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面对面接触

面对面接触依然很重要

人口极为密集的城市中心使我们好奇不已：为什么所有这些人如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1]一般而言，人口的稠密状态会让经济学家不解，因为这会造成如此多与之相关的不便，包括拥堵成本和其他负外部性。密集的办公区、美术馆集群、各种夜生活区全都是互动持续不断地控制我们的表现形式。这不可能是因为运输费用，因为运输费用已经大幅下降。香港或曼哈顿对于密集发展模式的偏好，或巴黎和伦敦那种古老加密集加美丽城市的模式，似乎都无法解释发展，因为正如我在第五章所说，能够给人们提供愉悦生活和美感的建设环境多种多样。

确实，许多美术馆聚集在一起使艺术爱好者节省了搜索成本和时间，一个下午就可以参观其中许多地方，而时代广场附近的餐厅集群可以视为剧院集群的中转站。但它的作用远超过集群。虽然更加有效的电子通信方式得到了发展，但是经济还是为人们彼此会面留出了巨大的资源空间（Leamer and Storper,2001）。在过去25年中，长途商务旅行的增长速度超过贸易和产出（Hall,1998）。鉴于旅行的金钱和机会成本，无论是在本地还是长途跋涉，那些经济行为人依然要彼此会面，这一定有其强大的理由。

除了节省信息交换的成本，或寻找最好的电影或餐馆之外，人们密集集聚还有其他的特性。正如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讨论的，坚持城市化和本地化的做法背后，应该有三种主要的力量：企业之间的往来联系，包括进入市场；工人的聚集；本地化的相互作用，主要是在高技能型人才之间。所有这些力量的基础是促成交易、评估和关系调整，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而所有这些目的的达成都强烈依赖于面对面接触。因此，如果不是基于面对面接触，对这些机制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面对面接触的具体特性

表11.1列出了面对面接触的四个主要特性：一种高效的沟通技术；使行动者共同投入，从而减少激励问题；能够筛选代理人；激发人们的努力。

表11.1 面对面接触

作为沟通技术的面对面接触

表11.1的第一行是作为沟通技术的面对面优势，特别是当传播的大量信息无法标准化时的优势。如第九章指出的，规范化的信息具有稳定的意义，无论是语言、数学还是视觉信息，都与其所在的符号系统有确定的相关性。这种信息的转移成本比较低，因为其依托的符号系统可以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广泛传播，大幅降低单一信息的边际成本。获取这个符号系统（由于语言、数学技能等原因）可能很昂贵或很缓慢，建立这个传输系统可能也是如此，但使用它来传达信息的成本也很低。因此，标准化信息的传输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因为一旦获取了基础设施的使用权，新用户就可以加入，从而利用整个网络。

相比之下，非标准化信息与其所在符号系统的联系比较松散。这包括许多基于单词的语言表达（话语和语言之间的著名区别），或者特别是所谓的“复杂论述”（complex discours）（Searle,1969）。例如，一个人在不了解一种语言隐喻的情况下就能够掌握其语法和句法。对某些用数学表达的信息以及大量视觉信息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信息不标准，要想做到信息的成功传输，仅仅获取符号系统或具有物理基础设施是不够的。非标准化信息的传输可能只有有限的网络外部性，因为消息传输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主要为某对特定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建立的基础设施。格瑞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73）提到了默会知识的类比质量，即个体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需要对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做某种对比处理，因为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只有在相互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认识和理解。

面对面接触带来了其他沟通形式不可能达到的深层和快速反馈，从而提供了复杂情形下高效的交易技术。组织理论家尼汀·诺瑞亚和罗伯特·埃克尔斯（Nit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1992，第292页）指出，“相对于通过电子媒介的交流，面对面互动的结构提供了一种不寻常的中断、修复、反馈和学习的能力。与那些大体上可称为序贯互动的互动方式相比，面对面互动使两个人可以同时发送和传递消息。在面对面互动中才有的中断、反馈和修复的循环如此之快，几乎是瞬时的”。

这与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Erving Goffman,1982）:“一个说话者在他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反应，可以随时调整以得到不同的反应。”

但面对面互动之所以成为一种优越的沟通技术，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信息的非标准化。面对面环境下的沟通是同时在许多层面上的沟通：言语、身体、上下文、有意引导和即兴发挥。这种多维沟通对于传递复杂的默会知识来说至关重要。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创造力是同时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信息的结果，不仅包括标准的演绎方式，也包括类比、隐喻和对比的方法（Bateson,1973;Csikszentmihalyi,1997）。这些不同的沟通方式会带来不能通过严格的线性感知和推理带来的关系。雅各布斯（Jacobs,1969）所说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带来的全部好处，包括能偶遇名人等城市现象在内，只有通过这些多层次的沟通才能实现。语言学家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69）和约翰·奥斯汀（J.L.Austin,1962）也强调了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是行为，而面对面的对话是具有社会创造性的复杂活动。同理，戈夫曼（Goffman,1959）和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87）等社会学家表明，来自共同在场的互动就好比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其中的视觉和身体线索对于了解“说的”内容以及话语本身至少同等重要。

关系中的信任与激励

表11.1的第二行是指共同在场降低经济关系风险的方式。默会知识往往使一个行为人无法确定其他行为人的意思表达和意图，因此有可能导致一方搭另一方的便车或操纵另一方。有时可提高信息本身的透明度、清晰度，或者可验证程度，可以降低这些道德风险。但是，当这样做不可行时，就需要利益双方建立一种关系。建立足以接触彼此的近距离关系，会产生视觉上的交流和情感上的亲近，而这正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

例如，当代知识经济涉及许多项目，这些项目中的许多个体需要聚在一起获取和交换信息。这类项目的后期，即撰写报告、执行交易或是做出投资，通常会涉及标准化信息。早期阶段，信息才是更加不确定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好想法吗？应该遵循这种方法还是另一种方法？回答这些问题要求项目中的合作伙伴进行研究并分享他们的答案。通常这种研究的投入和产出都无法预见。因此，合作伙伴可能会认真对项目进行研究或干脆坐享其成，希望合作者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最容易观察和解读合作伙伴的行为。知道另一个行为人的意图使我们能够解析他们向我们表达的内容的实际含义（Husserl,1968）。人类能够有效地感知彼此的非语言信息，特别是情感、合作和信任方面的信息。帕特南（Putnam,2000，第175页）指出，“看来，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现谎言的非言语符号的能力为人类提供了显著的生存优势”。心理学家阿尔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1981,ⅲ）指出，“我们的面部表情和声音表情、姿势、动作和手势”至关重要；当我们说的话与“这些非语言信息中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一致时，别人就会不信我们的话，他们几乎完全依据我们的行动做出判断”。

面对面接触有助于培养信任。信任取决于声誉效应或交易各方之间能够创造低成本执行机会的多层关系（Gambetta,1988;Lorentzen,1992）。信任也源于为建立关系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努力。这些都是沉没成本，增加这些付出意味着愿意建立一种长期关系；没有第二次约会，第一次约会就没有价值。然而，要建立关系，成本必须是实质性和透明的。矛盾的是，高效的电子邮件竟能破坏信息的价值。电子邮件大大降低了发送消息的成本，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接收信息的成本，但多数情况下其成本不透明。回执只意味着收件人已经打开了邮件，但发送者不能确定收件人对接收内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和环境相关的复杂信息来说，媒介就是信息。而直接的面对面接触是验证他人意图最强有力的媒介。

筛选和社会化

虽然面对面接触是一种高效的互动技术，但成本很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十分耗费时间。我们没有奢侈到能够与全世界的人面对面接触，所以我们需要筛选出我们想与之互动的人。如何识别出这样的人？一种是正式的筛选程序，如考试和认证。另一种是发展非正式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建立起有关成员技能的共享知识储备。

但是这种类型的社会和专业网络常常需要（尽管不总是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它们需要以个体失去自己的匿名性为基础；该群体的成员不断地对彼此进行判断，并相互分享判断结果。在一些国际化的职业中，如学术界，并不总是需要同时在场（colocation），但是肯定要在各种会议中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强化。在其他活动中，这些信息网络只能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得到维护。在时尚、公共关系和许多艺术（包括电影、电视、广播）领域，在顶部有一些国际网络，但是在网络中间地带，都是高度本地化且变化迅速的网络，而且那些网络成员使用的信息高度依赖于环境。在金融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中，本地网络与远程接触系统相互交叠。在几乎所有与政商关系相关的事务中，网络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性和区域色彩。

网络成员和潜在合作伙伴的筛选相当复杂，因为合作伙伴最有价值的地方大多与他们的默会知识相关，这些默会知识的含义高度依赖于文化和环境（Lakoff and Johnson,1980）。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66，第4页）认为，默会知识和隐喻知识深深嵌入特定的环境中。因此，潜在合作伙伴需要相互了解，或有广泛的共同背景。他们学着分享那些表明他们有一定判断标准的“准则”，这反过来又向他人表明他们属于同一社交圈（Coleman,1990）。^[2]这给了他们成为圈内人的手段。社会化的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面对面接触，这些接触发生在家庭、学校以及一个人所在群体和工作场所的社会环境中。

请注意，在经济过程中面对面接触在两个时间尺度上起到了筛选作用：从长期看，通过人的社会化；就短期而言，通过允许潜在的合作者在专业团体和网络中评估其他人的表现。

“冲动”：面对面接触带来的动力

表11.1的最后一行显示了面对面接触产生的激励效应的另一个维度，它超越了口头或视觉交流。面对面沟通的丰富性和力量并不仅仅来自它使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面孔，然后通过这种视觉接触发现有意和无意的信息。根据戈夫曼的观点（Goffman,1959），面对面沟通是一种表演（performance），即信息生产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更有效的交流手段。在这种表演中，话语、意图、角色扮演和特定的环境都是为了提高可传输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汇集在了一起。此外，表演可以激发模仿和竞争，进而提高人们的努力程度。心理学家表明，寻求快乐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某些快乐与地位和职位的自豪感有关：我们模仿别人，努力比别人做得更好，并从成功中获得快乐。当我们做出努力，并走向成功之路时，就会产生一种生理冲动（rush），推动我们前进。但是，所有的快乐会随着它融合到之前的“正常”状态后很快消逝，只有再次改变这种状态，才能再次找到快乐；因此人们必须不断地寻求这种地位和职位自豪感（Scitovsky,1976）。面对面接触提供了最能体现这种愿望的最强信号，并能产生推动我们做出更大更好努力的冲动。因此，即使今天有先进的计算机可以用来监控员工的表现，工作场所并没有因此消失，而面对面接触基本上发生在工作场所。不仅是因为这样更容易监督在场的员工；也正是因为员工出现在工作场所本身就是一种动力（Kahneman、Diener and Schwartz,1998）。

人们面对面接触的原因：两种模型

认识到面对面接触的这些基本特性，我们可以明白面对面接触如何提高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协调性。我现在可以描述一下斯托珀尔和维纳布尔斯（Storper and Venables,2004）就面对面接触构建的两个模型。非专业读者可能想略过这一部分。在第一个模型中，面对面接触克服了工作伙伴关系形成中的激励问题；在第二个模型中，允许行为人评估他人的素质，并导致内部小群体的形成，从而支持更有效的伙伴关系和动力增强。这两个模型都表明，面对面接触提高了生产率。

在第一个模型中，假设两个人正在考虑开展一个联合项目，但他们不确定项目的最终价值或质量。一开始，他们知道的就是这个项目要么好，会得到最终的回报A；要么坏，回报为零；他们都赋予该项目相同的先验概率p。我们可以对他们之间的博弈构建一个两阶段的模型。第一个阶段与获取项目质量的信息有关，第二个阶段涉及信息共享，决定是否开始该项目，以及项目的实施。

在第一阶段，两人各自进行独立研究，并获得该项目是好还是坏的信号。由博弈者I获得的信号可能是有利的，用g_i表示，也可能是不利的，用b_i表示。然而，他们得到的信号并不准确；一个好的项目可能会发出一个坏信号，反之亦然。通过付出努力，用e_i表示，每个博弈者（I=1,2）可以提高接收的信号质量。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两个博弈者都如实将自己获得的信号告诉对方。^[3]使用标准的贝叶斯（Bayesian）技术，博弈双方将获得的信息结合起来估计项目为好的概率；获得的好信号越多，提高信号质量花费的努力越多，这种概率就越高。然后双方决定是否要继续该项目。如果项目被证明是好的，则继续进行的成本为C，收益回报为A，否则为零；我们假设Ap=C，那么（在研究之前）项目预期盈利为零。

个人面临的激励和均衡结果如图11.1所示。纵轴和横轴表示两个博弈者的努力水平，OA和OB两条线将空间划分成三个区域。如果处于OA和OB两条线之间，两个博弈者的努力水平足以使双方在第二阶段选择继续该项目，条件是他们都获得了项目良好的信号，{g₁,g₂}。然而，如果处在OB线之下的区域，说明相对博弈者2来说，博弈者1投入的努力太少（因此，1的信号很不可靠），如果博弈者2获取的是好信号，1获取的是坏信号{g₁,b₂}，他们也会继续。同样，处于OA线之上的区域，他们获取的信号也是{g₁,b₂}，同样会继续。标记为EU₁的曲线是博弈者1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向右延伸就会与OA和OB两条线相交。粗实线e₁=R₁（e₂）标出的是对博弈者1来说，对于每个努力水平e₂的最优响应函数。我们看到，如果e₂为低水平，那么博弈者1会忽略博弈者2的信号，并持续投入一定量的努力（在OA线左侧的区域）。相反，如果e₂的水平足够高，博弈者1会搭便车，投入零努力（在OB线下面的区域）。如果e₂处于中等水平，博弈者1会减少投入正的努力水平，同时e₂减少。粗实线标出的是博弈者1对博弈者2的努力水平的最优响应，而粗虚线（它们在45°线周围的映像）表示的是博弈者2对博弈者1努力水平的最优响应。

如图11.1所示，该博弈有三个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s），标记为E_S、E₁和E₂, 在这两个博弈者的最优反应函数相交的时候出现。E_S是对称的，说明两个博弈者投入的努力相同。E₁和E₂分别代表博弈者1（或博弈者2）的努力为零时达到的均衡；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另一方的努力达到了图中所示的水平，便达到了非公开的最优结果。这种搭便车的做法意味着几乎没有获取信息，如果在这两种均衡下开展的项目比E_S情况下的项目多，则项目的失败率就越大，总收益越低。^[4]

图11.1 信息获取与共享博弈中的均衡

多重均衡体现出此类项目中博弈者搭便车的激励。面对面接触如何才能减少搭便车。选择出对称平衡？面对面接触，即两个博弈者的会面，可以起到两种不同的作用。首先，两个博弈者在博弈开始前的会面可以使他们在这个均衡上进行协调。见面却保持不付出努力的决心，这非常困难。困难的部分原因是见面这种方式与生俱来的共时性，即两个博弈者同时处于一种谁都不可能做到不投入任何努力的情景中；还有部分原因是面对面接触的心理作用，博弈者都希望得到他人的高度尊重，而形成这种尊重只可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冲突。因此，在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就很难让其中一方保持零投入、完全依靠对方而自己坐享其成的立场。

面对面接触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来源于直接会面是一种相对昂贵的信息交换形式。假设两个博弈者只能通过会面交换信息。出席会面存在真正的成本，而且关键的是，每个博弈者都是以自己的信息为基础做出是否参加会面的决定；只有会面时才能做到信息共享并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该项目。相对于无成本的信息共享，会面如何能改变情景呢？如果会面的成本足够高，那么没有做任何研究的博弈者（以及接收到信号的博弈者）就会觉得不值得参加会面。因此，什么都不做不再是私下有利可图的；每个博弈者都必须付出成本（出席会面的成本）才能获得合作伙伴的信息，如果有初始信息就不值得付出这种成本。

在图11.1中，每个博弈者的无差异曲线的形状都有变化。关键是，低于OB这条线时，如果他们得到的是坏信号，对于博弈者1来说就不再值得出席会面。在这种情况下，与OB上面的区域相比，OB下面的区域减少了EU₁，从项目中分享盈余的前景就不复存在。EU₁无差异曲线形状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最优响应函数R（e₂）从a点向右扩展。如果再延伸到一定程度，点E₁（E₂也一样）就不再是均衡。两个最优响应函数现在只有一个交点E_s，此时这两个博弈者都有正的努力水平。因此，会面将这组均衡减至唯一均衡，在这一均衡上博弈双方都会做出努力。

这一分析虽然高度格式化了，但是分析了会面可能具有的两种不同作用。一是作为一种预先沟通形式为达到某个可能的均衡进行协调。二是提高了搭便车的成本，一个不付出努力的博弈者会觉得不值得参加会面，因此也就不能从项目中获得正回报。^[5]

内部群体的形成：成为圈内人

潜在合作伙伴的预先筛选或社会化，在某些环境下，可以通过正式的认证和制度化的筛选机制，如专业考试来实现。然而，在另一些环境下，特别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能力很难评估，而考核标准也做不到规范化和制度化，这种正式的技术手段可能不起作用。相反，那些非正式网络（处于圈内或团体内部）可能会作为替代的筛选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考虑第七章和第八章的例子，即以是否属于以色列8200部队可以筛选出进入该国高技术创业网络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的信息基础是什么？如果对个体的能力或努力无法做到事先筛选和证明，某个群体就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当然不一定是免费的。然而，一旦进入，成员就不再是匿名的，大家都知道群体中有谁，成员之间会看到彼此的表现。此信息会用于维护群体的质量。最简单的情况下，失败的记录会被用作开除出群体的基本条件。因此，群体成员彼此间不断地判断和被判断，且非常清楚谁进入以及谁退出。

内部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如下方式运作：

•因为害怕被逐出群体，内部人士比外部人士工作更努力。

•这种努力对比较能干的人作用更大，因为加入团体的潜在收益更大，这会影响对该团体的进一步重新定义：能力高的人工作更努力，更容易成功，因此留在团体内的概率也更高。

•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团体，但进入是有成本的：也许是在一个更昂贵的城市工作的成本，或通过面对面接触与该群体建立初始联系需要花费的时间。这一固定成本因人而异。

•团体的初始成员中能力高者比能力低者比例更高。因此，入门成本起到了自我选择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能力差距。团体内部的人比外部人更努力。其结果是，随着失败概率的降低及团体规模的增大，内部团体中高能力的人的比例也得以提高。

因此，通过加入团体，能力高的人取得项目成功的概率更高，使他们更有可能在团体内生存。该团体的成员将（以其能力为条件）比外部人的收入更高，因为收入与（平均）素质比较高的人相匹配。该团体的成员也将比外人工作更努力；收入差异产生了留在团体内的动力，而努力工作提高了留下的概率。最后，虽然团体最初对所有人开放，但可能有入门成本，也许是以时间和精力的形式，这是大家认为加入团体值得投入的。即使不同能力的人付出相同成本，但是对能力较差的人来说，这个成本会有更大的阻吓作用，因为他们进入团体后的收入比较少。

在这个过程中谁会获益而谁又会受损呢？如果没有团体的存在，所有高能力的人都有相同的效用，所有能力低下者亦然。团体的存在造成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差别，对高能力的人来说，这种差别要比能力低下者更大，如果努力是内生的，而入门成本对最初选择进入团体的人有影响，这种差别就会更大。局外人是大输家，因为对团体成员的精挑细选迫使他们更难与之匹敌。从内部团体获益的人都是高能力的内部人士。

因此，面对面接触消除了匿名性，使人们彼此之间进行判断和被判断。如果你的失败被别人看到，那就有可能被标记为一个局外人，团体成员将不再寻求与你匹配。在许多活动中，这个概率参数的大小本质上与空间相关。在一个互不认识的匿名世界里，内部团体不可能形成。通过消除匿名性，面对面接触提高了人们有更高的概率逐步形成对他人能力的良好的迭代判断（iterative judgement）的概率。形成一个产生和共享这些信息的团体，提高了工人的匹配质量，也强化了个人的成功激励，并增加了团体成员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

远程呈现（telepresence）与面对面接触的未来

如今关于广义的远程呈现能否替代面对面接触有很多推测。^[6]远程呈现将可能替代某些常规的接触形式，并在时空上扩展通过面对面接触建立起来的关系。我们不能完全预测未来的远程呈现，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远程呈现技术的质量（可能会大大提高），也取决于社会和个人的学习使用。远程呈现的未来将是一个双向过程的结果，会在经济上产生一些复杂的新功能，这反过来又会在经济领域内增强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而能够在其他领域替代远程呈现（Charlot and Duranton,2006;Olson and Olson,2000）。这是我在第九章分析的单位交易成本较低、复杂性与贸易之间双向关系的又一个例子。

远程呈现这样的沟通技术可以在三个不同方面对分工产生影响：一是替代既有的工具，如远程呈现取代电话；二是补充既有的工具，如远程呈现增加了电子邮件的流量（因为远程呈现使互动会议成为可能，从而引发更多人使用电子邮件）；三是推动新事物的出现，如为更加流畅和计划外的社交网络提供便利。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已经产生了所有这些影响：随着电子邮件的出现，信息技术从简单地替代打字机和办公室内备忘录等，逐渐发展到秘书服务减少、自给自足的移动办公增加。表11.2从定性和定量角度评估了不同的沟通形式。为了简单起见，表11.2中只描述了成功实现沟通的情况，以及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互动手段。

第一列是交通灯的使用情况。这是一个复杂度低的窄带工具。消息发送程序设定交通灯从红到绿的变化，当信号由红变绿时，对接收者来说这个信号既清晰又简单。沟通是同步的，因为如果那一刻没有人在路口等待灯光的改变，信号就浪费了。

在第二列中，传统的邮政信件体现了异步沟通，因为发送者知道接收方过一段时间才会得到信息。一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可大可小，完全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需要相关。然而，它的异步形式限制了可传输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表11.2 沟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

第三列是“一对多”的同步传播。虽然有许多异步传播形式，比如电视，但是教授的同步讲座与面对面交流一样，会包含非语言的线索和信任。因此，讲座者可以评估参与者的专注度和参与程度，而听众目睹的是一个包含对大量口头、身体和人际线索进行并行处理的现场表现。最后一列是讨论项目或对某个想法进行集思广益的直接会面形式。

表11.3扩展了这一推理，详细列出了这四种类型的沟通形式与分工的变化和任务性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假设条件是远程呈现质量高、成本低、无处不在且得到广泛使用。

远程呈现通过替代、互补以及涌现效应（emergence effects）为分工的改变和新任务的创造开辟了可能性。替代包括被远程呈现部分取代的信件、演讲和会面方式。至于互补性，我们可以想象，人们通过远程呈现“看到”某人以后受到激发写信，或通过远程呈现参加某个讲座，然后寻求直接会面。对于仍在现有系统的逻辑和功能内的分工，远程呈现的涌现效应可能包括异步视频信（视频点播）；或者对“一对多”的讲座这种沟通形式来说，某些同步和异步远程呈现的结合，使多媒体传播出现了新的种类。至于和会面相结合的远程呈现带来的“内部涌现”效应，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进一步分拆的直接会面，例如，会面前和会面后的阶段，这样可能会完善面对面接触，提高效率，也给“实时的面对面”时刻添加意义和新准则。这一分析加上第九章的分析一起有力地说明了远程呈现并不会消除大量面对面互动的必要性。但是，与之前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创新一样，它会改变远近互动的边界（Miller and Storper,2008）。

表11.3 远程呈现对沟通的影响

影响力

面对面接触是一种高效的沟通技术；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克服协调和激励问题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化的关键要素，反过来又使人们能成为内部团体成员的候选人以及留在团体内；是心理动力的直接来源。这些特点的结合和超可加性效应就是影响力（buzz）。雅各布斯（1969）就提到过这些不同的互联网络，高度动态的意外接触系统，她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城市的多样性对某些种类的经济创新非常重要，因为意外和偶然的互联网络联系具有很多特定的优势。

影响力的例子不胜枚举。设计、娱乐和广告业在它们的内容开发上有强烈的交叉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像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等地方会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原因（Pratt,2002;Scott,2005）。对精英的社会化以及精英联合项目的协调来说，高等教育、金融和政府可以强有力地将创意和联系网络连接起来。协同定位对这些过程尤其重要，因为它通过给新人创造便利条件，降低相关圈子内部人士的评估成本，为新思想和人才进入现有活动提供了低成本途径。相比于没有协同定位的情况，新关系的建立也因此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而且更有效。许多有影响力的城市今天仍然具有这样的力量，因为这些地方前所未有地通过面对面接触的方式解决了现代经济中关键的协调问题。

悖论的是，有影响力的城市往往是那些我们认为与全球化最密切相关的城市，因为它们是高度发达的国际商业和文化网络的重要节点，具有高水平的国际往来和会面活动，也是高技能与低技能移民高度集中的地方。它们往往还有许多跨国企业。国际业务要达到最高水平还需要与当地政府和政治网络有紧密联系以便高效地运作。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似乎也有最本地化的影响力。

如何培育影响力

在思考如何使城市成功发展的新近政策时，各城市的领导人，一直崇尚一个观点，即吸引高技能工人并增加他们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可以促进城市繁荣，这是他们从观察香港或伦敦中倒推出来的。我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了深入探讨了这些观点，我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颠倒了因果顺序：那些地区的发展壮大和繁荣是因为它们有吸引这类人的企业和岗位。但是，可以看出某些人强烈偏好以面对面接触的方式开展互动，并在更有可能出现偶然互动的地方定居，是相当合乎逻辑的。然而，要启动这一动态模式，各个企业必须先有最小阈值的协同定位，从而反过来产生又能提高面对面接触收益的人员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用“鸡”和“蛋”的关系做比喻的话，这个过程中的“鸡”就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中需求；而“蛋”就是互动、交易以及在互动中学习。

沿着这种思路，就存在一个学者找不到肯定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城市在经济上是可行的（Combes et al.,2009）？在那些比纽约或洛杉矶小很多的大都市区可以满足的水平上，大多数产业的规模经济都气数已尽。在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的发展集聚经济、技能储备和交通线路（transport links）不平衡和稀缺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圣保罗独霸一方就是实例。但发达国家经济体并非如此，它们最大的城市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持续可行而且还在发展。一些跨不同但相关行业的相关技能似乎形成了维持影响力的需求结构。了解影响力在连接不同城市经济的不同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许可以解释在一个沟通成本不断下降的世界中为什么大城市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

[1] 本章基于Storper and Venables（2004）的研究。感谢Tony Venables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份材料。

[2] 社会化的概念先于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筛选和选择等概念，因为它关注的是初始的行动能力和歧视是如何产生的，而不仅仅是这些能力的理性使用。关于群体身份认同经济学的模型，参见Akerlof and Kranton（2000）。

[3] 在博弈的这个阶段，博弈方没有动机隐藏其真实信息或付出努力获得信息。一个更丰富的模型可能会把项目盈余的份额与努力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博弈方有激励不如实披露信息。

[4] 这个博弈的结构类似于“小鸡游戏”，游戏中两个加利福尼亚的孩子彼此碰撞。谁坚持到最后不倒谁是赢家。

[5] 请注意，这种会面是要实现信息共享，而不是做集体决策。在后者的情况下，Osborne等人（2000）认为，因为会面次数少，会面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决策的质量。

[6] 本部分借鉴了Miller and Storper（2008）的研究。