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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让布宜诺斯艾利斯陷于一种紧张的氛围。

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依傍在美丽的拉布拉塔河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1870—1910年的40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从20万猛增到了150万。新增人口中大多数并不是阿根廷本国血统，而是来自意大利、德国、匈牙利、俄罗斯以及其他几百个不同地区的移民。

当阿根廷在1880年成为独立国家时，其国土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人口却仅是伦敦的1/5。政府希望更多的移民能迁入阿根廷，以达到开垦耕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等目的。因此，在19世纪末，阿根廷政府向欧洲各国提供了13万张免费船票，请他们横跨大西洋来此定居。第一批抵达的移民对阿根廷的一切交口称赞，于是，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乘着船来到了这里。

很快，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却肮脏无序的大都市。与其他一些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纽约和圣保罗——一样，每一批新移民的涌入都会为城市多增加一份摩擦。移民们骄傲地说着自己的母语，对本地人所讲的西班牙语不屑一顾。不同民族之间的小型冲突开始增多。伴随着每一拨新移民的到来和每一块新区域的出现，恐慌之情也在原有的居民中蔓延，他们担心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会土崩瓦解。

第一批犹太移民抵达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于这些非基督教教徒的到来，阿根廷人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们看不懂犹太人的行为方式，也不理解他们为何如此。而在政府层面，执政者们不希望让犹太人拥有土地。这些犹太人离开东欧的故土时，心中期盼的是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到这儿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被划归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区。截至1910年，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口已高达68 000人。

当时的报刊标题将本地人的恐慌展现得一览无余。18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发出了这样的质问，“我们要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吗？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人数已经在人口榜上位列第三，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的口岸。”

犹太人被成功地阻截在了优质社区和公民权利之外。他们成了被谩骂和被攻击的对象，有时还会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在众多当地人宣扬“真正的阿根廷人”——高卓人（拉丁美洲民族之一）的神话的过程中，这种紧张情绪被进一步激发了。高卓人是一支男子气概十足、爱国情结强烈、驰骋于马背上的民族，被誉为阿根廷的象征。他们出生在南美洲的大草原上，在那里生活、成长。在人们心中，一个阿根廷人若是没有一点点高卓人的血性，那就不是真正的阿根廷人。

受惯了迫害的犹太民族此时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犹太身份融入阿根廷的文化，要么放弃眼前这份远离迫害的生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与高卓人的品性格格不入。他们迟疑了，我们会被赶出去吗？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见证了由差异而激发出的伟大合作，也了解到重大进步往往源于认知摩擦。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言，鉴于认知摩擦容易使人们产生紧张感，因而许多团队往往没有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在这一章中，我希望能就此进行深入分析，看看如何才能减少人们的恐惧，让人们不要因恐惧而疏远彼此或是耽误正事；看看该如何对待那些貌似紧张却蕴含极大潜能的关系，以便它们能够进入足以缔造奇迹的区间。

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采取的“交换立场式”辩论策略是一个了不起的做法，它使得二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建设性意见的源泉。交换立场，交换观点，这让他们不会带着个人情绪去做些出格的举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策略并无助于将这个城市改造成一个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和谐共生的地方，前者心存恐慌，而后者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武当派”成员擅长应对矛盾，因为他们生活并成长的地方是纽约市最破败的贫民区，所以他们愿意来迪格斯手下一较高低，愿意一起做音乐。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移民和阿拉伯移民可没那么同心协力，他们不会联起手来与阿根廷本地人就社区事务进行慷慨激昂的论辩。所以，这个城市遭遇了大部分移民城市都曾遇到的困境：人们逐渐自成一派，只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生活往来，将与不同民族的交流缩小到了尽可能小的范围。

管理一座城市——或是规模不一的各类社区——需要涉及大量的团队协作。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增多时，经济也会随之发展。当大家形成“人人有责”的意识时，城市治安会改善，卫生状况亦会有提升。要确保人们丰衣足食、生活安定、居者有其屋，这不是市长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

人类最初之所以能开展合作，正是受到这一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人类大脑能够解读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甚至能够解读语言本身，这种能力是进化的产物，在进化的作用下，智人变成了这个星球的主宰。正因如此，看似弱小，但善于合作的人类才能成功地将长毛猛犸象和大犰狳送上灭绝之路。在食肉动物面前，人类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而且还能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在这个消灭了剑齿虎的星球上，人类很快又有了新的敌人：那些与自己不同的族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是求生的本能让人类携起手来并肩战斗，而这一刻，同样的求生本能又让他们兵戈相向。我们固然可以信任自己的部族同胞，相信他们不会为了一块长毛猛犸象的象肉而将我们杀死在梦中，但是我们会担心其他部族的成员干出这样的事。在面对外表不同、言谈举止也不同的外来者时，我们的大脑很容易将对方预设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团体心理”。为了在潜在威胁到来时尽可能快地做出反应，我们健康人的大脑会自动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安全的“内团体”（比如我们的部族同胞，或是与我们拥有相似特性，让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信任、去帮助的那些人）。另一类是可疑的“外团体”，也就是“内团体”以外的其他所有人。

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我们的大脑构造的确能履行以上功能。负责这些功能的区域叫作杏仁核，它是一对椭圆形的结块，位于大脑中央，负责帮助我们识别潜在风险，激活我们体内的一系列自动反应装置，使我们在危险真的到来时能够做出进攻或是逃跑等动作。

它的工作机制是这样的：假设你正在街上走，一辆小型货车突然驶离行车道朝你冲过来，此刻，你的大脑认定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以飞快的速度冲你而来的庞然大物对你构成了威胁，杏仁核警报因此拉响，数不清的化学反应继而产生。大脑会分泌出大量谷氨酸，它让你呆若木鸡，让你全身紧绷。谷氨酸会向下丘脑发出信号，而下丘脑的反应会引起肾上腺素的大量分泌。它会使你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而加速的心跳和升高的血压会促使你做出要么跑要么打的反应。（你要是个聪明人，就不会在这种情形下选择打。）

大脑是个神奇的器官，危险来临时，它能让你在瞬间做好应对准备。

这种因恐惧而生的本能反应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件好事，比如在史前部落交战之时，或是在小型货车失控之际。但放在现代社会中，当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它却只会起到消极作用。当我们遇到与自己长相不同、说话和行为方式也不同的一群人时，即便相互并没有产生冲突，大脑中的杏仁核也会引发相同的连锁反应。

神经系统在我们遭遇陌生的人或者陌生的事时出现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很难被人为控制。它会在我们与陌生人尚未开始合作时就制造出一种紧张感。若是将理性因素放在一边，那么当外团体成员进入我们的地盘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避而不见或是干脆让他们消失。[1][2]

科学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功能正常，那我们就会对“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希腊文里，这叫仇外症（xenophobia）。[3]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毕竟这个世界广博而辽阔，人类完全可以与彼此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老死不相往来。但那是在穴居时代，人们还不知道何为星巴克，还不知道一个三流的星巴克会远远好过一个一流的洞穴。农耕文明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将会以极其相近的距离共生在这个星球上。

届时，曾经为我们的生存立下大功的杏仁核以及内团体心理将不再具备以往的功用。我们的生活将被外团体成员包围，不仅如此，为了自身发展，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都更需要他们带来的多样化认知。

让我们将思路拉回到20世纪初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看到各个国家的异族接连不断地涌入时，这里的公民开始恐慌了。该如何应对？

一种可能是，当地人故意忽略犹太移民的存在。他们限定犹太移民的活动范围，不许他们参与公共事务。但假如犹太人的人数大幅度增加，那该怎么办？假如犹太人也想在市政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想在雷卡莱塔区拥有一套住房，那又该怎么办？长此以往，冲突迟早会爆发。

另一种可能是，当地人听从自己的本能，去镇压消灭那些移民。他们可以把对方打到趴下，可以剥夺对方的一切权利，甚至是杀死对方，就像数年后阿道夫·希特勒政权在欧洲犯下的暴行一样。

最理想的对策，无疑是让双方建立起互信。这需要他们做到以下两条中的任意一条。（1）用意志去遏制本能——那将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对抗；（2）想办法将这些外来者变成他们内团体中的一员。

当然，在1910年，人们还不知道何为“内团体”。

在世界历史中，只有一个国家在接收移民的数量上超出了阿根廷，那就是美国。从很多方面来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与纽约曼哈顿移民帮派之间的紧张状态如出一辙。最初，对外来犹太移民[4]的打压甚至危及了整个城市的稳定。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在欧洲各地，无数犹太人被压迫、被杀害。在美国，犹太人也被限制居住在隔离定居点。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反犹主义的呼声却日渐式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除去现在的以色列——唯一一个全方位接纳犹太人的地方。阿根廷的首都因其彰显的世界性文化而声名远扬。港口居民[5]对移民抱有的恐惧心理，以及他们因仇恨异族而实施犯罪——目标就是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概率在全世界均属最低。阿根廷人缔造了一种人格身份，使得外来移民都变成了他们的“内团体”成员。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为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三则有关电脑发烧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