加索才会答一句：“嗯，也许你是对的……但，你确定吗？”

她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确定无疑。终于，在又一番小小的抱怨之后，毕加索会挣扎着起身，然后去作画，直至日落西山。

而到了第二天早上，相同的一幕会再次上演。

与吉洛共同生活的10年间，毕加索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作品的数量超过了此前和此后的任何一个10年。他的“阿尔及尔女人”系列画作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其中最后一幅在2015年的拍卖会上还创下了世界纪录，拍出了1.79亿美元的高价。

我们有理由认为，假如吉洛当年没有费心尽力地哄他起床，那毕加索是否能有这番成就就未可知了。

这个故事教会我们的，并不是如何把一个情绪抑郁的艺术家叫起床去刷牙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具备完成重大任务所需的一切要素，但就像赖床的毕加索一样，迟迟不能采取行动。

这也正是团队中缺乏认知摩擦时会出现的情况。团队成员拥有开展合作所需的各种技能和视角，但它们却没有被好好利用。

论及团体动力时，情绪上的抑郁低落往往不是令我们陷入静默状态的直接根源。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罪魁祸首常常是先前的成就。

我们凭借某一套经验法则取得成功的次数越多，大脑就越会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不够变通。用心理学家的话说，这叫“认知固化”。

当人们长期用同样的方式从事同一种工作时，“认知固化”就会出现，尤其是当那些方式行之有效时。研究表明，人们在长期共事之后，工作方式会越来越相似。刚开始每个人各有各的特点，但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多，人们在说话、办事甚至穿衣风格上开始慢慢趋同。再过一段时间，人们的视角开始交汇相融。人们会学习并且模仿别人的视角。久而久之，人们很容易形成一套相同的思维模式。商界人士通常称之为“最佳选择”，但心理学家不失准确地给它取了名字，叫“群体思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群体思维”会消除认知摩擦。在前文讨论“山岭问题”时我们曾说过，当找寻到自己心目中的最高峰时，人们就会停下来不再前进。

莱斯大学埃里克·戴恩教授在研究中对此做了总结：“认知固化会制约专家的能力，会妨碍他找寻到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会影响他适应新环境，会使他难以在自己的领域中提出富有创造力的想法。”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停留在某一个山岭上不再前进，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被自身的专家视角和经验法则困住了。

在此类情况下，就像毕加索的故事所暗指的，导致我们发挥不出创新团队最大潜能的，是我们缺少一个能从旁推大家一把的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