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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阿根廷的头几十年里，足球一直是精英人士的专属，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会在修葺整齐的私家足球场上踢球。

但是在贫民区，没有人踢球——至少在一开始。

到了192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逼近200万。港口居民中有一半是移民，有1/4是出生在阿根廷的移民的后代。

来自西欧各国的移民很快就形成了小圈子——包括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人在外表和宗教信仰上都有足够多的相似性，因而也构成了一个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少数派。阿根廷的统治阶层担心本国国民的民族身份受威胁。还有什么是专属于阿根廷的？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用“南美牧人”的概念来回答。

在此期间，足球从私家庭院走向了街头巷尾。很快，它就成了工人阶层最喜爱的运动。孩子们开始在人行道上练起了足球。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移民和非移民突然发现他们在同一条街道或是同一个操场相遇了。对足球的热爱将他们联结在了一起。

“在足球的作用下，一种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民族身份被逐步建立起来。”大卫·戈德·布拉特在他长达900页的鸿篇巨制《足球是圆的》一书中这样写道，“阿根廷球员以及阿根廷足球的风格为‘男性气概’一词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标志。”

久负盛名的“南美牧人”就这样被“足球达人”取代了。“足球达人”通常是个出生在贫民区的街头小子，凭着机巧圆滑和坚定意志混出了名堂。他无须在马背上猎守四方，只需在球场上运筹帷幄。他象征着新的阿根廷梦想：从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奋斗成富甲一方的足球天王。[15]

犹太移民缺乏“南美牧人”的气质，那他们是否具备“足球达人”的潜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裔欧洲人约有12万，他们普遍被看成是“外来者”，其着装方式、说话方式，以及宗教信仰都有别于其他移民群体。他们的生活空间主要局限在划拨给犹太人的贫民区里，极少有人把他们看作阿根廷人。

但是，随着足球运动的日益风靡，犹太小孩也开始踢球——有时和自己人踢，有时和外团体的人踢。这种爱好一直延续着，直至他们长大成人。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足球已经成为阿根廷犹太移民中最受欢迎的一项运动。踢球场地就在那些公共操场上。他们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可供闲聊的安全话题。当地报纸也将足球描述成了一种“港口居民的象征”。就这样，踢足球的犹太移民终于成了“港口居民”。

特拉维夫大学的拉阿南·瑞恩教授分析指出，加入某个足球俱乐部，成了犹太移民“变成”阿根廷人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写道：“足球是建构全新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16]

当然，阿根廷的犹太移民并没有放弃原有的信仰，但他们接受了阿根廷人的非官方宗教信仰，并且会与他们一同为全能的主祷告。这使得不同信仰及习俗之间的差距逐渐被淡化。大众对犹太人的态度也逐步趋于平和，不再像过去那样如临大敌了。

就这样，阿根廷的犹太移民变成了“内团体”中的一分子。

巴纳德学院的历史学家约瑟·莫耶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人定居点被解除隔离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仅用了几年的工夫，阿根廷的犹太人就不再因安全感而只和自己人抱团生活了，他们很快就分散定居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布宜诺斯艾利斯仅是个案吗？别忘了，它并不是西半球上唯一一个推广足球运动的城市。足球当时风靡拉丁美洲各地，包括圣保罗、圣地亚哥、墨西哥城——同样是些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在上述地区，足球的确也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起到了消除紧张的作用，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种作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表现得最为典型，港口居民们因为足球而放下恐惧的速度要更快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推动社会变革的因素是多样而复杂的。可即便如此，有一个因素毋庸置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与踢球的人数要远高于其他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骄傲地自诩为全世界对足球俱乐部投入最大的城市，也是踢球人数比例最高的城市。[17]

安东尼斯、诺齐娅、帕拉契等人解释道：“一个在社会生活中融入了游戏（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的国家或地区，会表现出一种流动性更强、民主性更高的特质，对于外来者也更容易保持开放接纳的心态。”游戏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使人们不会因紧张而缄默不语或是言语不当。就算有些游戏要分出输赢，但只要不违背游戏精神，只要不偏离到意欲毁灭另一个民族的错误轨道上去，那它就能够起到促进友爱的作用。和其他同类城市比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更突出。

足球游戏使阿根廷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踢球的人越多，彼此间的隔阂就越少，这又进一步促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使偏见进一步减少。牛津大学教授迈尔斯·惠斯登在他的系列研究中发现，在城市社区中，“民族融合程度越高的地方，种族偏见的程度就会越低”。20世纪上半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族隔离与种族隔离程度要低于巴西、智利或是墨西哥等国的首都，足球在此功不可没。

人们能一起玩耍踢球，所以才能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当然，游戏并非灵丹妙药，无法将偏见消除得一干二净。[18]和其他地方一样，尽管有足球，但仇外情绪并没有远离阿根廷。[19]虽然如此，在对待外来者的问题上，现代阿根廷还是表现出了极高的宽容性和包容度，堪居世界前列。

至于阿根廷的犹太人口，据多数估计，已经超过20万。在本书创作过程中，阿根廷的犹太人口已经和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持平。[20]

2014年，天主教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在世界几大主要宗教的信徒中发起了一场足球比赛。他们当中有犹太教徒、基督徒、佛教徒，还有笃信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教皇想让他们相互间一争高低。

为什么？

为了慈善。要知道，弗朗西斯教皇是阿根廷人。他热爱足球，一心希望世界各地主流宗教的信徒们都能大力支持足球，希望通过他们的经济援助进一步推动足球事业的发展。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他曾亲眼见证过足球对于促进人们和谐相处所发挥的积极影响。

“今晚的比赛将会……让我们思考足球以及体育对于普世价值观的影响——比如忠诚、分享、接纳、对话，以及彼此间的信任。”教皇说，“这涉及人与人的紧密联结，与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皆无关系。”[21]

谈到攻击性，还记得“武当派”吗？9个曾经浪迹街头热情奔放的好汉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同一个集体的成员。当罗伯特·迪格斯让他们展开一次说唱对决时，他看出了这些人的实力——既拥有足够多的创造力，也拥有足够强的破坏力。细想起来，迪格斯推行的这种内部竞争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让原本互为对手的瑞空和鬼脸煞星组成了搭档。奇迹在圈子内发生了。“武当派”排除万难，终于成就了自己。

再来回想一下以消除恐惧为目的的即兴喜剧——正是它，让“魅力艺术”公司那些精通电脑的客户找到了自信。在参与滑稽表演的过程中，羞涩的男子们平生头一次将陌生人接纳为自己人，而不是将他们看作令人生畏的外来者。

在《魔兽世界》的战队中，纳迪博士及其队友都认为自己是和浑身发着蓝绿色幽光的水怪在作战。但其实，他们是在进行跨阶层、跨地域的合作。这在（比如说）联合国大会上是鲜有的现象。没有人需要签订协议。通过与不同的人一起玩游戏，战队成员之间的差异被自然而然地弥合了。

当阿根廷人开始一起踢足球，曾经令他们生畏的差异不再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当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开始崭露头角，当蒂亚戈·马拉多纳这样的球员变得举世闻名时，足球在阿根廷成了不同民族间进行对话的由头，无论这些民族外表看起来是多么不同。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的老朋友山下吉斯先生的那句口头禅——“水滴穿石”。我们所讲述的每一则故事都是在验证他的这一观点。瓦隆借助无数个小技巧稳住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团队。她营造的工作环境使得员工能够通过无数次凝心聚力的片刻共同打造一个“神奇的圈子”，借助这个圈子，他们变成了一支了不起的团队。在“魅力艺术”公司，当数百个积极而有趣的社交互动形成合力时，电脑高手们的社交技能终于有了改善，而且，据他们所言，不仅是在男女交往方面有所改善，而且在日常工作、人际关系以及合作共事方面都有所提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人们在足球场上相遇过成千上万次之后，他们也通过足球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

在上述例子中，原本不可能友好相处的群体最终却都在“可行区间”内取得了最大的进步。

当然，要想打造出一支创新团队，仅靠战胜恐惧、营造稳定而和谐的团队氛围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导致一支队伍无法发挥最大潜能的，有时并不是队员对于矛盾的极端恐惧，也不是队员之间的不协调状况，而是一切都进展得太过顺利。

或者我们姑且这样认为。

[1] 戴姆勒和克莱斯勒的员工之间并未发生冲突，所以他们以“组织沉默”的形式来逃避对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也不打算和人力资源部的鲍勃打个你死我活，尽管上一轮业绩评价中他让我们感到喘不过气。因此，我们都会选择躲着他。

[2] 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的研究指出，在信任度较低的组织中，员工请病假的比例要更高。

[3] 顺带说一句，当在键盘上敲下“我们都患有仇外症”这几个字时，我还是吓了一跳。在探索人类合作这个话题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论断来证明自己也是个仇外症患者。听到它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它是错的，我要把这句话彻底删去。但正是这第一反应，让我意识到它的确存在。在面对一个闻所未闻且让我感到不快的新概念时，我的本能反应正是逃避。因此，出于免做伪君子的考虑，我把这句话保留了下来。值得宽慰的是，我相信诸位的大脑也和我的一样，都被植入了这样一个“仇外”的装置。

[4] 当时，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陷入了被边缘化的境地，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其他大部分城市，犹太移民受到的排挤最为严重。

[5] 阿根廷人称自己是港口居民。

[6] Art of Charm，以讨论社交技能为主的播客。

[7] 请原谅我的措辞，但是我相信我的判断。

[8] 曝光一下：我差不多拥有16股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的股票，《魔兽世界》就是它的明星产品。早在学校时我就买下了这些股票。我为《星际争霸2》的推出感到兴奋。至于我玩《星际争霸2》的水平，暂时保密。

[9] 实际上有些细节是我虚构的。但相信各位读者能窥其一斑，知其全豹。恶魔海德斯的确很善变。

[10] 没玩过《魔兽世界》？各位的感觉我能理解，一定就像我听别人谈论大学足球队时的感觉一样。

[11] 动视暴雪在2014年发布公告，称其注册玩家已达到1亿，产生的游戏角色人数超过5亿。

[12] 重要通知：狐猴惯以聚团成伙的方式出没。

[13] 也不是因为美军有着通过视频游戏来招募军人的传统。至少在本文中，这不是主要因素。

[14] 我恐怕这也是——并非巧合——“魅力艺术”公司的培训师们在教授学员搭讪技巧时传授的一种经验。在完成杂志专栏文章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些自诩为搭讪高手的圆滑男子中，大部分人在刚开始约会时都缺乏自信，不敢表白。是肮脏的所谓“搭讪社团”把约会变成游戏，从而帮助这些人克服了被动心态。写作本书时，有关“搭讪”这一主题的最畅销图书的名字恰好就是《游戏》。

[15] 最具代表性的“足球达人”莫过于传奇式球星蒂亚戈·马拉多纳。孩童时期的马拉多纳曾不慎掉入过化粪池。在日后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表示那种令人作呕的感觉也是推动他不断向前的原动力。他和罗伯特·迪格斯一样，都曾身陷一池污水，同样凭借勇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6] 见《足球，犹太人，阿根廷的兴起》。

[17] 不管时局如何，足球运动从未在这个国家中断过。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并且首度登上了世界杯的冠军宝座。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正在严审一批政治犯。

[18] 对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某些球迷身上存在的痼疾——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以及足球流氓的做派，我极为敏感也极其厌恶。举例来说，有球迷认为，啦啦队在球场上表达对同性恋的厌恶，其实这只是一种足球传统，并没有影射现实之意。真是胆小鬼的说辞。有人认为足球场这个神奇的圈子已经将偏执和愚见彻底清除，对此我不敢苟同。希望我们不要让几个害群之马玷污了这个“神奇的圈子”。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球场外，爱与恨都不会消失。

[19] 社会标签生来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可能会说阿根廷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民族多样性”，而非“种族多样性”。事实上，这个国家之所以黑人人口占比极低，在一定程度上与总统巴托洛米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有关。1865年巴拉圭战役爆发后，巴托洛米把大批黑人男性派上前线当了炮灰。

[20] 一个有趣的现象：1960年，阿根廷的犹太人口超过了以色列。

[21] 历史上最早的和平协议也是借助游戏而签订的。当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交战方首领打算停战时，他们让双方人民和平地坐在一起，通过一系列游戏解决了争端。时至今日，这些游戏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那就是奥运会。在体育游戏中，奥运会也许拥有最悠久的可考历史，但实际上，早在公元前7世纪，不同社团之间就已开始通过体育游戏来彼此交好。很多考古学家还认为，法国拉斯科洞窟里的壁画描绘的正是人们在举办节日盛会时进行的短跑和摔跤比赛，而那应该发生在17 000年以前。至少从石器时代开始，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就已经在城邦之间、社区之间以及学校之间扮演起纽带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